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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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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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王禎和小說中語言混雜與第三空間建構之研究(2024) 陳亭潔; CHEN, Ting-Chieh本文嘗試探索王禎和對於「真實的聲音」所求為何，藉由後殖民理論中的幾個觀點加以觀察。王禎和捕捉的「真實的聲音」首先透過語言的混雜展現。混雜在後殖民的理論中作為抵抗單一語言論述的手法並非少見，而擁有多重殖民經驗的臺灣在語言的摻搭混融，更是歷來創作者們不斷進行的嘗試。面對這種多音多語社會空間，王禎和藉由其對於空間感官的敏銳觀察，嘗試透過文字重新構築。有關王禎和小說語言的混雜手法，已多有論者討論過，本章試圖進一步細究其不同階段的作品中在書寫技巧上的細微差異，展開小說家創作過程中歷時性的觀察，從早期對於寫作技法的試探、語言混用的拿捏，到《美人圖》與《玫瑰玫瑰我愛你》則可見其對於書寫的實驗益發大膽，透過插入各種平面媒材（字體字型、排版、標點符號、圖片、歌譜⋯⋯），對於不同語言、不同媒材的混用，突破了書面文字原有的空間維度，不僅僅是對閱讀行為的擾亂，似乎更是反映了小說家創作時所身處的時空環境中的嘲雜與喧鬧，而小說家透過平面媒介不同體裁形式的摻搭作為刺激，帶給讀者喧鬧的經驗感受，到更後期的〈人生歌王〉、〈老鼠捧茶請人客〉甚至未完成的遺作《兩地相思》中，讀者可以發現，這幾篇小說似乎是離開了《美人圖》與《玫瑰玫瑰我愛你》中對於社會問題的指控，回到過去對於社會中的邊緣人物的關懷，然而透過史碧華克的提問，再一次的去思考小說中的人物與敘述者的關係，敘事者如何渡讓說故事的位置，作為接近從屬者發言的可能。又，小說家對於語言的敏銳與其身在的時空相互共鳴，形塑「第三空間」的可能，呼應空間理論中對於真實與想像的重構，展現後殖民理論中「超越」（beyond）的能動性，召喚一個讓異質並陳發聲、與權力抵抗協商，重設自身視野，到達「從未見識的空間」，成就其對於「真實聲音」的探究。Item 高行健《山海經傳》後神話現象研究(2024) 鄒若亞; Tsou, Jo-Ya本文以高行健《山海經傳》為研究對象，是第一部以現代戲劇方式表現《山海經》神話的作品，探討作者如何將上古神話材料進行串聯、改寫或演繹，以袁珂等神話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柢、為據，寄寓個人對時代環境、以古照今的感悟，將《山海經》神話以西方史詩的方式重新排列組合。首先，回顧中國神話研究歷程裡「神話與文學」、「為神話寫史」的論述系統，以及高行健的創作歷程和劇作特色，說明《山海經傳》的書寫動機、時代背景和創作意義；接著，分析《山海經傳》對《山海經》神話的依據和超越，以情節主幹「炎黃之戰」為中心，論述《山海經傳》對中國神話研究成果之依據和超越；最後，分析201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製作華麗搖滾音樂劇《山海經傳》，評述《山海經傳》從劇本搬上舞台的實踐問題，以及與原作精神之比較。Item 文化遺民視野下的世變與抒情──溥心畬詩詞研究(2024) 曹希文; Tsao, Hsi-Wen從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已能掌握溥心畬詩詞創作的基本面貌。