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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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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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為倫理中的他者: 唐‧迪立羅的三部曲
    (2007) 張期敏; Chi-min Chang
    中文摘要 本論文旨要就迪立羅的三本小說: 《名字》(1982), 《白色雜音》(1985)和《毛II》(1991)探討語言在後現代中如何扮演他者的角色, 首先以列維納斯的倫理架構作為檢視的主軸,強調語言和一個不可化約的他者的關係,再審視唐‧迪立羅對語言的觀察如何呼應列維納斯倫理中所強調的感官性,使不再拘泥於文字聲音的呈現, 而以身體感官的感受作為和他者對話的首要機制。 語言為他者的討論共分為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探討《名字》中感官和環境的深層對話,再與語言文字原本的神秘性相呼應,列維納斯的斷時性(diachrony)則被用來說明他者的捉摸不定及無法比較性,同時也顯示自我的絕對被動性。第二個部份以《白色雜音》中所呈現的死亡概念為主軸, 進一步討論直接和間接的身體語言, 直接的身體語言敘述自我對死亡不停歇的恐懼, 再加上科技對生活影響的觀察,產生一種間接的身體語言,將自我的無助描寫得更加透徹,自我不僅沒有任何主導權且一步步地被他者化(Othered)。第三個面向是對影像語言的探討,其呼應的是後現代中影像已取代語言文字成為更強勢語言的狀況, 但迪立羅有著不同於列維納斯的寫作企圖: 雖然同在一個突顯他著不可化約及不可統整的前提下, 自我似乎不只被質疑且幾乎消融殆盡,但迪立羅卻在倫理關係的耙梳中看到探討自我的必要,以列維納斯對他者的責任及回應概念出發, 證實自我的可能性如何一次一次出現在對他者的回應中,而這些新的可能性並非只是隨機的結果, 而是自我獨特性的顯現,其中蘊含了複雜的自我解讀, 證實了自我在回應他者的同時,仍存有某種自主性及自由。 李歐塔的異教徒的語言遊戲及事件的時間概念(event) 也被用來闡釋自我對他者的回應如何在倫理關係中被激發出來,也就是倫理關係中的自我並非單一面向。 整個倫理關係的探討回應到後現代最棘手的人文論述:在如此的倫理關係解讀中,自我的可能性及獨特性如何重新定義後現代中的人本主義(humanism) 和產生另一種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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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金作品中的裸命:以《南京安魂曲》和《戰廢品》為例
    (2017) 林揚傑; Lin, Yang-Chieh
    本論文研究華裔美國作家哈金的兩本戰爭小說《南京安魂曲》和《戰廢品》裡的難民和戰俘,從戰爭受害者的角度,檢視對歷史事件的另類敘述。透過生命政治的觀點,探討人權和轉型正義,期待跳脫國家、民族和法律的框架,對於他者有更加積極的關懷。 本文分為三章,第一章介紹在戰爭中所建立的戰俘營和難民營等場景如何成為阿岡本生命政治理論中的「例外狀態」,以及身處其中的中國戰俘和平民如何成為「裸命」。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分析,讓他們成了裸命狀態的國家主權不只是美國和日本軍隊,國共兩黨的主權力量影響更加深遠。本章分析哈金如何藉由中國角色的裸命狀態來反思國家和人民間的忠誠關係。第二章將這些裸命人物與無國籍的難民相比,從中探討其人權危機,以及進行人道協助的外籍人士如何面臨在戰場上保持中立和拯救生命的兩難抉擇。本章嘗試延伸阿岡本所論的「潛力」,以翻轉無國籍的概念,形成「來臨共同體」的政治想像。第三章探討裸命角色在戰後所面臨的轉型正義問題。由司法審判所追求的轉型正義往往因為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淪為另一形式的法律暴力。因此本章會從法律之外,以見證歷史的觀點出發,探討生還者以證言為受害者發聲的倫理議題。論文最後指出哈金如何因「作家的責任」,讓文學在批判社會問題、保存歷史記憶和推動轉型正義上成為一種對他者倫理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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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意識形態與性政治:1950-1960年代台韓社會中的他者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2019-04-??) 陳佩甄; Chen, Pei-jean
    「從北Gay」這個詞過去幾年開始出現於南韓的反LGBTQ 運動中,指控性少數團體就如同親北、親共人士,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這樣的修辭不僅重新點燃過往政治時空中普遍存在的恐怖主義,亦再次將「性變態」(sexual perversion)和「政治顛覆」(political subversion)連結起來。本文認為「從北Gay」這樣的詞彙反映的不只是南韓社會內部的歷史問題,對照戰後初期台灣反共論述中的「性變態」身影,即可窺見當時台韓社會內部皆有類似的政治傾向。本文將追溯反共意識形態中「政治與性」如何交互運作:透過檢視大眾論述如何以「性變態」為特徵,將共產主義者「非人性化」,並塑造新的性∕別規範。為此,本文聚焦於1950-1960年代台韓媒體如何再現共產主義者和「性變態」者,並將詳細討論三部台韓小說:《重陽》(1961)、《永遠活著》(1959)和〈傻瓜與白痴〉(1966)。本文發現,媒體和文學再現的共產主義者和同性戀者皆與謀殺、性暴力和性變態有關,而這樣的表現手法促成了社會大眾對於這兩種人的仇恨情緒,並將這兩種人物轉化為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不法分子。而這樣的作法,不僅讓政治意識形態得以進入各層級人民的生活領域,同時又以性別矛盾取代階級、種族、族群間的衝突與無解。本文強調,政治意識形態和性∕別規範必須交叉思考,才更能有效理解社會內部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