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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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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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Ungendered Narrative: A New Genre in the Making(英語學系, 2018-09-??) Khuman Bhagirath Jetubhai, Madhumita GhosalThis paper focuses on ungendered narrative with reference to select fictional works, to shed light on the elements that define the genre. One or more characters with an undisclosed gender ar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narrative. The paper discusses techniques that authors employ to keep gender hidden, such as employing inventive gender-neutral pronouns or not using them at all. First- and second-person points of view are also common modes of narration, as “I” and “you” are gender-neutral. In depicting characters, authors consciously merge masculine and feminine stereotypes to create gender-secretive characters. The heterosexual love interest that has hitherto ruled the creative world is thus replaced by endless gender possibilities with which a couple may identify. Love, rather than the characters’ gender,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se works. These narratives confront readers with the importance they assign to gender and heir habit of pigeonholing certain behaviors,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ies into a binary gender system. They force readers to question gender segreg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hoosing to defy the gender one is assigned at birth. Ultimately, these narratives ask whether gender matters in life.Item 語言為倫理中的他者: 唐‧迪立羅的三部曲(2007) 張期敏; Chi-min Chang中文摘要 本論文旨要就迪立羅的三本小說: 《名字》(1982), 《白色雜音》(1985)和《毛II》(1991)探討語言在後現代中如何扮演他者的角色， 首先以列維納斯的倫理架構作為檢視的主軸，強調語言和一個不可化約的他者的關係，再審視唐‧迪立羅對語言的觀察如何呼應列維納斯倫理中所強調的感官性，使不再拘泥於文字聲音的呈現， 而以身體感官的感受作為和他者對話的首要機制。 語言為他者的討論共分為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探討《名字》中感官和環境的深層對話，再與語言文字原本的神秘性相呼應，列維納斯的斷時性(diachrony)則被用來說明他者的捉摸不定及無法比較性，同時也顯示自我的絕對被動性。第二個部份以《白色雜音》中所呈現的死亡概念為主軸， 進一步討論直接和間接的身體語言， 直接的身體語言敘述自我對死亡不停歇的恐懼， 再加上科技對生活影響的觀察，產生一種間接的身體語言，將自我的無助描寫得更加透徹，自我不僅沒有任何主導權且一步步地被他者化(Othered)。