本論文則欲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將溥心畬置於中國文學史的脈絡中，去探究溥心畬作為清末「傳統」社會的王孫，遭逢民初「現代」社會環境及其時代背景下的個人際遇，如何使他的作品展現出兼具時代性與個人性的特色及價值。溥心畬作為「現代情境下的文化遺民」，身處在中西文化頻繁較量與碰撞的清末民初時代，面對強勢的西學知識體系與白話文運動，以及固有審美與理想價值的動搖，古典詩詞的創作便成為一種「召喚」中國抒情傳統的姿態。在書寫的過程中，他展現出了一種覓求歷時性與共時性之集體認同的文化意識。故而，溥心畬詩詞作品中宛若脫離現代時空背景的古典語境，便是他藉中國抒情傳統的資源對抗異化、安頓身心的精神依據。因此，本文首先在第二章透過史實的角度，確立溥心畬作為「現代情境下的文化遺民」之定義。其後，分別在第三章與第四章，從兩個的面向探討溥心畬的詩詞作品。首先，第三章將探究溥心畬立身在新舊時空交涉的北京，來自傳統的學思養成如何影響他解讀新世界及其新人生；他筆下反覆藉以描寫北京的古典文化語碼，又如何受其時代遭遇與個人經驗的影響而有所轉化。本論文認為溥心畬的北京書寫將是一個經典的例子，呈現這位前朝王孫如何作為文化遺民面對民初鼎革後的現代情境。其次，第四章則欲探究傳統士人教育下琣養的思想與情感邏輯，如何成為溥心畬面對世變與亂離的依歸。本論文認為，1932年滿州國成立後，對於溥心畬來說，中國陷入了新的一場亂世，這場亂世持續到他逝世都未曾終結。此際，由於日本異族勢力的入侵，以及溥心畬個人親歷的亂離經驗，使他「文化遺民」的自覺意識甚為強烈，傳統歷史文化資源亦賦予他強而有力的情感支持力量。Item 《搜神記》中人鬼關係研究– –以〈定伯賣鬼〉為主要觀察對象(2024) 李承恩; Li, Cheng-En「小說」經由很長一段時間的流變，才有現今多元的形式呈現。俗話說「萬丈高樓平地起」，小說隨著每個朝代的背景與先人的影響，發展出屬於當代的文學風格，在中學的古典小說教材，都是先從魏晉時期的「筆記小說」談起，由專家選擇符合中學生學習的篇章教材。干寶《搜神記》中的〈定伯賣鬼〉便是常在各出版社常出現的選文之一，因此便以〈定伯賣鬼〉為中心，發散出去，進而延伸探討與研究《搜神記》中的人鬼關係與變形的涵義。本論文共分作六章，第一章先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再探究前人研究文獻選出適合的材料與搭配研究方法來制定寫作的範圍。第二章探討先秦至魏晉時期與《搜神記》有關「鬼」形象的分析與探討。第三章探討《搜神記》搜神記的人鬼關係，人鬼既有關係，勢必一定能視鬼或感應到鬼的存在，因此本章先探討人鬼可以交感的媒介究竟是什麼？以及分作三小節再探討「人鬼利益鬥爭」、「人鬼共存互利」、「人鬼婚戀關係」去深究。第四章以〈定伯賣鬼〉中鬼可以變形為羊，去探究《搜神記》中的變形篇章，最後再以探討為何鬼會變羊而非其他生物做進一步的分析。第五章單獨將〈定伯賣鬼〉單獨成章探討，羊的古代價值意義與文本中鬼變羊的背後動機，再探討定伯將羊（鬼）變賣後，得到金錢對於當時的魏晉南北朝是怎樣的價值。第六章總結本章論文重點，亦針對自身教學進行省思，在未來國文課程中，上到〈定伯賣鬼〉這一文本時，應如何呼應課綱，結合素養，打破與創新古典小說的教材與教法。Item 道術的「分裂」與「溝通」——《莊子》的情感與政治(2023) 左珮柔; Tso, Pei-Jou本文旨在探討《莊子》中涉及政治意涵的思想，並從中提取能夠與當代對話的資源，替當代議題帶來新的觀看視角與反思進路。全文以〈天下〉與〈齊物論〉共同關注的諸子之爭為起點，討論「是非」、「此彼」的區分如何導致人我之別，又「天籟」的任讓如何能夠解消差異與對立。