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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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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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論政治意識形態對翻譯文本傳播的影響—以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的兩岸中譯本為例(2023) 王一村; Wang, Yi-cun從上世紀80年代起，「操縱」的觀念被引入翻譯研究，而勒菲弗爾在此基礎上提出「改寫」理論，並指出「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為操縱翻譯的三大要素。1970年出版的美國寓言小說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兩年後在當地成為暢銷書並很快被引介到兩岸。彼時，處於戒嚴時期的臺灣將該書譯為《天地一沙鷗》，處於文革時期的大陸將其譯為《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該小說在彼時兩岸執政者不同的解讀和宣傳中，成為各自政權下宣傳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宣工具。在台灣，為了現代化建設，透過海鷗追求完美飛翔的理想，勉勵民眾「不要為生活而工作，而要為工作而生活」。在中國，為了維護共產主義，防止人民「誤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修正主義的「毒草」，政府將海鷗宣傳為剝削勞動人民的狂妄資本家的化身。本文援引勒菲弗爾的操縱改寫理論，收集相關時事報導，對照兩岸的翻譯文本以探討操縱翻譯的三要素在該小說在兩岸譯介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三大要素中，「意識形態」主導了該小說文本的翻譯與傳播。在台灣，譯者作為文學系統內部之「專業人士」可兼具「贊助人」的身份，這有別於操縱改寫理論中提出的文學系統外部的「贊助人」才能促進或阻礙翻譯作品的書寫之觀點。Item 橘化為枳：論蔣中正及王家棫編譯的《荒漠甘泉》(2023) 阮靖予; Juan, Ching-Yu《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 是一本基督教屬靈書籍，也是先總統 蔣中正（以下簡稱蔣中正）最愛的書籍之一。原著作者為考門夫人 (Mrs. Cowman)，該書於1920年出版，採取每日一篇的形式，每日附上經文及聖徒之相關作品。至今仍是基督教除了《聖經》之外最暢銷的書籍。蔣中正因認為當時由唐醒及袁周潔民所翻譯的《荒漠甘泉》中文譯本（以下簡稱唐版）刪節過多，故委請王家棫重新編譯此書（以下簡稱王版），由其親自審定，並規定軍中的官兵都要閱讀此書。也因為王版按照「主題」重新編排，導致前後順序與原著相差甚遠。王版《荒漠甘泉》相較於原著多增加了12個月份的證道詞及每日重點提示。12個月份證道詞的時間點大部分都是1950年後蔣中正於受難日發表的，內容將基督宗教與反共抗俄、三民主義及光復大陸等政治意識形態混為一談，與當時政黨及宗教推崇的「護教反共」不謀而合。本論文整理蔣中正對其所作之修飾及潤色，分析王版、唐版及原著之間的相似及相異處。最後證明，撇除證道詞等新增內容，王版確實是以考門夫人原著為依據所翻譯，也證實唐版真如蔣中正所言，內容不完整，刪譯過多。但即使如此，不可否認的是，一本原屬基督教的經典靈修書籍，在蔣中正的操作下變成「革命精神修養日課」的事實。Item 以雷蒙威廉斯之觀點重新審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哲學(2009) 黃斌峰; Billy Bin Feng Huang本論文以雷蒙威廉斯之觀點重新審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unity)哲學。第一章闡述研究方法。首先在威廉斯的學說中，顯示出戲劇能夠與文化，社會，文學，語言，以及意識型態相連。接著探討葉慈的融合哲學，將之與文化，社會，文學，語言，以及意識型態做連結。如此兩者間的相容性便不證自明。第二章處理文化與文學。對威廉斯而言，文化與社會乃是無法切割，而文化可說是社會機器所製造出的產品。此外，威廉斯將文化視為是一種社會上中產階級(bourgeois)的概念，並列舉出三種文化分類：優勢(dominant)文化，新興(emergent)文化，及留存(residual)文化。葉慈冀望戲劇能融合愛爾蘭社會，他尤其希望戲劇能創造出文化的融合，而這其實便是一種文化產品。在另一方面，葉慈將其所謂的文化融合與英裔愛爾蘭(Anglo-Irish)文化劃上等號，因而打亂了其中的融合。而英裔愛爾蘭文化乃是一種留存文化，與蓋爾(Gaelic)文化處於戰略性的對立。這種文化形勢解釋了為何有些葉慈的劇作，像是「凱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得到了爭議性的評價。同樣地，威廉斯將文學與社會相連一起；對他而言，文學可以改變或是受制於社會。關於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產生，威廉斯相信其中必有一篩選的過程。葉慈企圖創造出一種融合性的民族戲劇文學，目的是融合愛爾蘭民族，然而英裔愛爾蘭性(Anglo-Irishness)，卻是他唯一的篩選標準。也就是說他破壞了自己的融合。 