第三個面向是對影像語言的探討，其呼應的是後現代中影像已取代語言文字成為更強勢語言的狀況， 但迪立羅有著不同於列維納斯的寫作企圖: 雖然同在一個突顯他著不可化約及不可統整的前提下， 自我似乎不只被質疑且幾乎消融殆盡，但迪立羅卻在倫理關係的耙梳中看到探討自我的必要，以列維納斯對他者的責任及回應概念出發， 證實自我的可能性如何一次一次出現在對他者的回應中，而這些新的可能性並非只是隨機的結果， 而是自我獨特性的顯現，其中蘊含了複雜的自我解讀， 證實了自我在回應他者的同時，仍存有某種自主性及自由。 李歐塔的異教徒的語言遊戲及事件的時間概念(event) 也被用來闡釋自我對他者的回應如何在倫理關係中被激發出來，也就是倫理關係中的自我並非單一面向。 整個倫理關係的探討回應到後現代最棘手的人文論述:在如此的倫理關係解讀中，自我的可能性及獨特性如何重新定義後現代中的人本主義(humanism) 和產生另一種對話的可能。Item 「君子動口也動手」：《哈姆雷特》與《羅密歐與茱麗葉》中的武器與打鬥(2010) 楊博涵; Po-han Yang本論文旨在探討《哈姆雷特》與《羅密歐與茱麗葉》中武器與打鬥的功能與意義。武器與打鬥在兩劇中占有重要地位。劇中的君子，諸如哈姆雷特與羅密歐，不僅能言善道，更運用武器與打鬥做為解決爭端的手段。本論文分為五章：「緒論」首先說明武器與語言在兩劇中的交互遊戲。劇本中關於武器與打鬥的舞台指示雖然有限，學者與導演們對於打鬥場景的詮釋解讀卻因而呈現諸多風貌；另一方面，語言亦可視為一種虛擬武器。角色間一來一往的對話宛如鬥劍，其殺傷力訴諸於耳，直指人心。本章亦解釋將「版本學」做為研究立足點的必要性及「文本不穩定性」可能拓展的討論空間。論文第一章探索不同版本《哈姆雷特》中的打鬥如何影響並決定角色型塑。第二章討論在《羅密歐與茱麗葉》中語言如何再現或扭曲打鬥，並指出爭鬥僅能以武力解決，希冀以武力維持和平的宣稱本身即是暴力。第三章則將劇本與舞台視為戰場，不只劇中角色彼此競爭，莎劇亦成為學者們爭論的場域。「結論」概述全文重點所在，並以「交叉法」美學閱讀供讀者酌參。Item 以雷蒙威廉斯之觀點重新審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哲學(2009) 黃斌峰; Billy Bin Feng Huang本論文以雷蒙威廉斯之觀點重新審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unity)哲學。第一章闡述研究方法。首先在威廉斯的學說中，顯示出戲劇能夠與文化，社會，文學，語言，以及意識型態相連。接著探討葉慈的融合哲學，將之與文化，社會，文學，語言，以及意識型態做連結。如此兩者間的相容性便不證自明。第二章處理文化與文學。對威廉斯而言，文化與社會乃是無法切割，而文化可說是社會機器所製造出的產品。此外，威廉斯將文化視為是一種社會上中產階級(bourgeois)的概念，並列舉出三種文化分類：優勢(dominant)文化，新興(emergent)文化，及留存(residual)文化。葉慈冀望戲劇能融合愛爾蘭社會，他尤其希望戲劇能創造出文化的融合，而這其實便是一種文化產品。在另一方面，葉慈將其所謂的文化融合與英裔愛爾蘭(Anglo-Irish)文化劃上等號，因而打亂了其中的融合。而英裔愛爾蘭文化乃是一種留存文化，與蓋爾(Gaelic)文化處於戰略性的對立。這種文化形勢解釋了為何有些葉慈的劇作，像是「凱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得到了爭議性的評價。同樣地，威廉斯將文學與社會相連一起；對他而言，文學可以改變或是受制於社會。關於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產生，威廉斯相信其中必有一篩選的過程。葉慈企圖創造出一種融合性的民族戲劇文學，目的是融合愛爾蘭民族，然而英裔愛爾蘭性(Anglo-Irishness)，卻是他唯一的篩選標準。也就是說他破壞了自己的融合。 第三章處理戲劇與共同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以及語言與意識型態間的介面。根據威廉斯的說法，戲劇讓人窺看社會的全貌。共同情感結構是一種由戲劇法度(dramatic conventions)所產生的默契，主要針對社會意識與全貌。葉慈戲劇的本意，乃是描繪愛爾蘭社會的全貌，並且葉慈依賴其戲劇專業，達到融合愛爾蘭民族的目的。然而深入分析葉慈戲劇中的共同情感結構，便可顯示十分弔詭的是，葉慈主要著眼於英裔愛爾蘭的優越，此點可作為葉慈遭到破壞之融合的佐證。至於語言，威廉斯強調其乃是一種物質產物，並且必然會將意識型態包裹其中。綜觀葉慈的戲劇生涯，葉慈始終致力於創造出一種融合的戲劇語言，也就是愛爾蘭化的英語(an Irishized English)。這種英語使葉慈和蓋爾語聯盟(the Gaelic League)處於敵對形勢。幸好葉慈的外交手腕沖淡了這份敵意。在另一方面，一旦看清葉慈語言中的意識型態，便會因為只看到英裔愛爾蘭性而對於葉慈的語言融合感到幻滅。 第四章處理威廉斯與葉慈對於悲劇與革命的論調。