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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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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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尋舊中國:由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看翻譯的運作
    (2007) 林俊宏; Oscar Chun-hung Lin
    自九○年代起,翻譯學界興起「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逐漸由文字上的分析轉由以文化面向解釋。如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便表示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而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他提出翻譯過程有三大影響來源: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以及詩學觀(poetics)。本文以此文化翻譯研究途徑出發,研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以中國題材寫成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不同時空下的翻譯背景,並為譯本中所呈現的面貌提出可能的解釋。 本文主體分三個面向。在贊助者面向,探討出版歷史、贊助者造成的形象,以及各種準文本的意義。評論譯作時往往著重譯文本身,但譯作的包裝卻會影響整部作品的意義及形象,甚至與作者或譯者的原意都有所不同。同樣一部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的譯本,在不同時空下就有了不同的包裝模式,呈現出不同形象。在意識型態面向,由譯者背景及時代因素,討論各譯者如何還原翻譯心中的「中國」:高羅佩要塑造理想中國,陳來元要回歸傳統中國,而姜漢森與姜漢椿則是帶入了英文版的中國。而在詩學觀方面,則是先比較中西修辭的概念,探討西方修辭學在中國文本的應用,找出中西之間修辭的共同點,並點出翻譯是文本變化的動力。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高羅佩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翻譯過程中深受勒菲弗爾所提出的三項因素影響,各譯本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各有不同。隨著各中譯本的傳播而與讀者互動,譯作塑造的世界便在中文讀者心中成形,等到讀者完全接受之後,又有誰能說這不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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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大業」:由《天讎》看翻譯運作
    (2018) 林俊宏; Lin, Chun-hung Oscar
    本論文為一項台灣翻譯史的個案研究。透過回溯從 The Revenge of Heaven 到《天讎》的成書及翻譯歷史,將這項個案放回原先的歷史脈絡,討論這兩本書籍的社會成因。藉由討論《天讎》這一部曾為當年熱銷作品、但在台灣文學史上幾乎不可能提及的作品,期盼能將某些過去曾經發生、但未成為史實的事實也提升至史實的地位,讓我們回顧過去的觀點更為完整。 講述文化大革命當中個人經歷的 The Revenge of Heaven 一書,是透過紐約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主持的研究計劃,由倫敦夫人(Miriam London)執筆,將凌耿(假名,真名郭坤仁)所提供的中文底稿經李大陵翻譯,並參酌透過劉昆生、吳炳鍾等人協助的訪談口譯內容,於1972年在紐約由G.P Putnam’s Sons出版,是一部具備學術嚴謹研究方法的大眾讀物,希望讓讀者瞭解郭坤仁眼中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然而因為當時美國的政治局勢已經不再強調反共,讓這部著作的傳播及影響遠低於倫敦夫婦預期。 但與此同時,台灣經過1950年代的反共文學、1960年代的現代文學時期,雖然仍在戒嚴時期而有反共需求,但作家的重點並不在此主題;而面對1970年保釣、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上海公報》及台日斷交,反共題材有其市場、也有其政治需求。於是,曾創辦《婦女雜誌》、《綜合月刊》的張任飛策劃,交給已有合作經驗、也與倫敦教授熟識的丁廣馨、劉昆生兩人於加州翻譯,特地以香港為名目上的發行地點,希望擴大影響力。其中以丁廣馨為實際譯者,劉昆生從旁提供輔助,翻譯原則大致上就是依據原文信實翻譯,以準確、表達清楚易懂為重點,並由曾擔任郭坤仁底稿英譯的李大陵再次確認。這樣產出的中譯本《天讎》,經過張任飛對國民黨政府警總及文工會的兩面操作,於1972年8月初版,11月再版並開始在台銷售,在未確實獲准出版的狀況下熱賣據稱達六萬本,也曾由蔣經國多次推薦。然而,由於書中對共產黨的敘述為研究訪談所得的實際情形,並不如過去國民黨所敘述的那麼負面,讓國民黨擔心情況失控,而禁止再於台灣發行《天讎》。在不同的情境下,原文與譯文雖然內容上幾乎沒有不同,但有了完全不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