接著以《莊子》中的情感為焦點，探討情感在人我之分的情境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從情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一步步深入思考莊子面對情感的態度，論證「天籟」與「心齋」的轉化能力，讓我們在面對殊異他者時如何運用情感作為溝通的基礎。最後，在前述探討人我之別、立場對立的問題與解方之上，展開《莊子》政治的相關討論，從與去政治化的《莊子》政治觀詮釋之對話為始，梳理戰國時期社會與政治之背景，依此重探在宥天下、無為之治的內涵，並引入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相互對話，開展《莊子》中以旁觀者姿態參與天下的政治意涵。Item 趙孟頫道教相關書法作品研究(2023) 李易勳; Li, Yi-Syun本文藉趙孟頫（1254-1322）道院宮觀碑記書法、道教經典的小楷寫卷等道教相關書法作品論述其藝術特色，兼論趙氏與道教的關係，並探究趙孟頫接觸道教對其書法風格的影響。趙孟頫的生活時代為宋末元初，除了與眾多江南士大夫往來之外，也和不少茅山宗、玄教道士有所接觸。趙氏與道教的淵源始於幼年，當時便從茅山宗道士杜道堅學習，曾為其作〈上清傳真圖序〉與〈玄元十子圖〉。隨著時間推移，趙孟頫也結識張留孫、吳全節等玄教人士，並留下相關詩文作品。由此可見趙孟頫與道教的淵源實屬不淺。此外，趙孟頫的詩文中，亦涉及道教的勝景詩與齋醮等道教活動。從中可看出趙孟頫嚮往閒澹自適的生活，也表現出愛民如子、不慕榮利的精神。 趙孟頫的碑銘書法特點在於放大二王小楷，兼用李邕的線條表現，並吸收唐楷結字緊密的特點，使字形得以結密，形塑自我的風格。比較趙孟頫書丹的儒釋道三家建築碑記，可發現儒家碑記多以楷書寫成，結字緊密而無過度欹斜，整體而言中規中矩；佛教建築碑記多以行楷表現，適時將字體中撇、捺的筆畫延長，在視覺上產生延展的效果，表現出自在的精神樣態；道教建築碑記藉於儒、釋之間，雖在線條上略有波磔變化，卻少有過度誇張的筆法，通篇乾淨嚴整，似乎渾然天成。趙孟頫除了書碑之外，在文集中也有道院宮觀的記文，從這些記文中，也能看出趙孟頫對道教的理解。如道教出自黃帝老子、道教分為符籙、齋醮、煉丹等科。又趙氏道院記文興感多元，從這些文章中可見趙孟頫表明再興儒學的志向、對恬靜自適的追求以及對先祖的敬重。 趙孟頫小楷成就為後人稱道，綜觀其儒釋道經典寫卷，可發現其書寫精到，如《法華經》的嚴整、《心經》的流麗等。而後人對於趙孟頫的道教寫經興感最為豐富，觀其所書彷彿得見天際真人，又有輕裘緩帶之風，略顯飄逸。至於趙孟頫對於道教經典亦有自己的理解，如《道德經》為最重要的道家典籍，趙氏的題跋對宋元註解《老子》有所批判，從《金丹四百字》、《玉樞經》等跋語可見趙孟頫以開闊的胸襟接納儒道二家學說，亦展現出奉持經典的功德觀。又趙孟頫曾過眼不少道經寫卷或圖繪，將觀覽後所感以詩文、書法創作表現。而趙孟頫現存的道經墨跡，風格多樣，如飄然潔淨的《常清靜經》、具王獻之書風的《道德經》、渾沉的《高上大洞玉經》等，對於道教經典的藝術化，有著不凡的成就。Item 人體與異形：《山海經》神怪的創造與認識(2023) 陳彥君; Chen, Yen-Chun本研究以《山海經》為基礎，探討神話紀載中的「人體」部件在神、怪、妖及獸等「異形」身體上的組合之意義，並針對初民們對異族、異文化者身上各人體部件的變形想像，嘗試釐清他們創造這些身體背後的原始思維，了解人體各部位在文化中的意義與定位。