威廉斯相信悲劇在精神上鼓勵人們進行社會革命，因此乃是革命的精神性原因。葉慈不喜革命，不過他深信悲劇能夠產生「悲劇性的喜悅」(tragic joy)，而促成觀眾精神上的融合。這裡所強調的重點，乃是威廉斯與葉慈兩人都利用了觀眾的情感，而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這也是葉慈將英裔愛爾蘭性深稙於愛爾蘭人心中的手段。接著是探討「胡拉洪之女凱絲琳」(Cathleen ni Houlihan)這部劇作，如何用威廉斯與葉慈的論調，將之視做是一部悲劇。主要的問題在於劇中的革命主題。如果考量葉慈如變色龍般的身份轉換，此點便能加以解釋。 最後，第五章總結整個研究，並做出結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哲學，先是出現，然後便破滅。Item 與他者之臉的倫理邂逅:勞倫斯小說中的語言,愛與性差異(2005) 張碧蓉; Pi-jung Chang某些當代（後結構）思想家，主張以無可化約於「同一」的差異性，來重新思考倫理問題，其中勒維納斯所提出的「絕對他者性」概念，更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勞倫斯在他小說中常提到的「他者的不可翻譯性」。本論文從這些思想家的觀點出發——以勒維納斯為主，兼及德希達、尼采、傅柯、布朗修和若干位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試圖以勞倫斯的小說提供一種對倫理的閱讀，並以倫理來閱讀其小說。勒維納斯曾以「臉與臉的邂逅」這一意象來表示自我與他者非對稱性的倫理關係。在這邂逅中，自我與他者並不以平等互惠的關係存在，因為「他者之臉」的顯現，對自我來說，是一份獨特且不能化約的禮物。德希達針對勒維納斯的觀點提出最根本性的質疑——也就是，在「臉與臉的邂逅」中，他者如何能顯現，而自我又如何能關懷他者？本論文以德希達、勒維納斯及其他思想家的對話為背景，探討勞倫斯小說中的三大議題——語言、愛及性差異。勞倫斯對這三大議題的處理，相當程度反映他對他者性的思考及重視，也因此藉由對這三大議題的探討，我們可以再度省思「絕對他者性」及「他者的不可翻譯性」等概念對於倫理學的貢獻及其潛藏的危險。 在第一部份，筆者根據解構主義在最近的倫理轉向中所提出的觀點——也就是，語言本身浮動不定的指涉性，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語言的倫理功能——來檢視勞倫斯的語言表現對我們重新思考倫理問題的貢獻。藉由分析勞倫斯小說中語言的複雜性可以說明，勞倫斯的小說在提供倫理價值的同時，也在語言的他者性中揭露倫理的虛構特質。在此雙重驅力下，文學文本的「指涉」及「非指涉」力量，乃處於互動的創造性關係中。在第二部分，筆者藉由與勒維納斯的比較來耙梳勞倫斯對愛的觀點，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如星之平衡」這一概念，這是一種植基於「絕對他者性」的愛所建立的倫理關係。但是，任何與「絕對他者」之間的倫理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著眼於此，筆者試圖證明，在他的小說中，勞倫斯並未視他自己所提的「如星之平衡」為愛的理想結構，而是一種隱含高度爭議的可能性。在第三部份，筆者以勒維納斯與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的對話，兼及某些後結構思想家所提的倫理／政治的辯證關係，來探討勞倫斯小說中的性差異問題。雖然勞倫斯認為性別不同的個體是無從比較的，但在閱讀其小說的過程中可發現，性差異對勞倫斯而言，並不是一道無可跨越的鴻溝，而是可用來豐富性別存在的資產，更是追求性別正義的基石。 「絕對他者性」這一概念所隱含的倫理觀可啟發我們對勞倫斯小說的倫理閱讀，但勞倫斯小說更可做為此一概念的批判。因此，本論文既不是以某些現成理論來套用在勞倫斯小說上，更不是隨意臚列若干文學例子以證明某些理論的適用性。事實上，勞倫斯所倡言的「他者的不可翻譯性」與後現代的他者性存在極大的差異。勞倫斯的思想當然不能歸屬於後現代倫理觀，因為他從不曾像勒維納斯那樣賦予他者絕對的優先權。勞倫斯關注的重點是如何透過與絕對他者的邂逅來豐富自我，而勒維納斯堅持的是自我對他者所背負的永不可懈怠的責任。透過這些思想家的對話來閱讀勞倫斯的小說，讓我們體認到：即使最圓滿牢固的自我，在面對他者時，也不可能完全抹去其差異性；即使最謙卑、耐心守候的自我，在關懷他者時，也總必須以自主的自我來顯現；即使最細心傾聽的閱讀，在詮釋文學文本時，也總必須把它化約為一種可以理解的知識。。儘管如此，勞倫斯與這些思想家對自我意識及智性知識的批判以及對「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思考，使我們在智性文化及無可避免的「互為主體性」暴力關係中，得以瞥見一道倫理的出口與靈光。Item 從社會語言學觀點看男女言談之差異-以臺灣電視談話性節目為例(2005) 劉靜孺; Ching-Ju Liu摘要 本研究旨在由臺灣電視談話性節目中探討男女性別言談之間的差異。