第三章處理戲劇與共同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以及語言與意識型態間的介面。根據威廉斯的說法，戲劇讓人窺看社會的全貌。共同情感結構是一種由戲劇法度(dramatic conventions)所產生的默契，主要針對社會意識與全貌。葉慈戲劇的本意，乃是描繪愛爾蘭社會的全貌，並且葉慈依賴其戲劇專業，達到融合愛爾蘭民族的目的。然而深入分析葉慈戲劇中的共同情感結構，便可顯示十分弔詭的是，葉慈主要著眼於英裔愛爾蘭的優越，此點可作為葉慈遭到破壞之融合的佐證。至於語言，威廉斯強調其乃是一種物質產物，並且必然會將意識型態包裹其中。綜觀葉慈的戲劇生涯，葉慈始終致力於創造出一種融合的戲劇語言，也就是愛爾蘭化的英語(an Irishized English)。這種英語使葉慈和蓋爾語聯盟(the Gaelic League)處於敵對形勢。幸好葉慈的外交手腕沖淡了這份敵意。在另一方面，一旦看清葉慈語言中的意識型態，便會因為只看到英裔愛爾蘭性而對於葉慈的語言融合感到幻滅。 第四章處理威廉斯與葉慈對於悲劇與革命的論調。威廉斯相信悲劇在精神上鼓勵人們進行社會革命，因此乃是革命的精神性原因。葉慈不喜革命，不過他深信悲劇能夠產生「悲劇性的喜悅」(tragic joy)，而促成觀眾精神上的融合。這裡所強調的重點，乃是威廉斯與葉慈兩人都利用了觀眾的情感，而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這也是葉慈將英裔愛爾蘭性深稙於愛爾蘭人心中的手段。接著是探討「胡拉洪之女凱絲琳」(Cathleen ni Houlihan)這部劇作，如何用威廉斯與葉慈的論調，將之視做是一部悲劇。主要的問題在於劇中的革命主題。如果考量葉慈如變色龍般的身份轉換，此點便能加以解釋。 最後，第五章總結整個研究，並做出結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哲學，先是出現，然後便破滅。Item 語言與政治立場：臺灣電視新聞之分析(2008) 蔡貴如; Kuei-ju Tsai本研究探討媒體報導中語言與政治立場之關係。以臺灣電視新聞為例，我們分析了東森新聞、民視新聞、三立新聞及中天新聞所報導的政治新聞。採用方法包括量化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及以語言為重的批判言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並將此兩分析方法所得之成果用於驗證范‧迪克(van Dijk)於1998年所提出之意識型態方陣(ideological square)。我們以內容分析量化研究2007年4月15日到5月9日間，四家新聞台總共100集的新聞節目。並從中選出三則重大政治新聞，以批判言談分析作為個案研究。分析結果一致顯示不管在報導數量或報導語言方面，東森及中天皆傾向國民黨，而民視與三立則傾向民進黨。 在內容分析中，我們發現新聞台對於政治新聞的處理深受其意識型態及政治立場所影響，而這些影響反映在新聞則數、新聞長度及新聞排序上。也就是說，新聞台對於所喜愛的政黨會給予其較多且較長的報導，並且這些報導會安排在節目一開始做為重點新聞，來凸顯其重要性。相反地，對於敵對的政黨，新聞台則給予較少且偏短的報導，並將其排序在節目後段。 在批判言談分析中，我們分析了新聞報導語言中的宏觀以及微觀結構。在新聞的宏觀分析中，我們驗證了新聞台在呈現報導一個新聞事件時所提出的各項資訊，並非隨機出現，而是依據意識型態方陣經過縝密的安排。因此，對我們有利或對他們不利之資訊會獲得傳播，相反地，對我們不利而對他們有利之資訊則會受到相對的封鎖。不只宏觀架構如此，微觀的運用亦如是。根據我們對於新聞報導中語言銜接之分析，我們也發現了不論是連接詞(conjunction)或是字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皆被媒體人操弄用來建構一個符合他們意識型態及政治立場的報導。 因此，本研究證實了不論是在報導數量上或是報導語言上，一個新聞台的政治立場皆顯著地影響了其政治新聞，亦即驗證了范‧迪克之意識型態方陣：對自己有利而對他人不利之訊息會被呈現，相對應的是對自己不利而對他人有利之訊息會被壓抑。Item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2011) 李明哲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Item 黑眼珠看藍眼睛：從文化研究視角看摩里森The Bluest Eye之中譯本(2010) 林侑青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譯本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改變其面貌，探討並理解其背後的操縱因素能讓譯本更真實地呈現。本文擬從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文化翻譯途徑出發，從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及詩學觀（poetics）三重面向分析摩里森的作品The Bluest Eye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本文第一章先介紹摩里森及其作品The Bluest Eye，簡陳該作品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並簡評主要研究對象─陳蘇東及曾珍珍的中譯本。第二章探討贊助者如何影響翻譯過程與其形塑的譯本形象，並討論摩里森作品中譯的延宕現象及摩里森與學術圈的緊密關聯。第三章則分析譯者有（無）意的意識型態如何影響並操縱譯本，並將焦點轉移至曾珍珍，分析曾珍珍台語翻譯策略背後的書寫意圖。