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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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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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鹿鎮北勢坑地區區域變遷的結構化歷程研究
    (2012) 陳郁欣
    早期北勢坑地區深受自然環境因素限制,為沙鹿鎮地區中經濟發展緩慢的邊陲地區。國家力量的進入雖然成為帶動地方發展的推力,但區域特性的形塑並不僅來自國家政策,地方內部複雜多元的力量亦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採用新區域地理學的觀點,將北勢坑地區視為社會互動的空間媒介,並使用Giddens的結構化歷程觀點,檢視北勢坑地區區域變遷的動態歷程,探討該地區中的能動因素與結構因素之間的互動,進而形塑出今日的區域風貌。 研究結果發現,北勢坑區域變遷的主要關鍵來自於能動權力的轉換,該地區雖然自民國61年起,即實施台中港特定區計畫,該政策成為影響北勢坑地區重要的結構因素,但當時擁有主導權的台灣省政府為主要決策者,以低密度住宅進行規劃,使結構規則成為地方發展的限制。同時,多元的地方力量則透過民國79年沙鹿鎮陳孟森鎮長能動的啟動,不僅成為地方變遷的重要引導力量,進而促使原本的特定區計畫與規則發生改變,政策結構開始轉變。民國88年精省後,透過特定區計畫主導開發權的轉換,地方政府取代台灣省政府成為影響北勢坑地區重要的能動者,在地方政府的能動下,規則轉化為資源,並帶動地方多元力量的持續行動,加速地方興起,北勢坑地區則在鬆動的政策結構與能動者互動過程中,形塑出今日以大學商業聚集與住宅興起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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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1848-1911)
    (2016) 白偉權; Pek, Wee-Chuen
    本研究旨在探討南洋華人社會關係的形構機制,以地理学的觀點為海外華人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野。本研究有別於過去以幫群本質分類之論點,企圖以新區域地理學之人—地互動觀點為視角,分別從國家、產業和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檢視身處異域的華人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國家、產業)進行調適,促成社會關係變遷。 本研究將以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馬來半島地區最主要的錫礦產區(產業)拿律為例,探究拿律地區在歷經長達十多年的械鬥,經歷了馬來王國及英殖民政府兩個不同的政權,最終於19世紀末始趨於穩定,當中國家、產業和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動關係。本研究將分為三大部份進行論述。 首先探究拿律地區由於殖民經濟的發展,遂在馬來封地上所形成的華人社會,以及錫礦的生產與華人日常生活的鑲嵌,建構出與產業高度重疊的礦區社會。 其次,在馬來封地主的放任治理下,華人透過錫礦產銷體系的運作、天地會制度,以及日常公系統(信仰、葬地等)的建立,使各種角色的華人維繫成為一個關係緊密、跨方言群、跨區域(檳城—拿律)的龐大生命共同體—「港門體系」。這個高度依賴不可更新資源維生的生命共同體在面對資源枯竭及土地贍養力不足時,而國家又無法起到調節的作用,遂發生資源競逐的情形,而持續不斷的衝突最終則導致了英國的介入。 第三部份,當拿律進入英治時期,英政府所推行的各種制度和建設,破壞了舊有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進而改變既有的產銷結構、維生內容及空間,導致舊有華人關係體系的瓦解,而華人在面對新的「國家」和「產業」環境時,重新建構一組新的社會關係。 本研究認為,社會關係是由國家和產業活動影響下所建構而成。在馬來封地主時期,拿律的華人社會與錫礦產業高度重疊,當時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的贍養力薄弱,華人關係的組織,經濟因素優於本質因素(例如方言群),社會的一體性高,且內部關係緊密。到了英治時期,社會對單一且不可更新資源為基礎的錫礦產業依賴度降低,加上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贍養力趨強,使華人關係的組織,本質因素優於經濟因素,社會組織偏向細碎化。雖然這些細碎化的組織之間有所連結及整合,但緊密程度卻大不如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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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對台南北門區域發展影響之結構歷程研究
    (2019) 楊懿玲; Yang, Yi-Ling
      位於台灣西南沿海一帶的台南北門,區域內原來是以漁業、鹽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近年來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的設置後在北門著手相關的觀光景點建設,並且積極輔導區域內觀光產業的發展,在2014年以白色雲嘉南為主題所設置的水晶教堂打響北門的知名度,遊客遠近馳來,觀光就此成為人們認識北門的一項途徑。   本研究主張人-地、人-人、地-地三種地理學關注的焦點是認識區域發展的重要依據。因此針對北門的觀光發展,本研究目的如下:以結構化觀點勾勒出北門觀光發展的動態歷程、分析各階段結構因素及能動因素之作用、以及兩股作用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北門的觀光發展並非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設置後才出現,而是在解嚴後台灣整體的社會氛圍及發展脈絡下逐步萌芽,且受到鄰近七股濱南工業區開發案抗議行動影響,而發展出的體驗式休閒之啟發。最早在北門出現推行觀光的組織是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在地居民透過反身性思考,以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作為觀光發展的基礎,規劃出體驗式的遊憩活動;其次,台南縣政府在北門執行的城鄉新風貌計畫,則改善北門區域間的硬體設備及景觀;而作用力最大的,則是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設置後,雖然對北門帶來觀光發展資源外,卻也制約區域內的發展方向。   在不同觀光發展階段之中,結構因素主要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之下出現的政策或者政府組織,對於區域的發展注入資源與規則;能動者的部分則是多以在地商家、居民、組織為主,透過自身的反身性思考與結構互相作用,而北門的社會也在其長期作用之下調和成現今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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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案下的農村發展結構歷程和地方特質塑造—以灣寶為例
    (2017) 陳燕茹; Chen, Yen-Ju
    農業政策鬆綁和工商發展思維下的臺灣,土地成為資本主義買賣交易的商品,層出不窮的建設和開發案席捲臺灣各地,造就一波圈地運動,後龍灣寶在此風波中,前後兩次面臨土地徵收、農村殞落的危機,卻皆能全身而退,灣寶的地方特質何在?本文採用新區域地理學的區域概念、結構歷程、社會正義與土地正義等理論與概念進行探討,將灣寶農村的發展歷程對應到Gilbert界定新區域地理學的三個關於區域的概念:「資本主義作用過程中的灣寶回應」、「灣寶的地方認同」和「社會互動下的灣寶地方實踐」,進而去理解「追求土地正義的灣寶」。 研究結果發現,灣寶的生產關係從「旱作為主、牽罟為輔」轉變為「非稻即瓜、水旱輪作」,在面對資本主義奪取剝削的過程中,灣寶以全然的抵制回應,強調「以農為本」的生產模式;過程中透過在地草莽的抗爭,阻擋開發案的威脅,並藉由地方角度到整體視野的論述升級,突顯灣寶的地方認同;在捍衛基本的私產權同時,以農村價值和糧食安全強調土地正義的正當性,更在實際的行動中,與被圈地的農民串連,與跨國農民運動接軌,彰顯土地正義的價值。 新區域地理學將區域研究視為動態的歷史地理過程,因此本文透過三個歷史階段的結構情境去理解灣寶的農村發展,期間,行動者和結構力量間的不斷互動,逐步突顯出灣寶的區域差異,也形塑出灣寶的地方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