為了比較男女間言談差異，本研究總共分析了『說話量、規避詞、附加問句、加強詞、閩南語、幽默語、禮貌用語及無意義的形容詞』共八項。此外，本研究亦以『調節理論』來解釋為何男女在身處不同性質節目裡與面對不同說話對象時，言談行為會有所改變。在資料收集上，本研究語料取自於十二個收視率最高的談話性節目，並將之錄影下來。 研究結果顯示，男女言語之間確實存在許多差異性。首先，在平均上，男性在公眾場合裡說話的量比女性還多，即使傳統上女性一直被認為是較多話的。此外，男性也較女性用了更多幽默語及閩南語。相較之下，女性說話時較喜歡用規避詞 (hedges)。以上所述幾點和前人研究結果相符。然而，本研究結果卻發現，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用了較多Lakoff (1975) 所提出的『女性用語』，例如『附加問句、加強詞、與禮貌用語』，Lakoff認為這幾點是女性較偏愛使用的言詞。這樣的研究差異是可理解的，因為Lakoff和本研究探討的語言不同，時空背景也不一樣。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不管男性或女性，他們的言談會隨著說話場景與對話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他們調節自己的言談方式，旨在尋求聆聽者的認可與認同，及獲得正面的形象。Item 不只是兒童文學：伊索寓言功能流變(2015) 林憶珊; Lin, I-Shan伊索寓言為家喻戶曉的兒童啟蒙讀物，故事多以動物為主角，敘述淺顯易懂、篇幅精簡、清晰，再利用故事的內容闡明一則則人生道理。但是伊索寓言在上古世紀卻非只是兒童讀物，而是辯論家在論說時用以隱射、舉例的修辭材料，有些故事甚至兒童不宜。伊索寓言在中古世紀被作為神職人員講道時的證道故事，文藝復興時期成了文法學校的語言學習材料，啟蒙時代的伊索寓言更扮演著啟發孩童想像的讀物。如此多變的功能，變的不是伊索寓言的本質，而是不同時代、不同翻譯的作法。本論文以時間作為主軸，闡釋各階段伊索寓言的形貌，分析出版品的形式與內容，描述伊索寓言的功能轉變。第一章探討伊索問題以及寓言體，第二章為修辭材料以及證道故事，第三章分析六本十七世紀出版之伊索寓言，探究語言學習材料的內涵，第四章分析六本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的伊索寓言，進一步描述、分析伊索寓言在啟蒙時期的轉變，第五章綜覽二十一世紀的伊索寓言，包含其功能、形式以及應用。最後一章結論針對先前的論述加以重整。不同時期的翻譯，針對其預期的使用者需求，都會加以調整內容、形式。本研究認為伊索寓言的功能轉變也呼應了歷史的時間線，其內涵也從最早的修辭功能，不斷擴大、增加、改變。未來研究可朝文本之廣度、深度以及語言、地區著手。本研究透過描述、解析不同時期的伊索寓言，進一步剖析被挪用、刪減、變形的文本，看見翻譯如何被創造、被定義。Item 淡水河邊望春風— 李臨秋台語歌詞ê 語言風格(2013) 蘇世雄李臨秋是1930 年代台灣現代流行歌謠第1 代ê 重要詞人之一。伊佇1933 開 始創作台語歌詞ê 頭1 年，就以人生代表作〈望春風〉轟動台灣歌壇，而且不斷 傳唱到今，已經80 冬。本論文以「李臨秋台語歌詞ê 語言風格」為研究主題。 首先關注台語流行歌謠發展ê 時代佮文化背景，探索李臨秋歌詞ê 創作起源佮歷 程。以語言學ê 方法，觀察並分析李氏詞作ê 聲韻、詞彙、句法佮形式等，揣出 歌詞ê 語言風格。 其中特別聚焦佇台語聲韻ê 特色，尤其是以傳統七字仔為基礎ê 押韻。包含 韻跤以外ê 其他疊音現象佮功能。諧主元音佮諧韻尾是台語歌詩中ê 另外2 項聲 韻特點，對台語歌謠韻律有增強作用。上特別ê 是文白濫佮漳泉濫這2 項台語聲 韻特色。 詞彙方面，除了台語特別詞以外，嘛有運用重疊詞佮諧音相關詞等手法。〈補 破網〉ê「魚網」佮「希望」就是「諧音相關詞」ê 代表作。 李氏ê 句法兼顧傳統形式佮現代文學ê 複合結構，充分整合短句佮長句、肯 定句佮疑問句、文言佮白話、韻文佮散文，甚至藏頭詩ê 手法，形成特殊ê 句法 風格。 本研究以跨領域ê 視野，兼探討李氏詞作ê 文藝風格佮文化意涵，並以當代 觀點，評述李臨秋ê 歷史定位。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6-03-??) Wilburn HansenNative Japanese writing or jindai moji (age of the gods script) discourse creates the cultural memory of a native Japanese writing system that never actually existed, and functions as a tool for establishing power and clarifying group identity. Another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is