在大致分類與整理《山海經》中的人體後，本研究以「一般人體」作為參照基準，依據書中最常被使用的人面／頭部、手／足及軀幹三類人體部件為討論核心，輔以變形方法「加法」與「減法」，逐一聚焦討論初民們對該部件的變形與想像，最後綜合討論「人體」在神話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第一部分從中外原始思維的相關理論出發，逐步討論物我概念、「人體」作為基準的思維方式，以及中國自古以來「由已知推論未知」的認識方法，梳理初民們在思維上是如何將身體作為已知的「舊符號」，用以認識世界上未知的「新符號」，探究身體在原始思維及神話思維中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針對《山海經》中的「人面／頭」討論，此為初民們使用得最為廣泛的部件，需分類探討此部件拼其湊在獸、神及人身上的不同目的，並延伸討論面部器官變形的不同意涵，了解此部位從辨識作用、溝通需求到族群象徵等複雜多層功能的文化意義。第三部分針對《山海經》中的「手／足」討論，手、足與初民們日常所處的環境與勞動相關，也與專精的技藝及紋身文化相關，此部位變形的目的包含實用、表現對技藝專精者的欽慕，以及象徵異族與我族的文化差異。第四部份針對《山海經》中的「軀體」討論，作為身體的中心且為心臟所在處的軀幹處變形不易，但在此處的變形於初民們來說意義重大，或是具勇猛特質、或是具有特殊力量，軀幹變形者幾乎都有異於常人之處。此處的變形可見初民們對於巨大、渺小的文化概念，以及對死亡造成之生命型態轉變的思索。 在《山海經》中，人與神怪妖獸之間雖然物種不同，卻共享著人體的部件，體現了神話中「神與人、怪、妖、獸共享形似的身體」、現實中則是「人以自己的身體創造神、怪、妖、獸」的思維邏輯。而從本研究所歸納的《山海經》實例來看，初民們選擇的人體部件是很明確且範圍有限的，集中在人面／頭部、手足部及軀幹三類，這樣的選擇或許並非是因為初民們沒有能力去想像更多樣的身體變形，而是因為這些身體部位就是他們人生中所思考之大事的縮影，他們透過將身體變形樸實地思索自己與世界的關係。神話中的身體思維不但影響了相近時代的神話、文學、哲學、醫療與宗教等觀念，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Item 「以道觀之」——《莊子》思想的「觀」(2023) 楊傳晧; Yang, Chuan-Hao本文意在探討《莊子》思想中的「觀」，這「觀」不只是「感官」或是「認知」層面，更多則是觀照於人間世的「人我關係」的相爭相軋，如《莊子》觀照到世人「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所以形成「儒墨之是非」的亂世，故〈齊物論〉「彼是莫得其偶」，〈秋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皆闡釋如何從「自我觀之」而「以道觀之」的整全觀看「物我」，因此物我和諧。筆者就依照「觀照對象」推展論文，發展三個面向：「觀我」、「觀物我」、「觀命」。在「觀我」的脈絡，對於「自我」的構建，往往從「官能」的接受，進入「心知」，最後化為「成心」，看似保障一個確實的「我」，卻只是在成心之作用下固化的我，更導致物我主客關係的分野更加對立，進而闡發《莊子》「虛化」工夫，讓固化的「思維」與「彼我」得有流動容納的空間。在「觀物我」的脈絡，在於「物我溝通的和諧」，我的虛化，得以遊於物我之間，當中的接物感物，就在「氣情」的通達與否，互滲共紐，相互肯認的持續感受，才得以通向彼此物我無傷。在「觀命」的脈絡，命作為強大的他者，在於「不得已」、「不得不」、「無可奈何」的對於遭遇無所消解，然而《莊子》非言「命定」而言「命之行」，當中「命」具有「變化更新」的可能性，相應於「天」的動態性，所以筆者於此脈絡下藉以推展出「以不解解之」——「懸解」，作為與時推移的消解之道。