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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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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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讀班雅明〈譯者使命〉:觀看字在中英翻譯裡的「逾命」
    (2017) 鄭惠芬; Cheng, Hui-Fen
    在翻譯學的研究領域裡,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譯者使命〉(“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是學者相當喜歡引用的文章之一。然而,學者在論及這篇翻譯「理論」時,特別是在中英文世界裡,大多是以文中的幾個關鍵字如”afterlife”、「來生」、「碎片」、「純語言」、「可譯性」等單獨的概念進行其各自的闡述,反觀各種中英譯本,各譯本間在論述邏輯的呈現上更有著極大的差異,甚或矛盾。有鑑於此,本文乃試圖從哲學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話性出發,期望能藉著班雅明的其他文章發現到文章中彼此關聯的互文性,並藉此拓展視閾,以便更深刻地了解班雅明在〈譯者〉所欲展現的觀點。藉著詳細分析班雅明早期的另一篇重要語言哲學書寫〈論語言之究竟及論人的語言〉(”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筆者發現到兩篇文章之間極為密切的互文關係,許多字句甚至有「繼續討論」的跡象。而班雅明對語言哲學一以貫之的關懷,以及將語言置於形上學與神學層次予以討論的特殊論述模式,更是兩者間最明顯的共通性。而在《德國悲悼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之中,班雅明更明確地表示,其與眾不同的學術書寫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創造性批評文體,目的即在揭露人認知的侷限,並藉此推翻因傳統的累積而漸趨腐化的既定概念。 以此反觀〈譯者〉一文的中英譯本,筆者發現到,班雅明貫穿在各個片段書寫中宛如紅線貫穿的語言哲學脈絡,以及生前即難以為其同時代學者所理解的實驗式文體,常因時代的落差而在譯介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被忽略。其中尤以1968年由漢娜‧鄂蘭主編的《啟迪》(Illuminations)中所收錄之宗恩(Harry Zohn)英譯本影響尤劇。為了更深刻地呈現這樣的忽略所產生的翻譯問題,本論文即以〈譯者〉與〈論語言〉兩者具有密切互文性的幾個關鍵哲學「概念字」,如:Erkenntnis(認知)、Mitteilung(傳達)、Sinn/Bedeutung(意涵/指涉)、Überleben/Fortleben(逾生/續命)、以及因自由與忠實之討論所衍生的Sinnwiedergabe/Wörtlichkeit(意涵再現/字譯)為代表,重新梳理〈譯者〉一文,並進而觀察這些字在宗恩譯本、後續再譯本、與中英評論中的流變。 在這樣的「字的鑽探」中,筆者觀察到眾多譯本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亦看到文字在原作與各譯作之間/之上/之外所共同展現的無盡「逾生」與「續命」。以此重讀〈譯者〉,每個字因對話之交互作用而展開其無窮無盡的生命,而這樣的鑽探過程亦在在證明班雅明在〈譯者〉中所賦予翻譯的哲學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