constructed cultural memory of native writing is to defend the honor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argue for ethnic superiority over competing Asian cultures. This discourse attempts to proclaim the authority of those seeking divine legitimacy, using arguments based on the attribution of power to the Japanese gods. Here it will not be claimed that this native writing system was ever used to communicate messages. Rather, the conception of a native Japanese symbol system, one said to have been used by ancient Japanese authority figures, gods and their descendants who ruled Japan to demonstrate their superior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rule, will be further explored.Item Ungendered Narrative: A New Genre in the Making(英語學系, 2018-09-??) Khuman Bhagirath Jetubhai, Madhumita GhosalThis paper focuses on ungendered narrative with reference to select fictional works, to shed light on the elements that define the genre. One or more characters with an undisclosed gender ar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narrative. The paper discusses techniques that authors employ to keep gender hidden, such as employing inventive gender-neutral pronouns or not using them at all. First- and second-person points of view are also common modes of narration, as “I” and “you” are gender-neutral. In depicting characters, authors consciously merge masculine and feminine stereotypes to create gender-secretive characters. The heterosexual love interest that has hitherto ruled the creative world is thus replaced by endless gender possibilities with which a couple may identify. Love, rather than the characters’ gender,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se works. These narratives confront readers with the importance they assign to gender and heir habit of pigeonholing certain behaviors,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ies into a binary gender system. They force readers to question gender segreg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hoosing to defy the gender one is assigned at birth. Ultimately, these narratives ask whether gender matters in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