Item 日常器物的變異──以《太平廣記．精怪類》為範疇(2023) 陳立庭; Chen, Li-Ting本文以《太平廣記》〈精怪類〉為題，關注於器物精怪，著重物我關係、人類精神思維與社會史。本文的第一部分，梳理了變形與器物的兩個概念，首先是變形觀念，從先秦至魏晉變形概念的發展流變，變形從神話逐漸成為唐代小說的題材，在此，本文歸納出變形概念的重要原則，從而察覺到精怪無論在變形時的外形，以及行動上，皆會趨向於人的特徵。其次是日常器物概念，本文試圖釐清在器物作為變形主體的小說中，應該如何理解器物的定位和意義，而後發現，儘管器物是變形的主體，在小說中仍舊是被人類所認識、賦予意義的客體，因此在理解〈精怪類〉內容時，必須了解人與精怪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整理人與精怪之間的互動，儘管有部分精怪與人類相處友好，大多數精怪為人類帶來的危害，或是預告災異降臨，且精怪最終也必須面臨被消滅的命運。第三部分則進一步探究，精怪危險的原因及來源，精怪的出沒，都象徵著時空的邊緣、陌生、黑暗，以及人類精神上的孤寂、多欲，因此，器物精怪並非只是人類受到古老思維影響的幻想產物，它們更象徵著人類所畏懼的一切非常、失序之物。這些事物存在於人類生活周遭，並可能招來危險，而精怪正是這些事物的具體形象。本文最終審視了器物精怪的概念，並將之放置於志怪小說發展脈絡中，發覺精怪從《漢志》到志怪小說，儘管其象徵內涵發生了極大轉變，然而不變的是，精怪始終是人類畏懼的象徵。Item 馬來亞詞作研究——以《檳城新報》為例（1911-1936）(2023) 陳菀清; TAN, WAN CHENG為了完整與填補馬華舊文學中古典詞的空缺，故先對《檳城新報》從1895年至1936年間的古典詞作品進行整理、統計、辨識、歸納與校對。此外，針對報刊中1911年至1929年的古典詞文本進行辨識與校對，以可提供馬華舊文學更多的研究材料。在「南來華人背景與檳城古典文學風氣」一章中，首先探討南來華人的歷史背景之意義，從漢代開始中國與馬來亞在商業貿易與交流直到明清時期大量華人南來，南來原因眾多，但離開故土的他們始終對祖國有著強烈的思鄉之情與關懷之情。報章成為他們主要獲取祖國消息的媒介，同時也成為文學創作的園地，進而能夠探討以此建構的文學風氣。然而在更早之前，力鈞於1891年到檳榔嶼遊玩三個月期間，以當時的見聞寫了《檳榔嶼志略》並收錄了許多文學作品，視為目前已知有收錄檳城文學的著作。從《檳榔嶼志略》與《檳城新報》中收錄的文學作品試圖建構檳城古典文學風氣。 在「《檳城新報》古典詞作品（1911—1929）」一章是把從1911年至1929年間的古典詞中題材最多的是女性自主、應酬唱和及離情送別。女性主題主要是以「琴公」的十四闕詞為主要探討的對象，從而了解當時女性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的影響。應酬唱和之作以女性之間的唱和及祝賀的作品為探討對象，進而發現當時推崇月瓊女士的創作是沒有南洋本土符號的作品，藉此了解當時文人對古典詞的追求。最後是離情送別，主要是以中國傳統文學的模式來書寫，包括所用之典故、語言、語境和意象。雖然偶有運用現代詞彙的作品，但多數就算是在新思潮、新文化的影響之下，還是有保留古典文學的特質。最後是欲論述「〈詩詞專號〉古典詞作品（1930—1936）」，為刊載於《檳城新報》最多古典詞的時期。由於當時正經歷文字案，新文學陷入低潮期。這個時期的舊文學得以返回文壇的機會，然而作品多以應酬唱和為主。是以從創作數量最多的作家——曾夢筆、伍錫培及郭碧峯為主要的探討對象，以探討應酬唱和之作與當時背景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