第四章從詩學觀切入，討論摩里森筆下的黑色美國是否能成功在華文世界再現，分析兩岸譯者如何處理原文豐富的黑人語言文化及摩里森獨特的文字風格，最後聚焦曾珍珍的譯本探討其台華互滲風格的詩學效果。第五章則為全文總結。Item 《作為上師的妻子》翻譯自評──操縱過程與形象塑造(2009) 吳茵茵; WU, Yin-Yin藏傳佛教大師邱陽‧創巴 (Chögyam Trungpa, 1939-1987)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於一九六○年代末期到西方弘揚佛法，方式顛覆傳統，吸引並啟發了許多追求靈修的人士，是美國金剛乘佛教的拓荒者，但他也因為行為不符合佛教戒律和世俗價值觀而飽受批評。 筆者所譯的《作為上師的妻子》(Dragon Thunder—My Life with Chögyam Trungpa)是其妻黛安娜‧木克坡 (Diana Mukpo, 1953-) 的自傳。她從妻子的角度呈現邱陽‧創巴，以及他們共結連理的十七年歲月。筆者在翻譯過程中，發現如果把邱陽‧創巴的相關敘述進行佛教化與正面化的操縱，會創造出一個更符合譯入語文化的佛教大師形象。 本論文以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影響翻譯過程的三大因素──贊助者 (Patronage)、詩學 (Poetics) 和意識型態 (Ideology)，探討促使筆者佛教化與正面化的外在因素與內在機制，擬定具有一致性的翻譯準則，並確證美化創巴的翻譯策略是合理且適當的。接下來列舉並解析佛教化與正面化的翻譯實例，最後檢視如此操縱的必要性與意義。Item 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2007) 蔡昀汝; Yun-ju Tsai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譯者，並不只是單純具有雙語能力之文化掮客、或知識獨占者，而是能運用雙語能力之優勢，成為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知識份子」，身負文化傳遞的責任。 根據薩伊德的觀點：知識份子的形象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一本好的譯作，會帶來重大的影響，啟迪民智、引發進步的動力。尤其在資訊封閉、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的社會，譯者（有時候是出版社或總編輯）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關鍵－－譯者其實是文化傳遞與知識散播的一環。傅科指出：「若沒有一個溝通、紀錄、積累和轉移系統，任何知識都不可能形成，這系統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其存在與功能和其他形式的權力緊密相連。 反之，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對知識的汲取、佔有、分配和保留。」由此可以看出：當譯者沒有意識到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權力的系統中，他充其量不過是個權力施加的客體或載體，但是當他轉換念頭，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識，那麼譯者的所作所為，包括選擇要翻譯哪些作品、如何翻譯作品，都是在行使其選擇與表述的權力，這時他就是一個行使權力的主體。權力的主客體轉換就是這麼微妙，僅在一念之間。 誠如勒菲弗爾所言，社會乃多元系統的集合體，文學系統與其他系統互動，也屬於社會多元系統的一部份。而翻譯自屬於文學系統，必定受到譯者或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觀的支配，無法真確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翻譯、編輯、文集編纂、文學史和工具書的編寫等等，一律稱為「改寫」，而改寫就是「操縱」，是為權力服務的有效手段。而其中他認為影響翻譯的三大因素為「贊助力量」（patronage）、「文學觀」（poetics）與「意識形態」（ideology）。 本文藉由喬治‧歐威爾的政治預言作品《一九八四》之中文譯本在台灣、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譯介情形，試圖探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政治背景（權力）之影響，望能解開譯者腦中黑盒子的秘密，檢視譯者是否忠實於知識份子的使命，亦或受到外界壓力而影響詮釋之角度。Item 《我的心動》翻譯評析(2009) 黃庭敏; Ting-Ming Huang本論文共分六章，主要探討《我的心動》(My Heartbeat) 之中文翻譯以及分析應用在翻譯活動中的策略。第一章為筆者接下翻譯My Heartbeat的緣由以及論文架構。第二章「原著介紹」，簡介作者傅萊曼威爾女士即其相關著作，歸納原作各章內容大意，並針對原作屬性加以分析，亦探討文化背景的不同。第三章「理論與分析」，藉由勒菲弗爾的理論，討論意識型態的不同導致譯文被刪減，並分析出版社刪減譯文，使譯文符合社會期望的背後原因。第四章「翻譯評析」，為本論文主要內容所在，採原文與譯文對照的方式，逐句評析，並引用學者的理論做為佐證，和翻譯過程中工具的運用。第五章「翻譯實務」，討論翻譯過程的實務層面，如與出版社交涉、譯文的刪減，以及譯文的檢討。第六章「結論與心得」，筆者提出一些翻譯實務上的心得和建議，和讀者分享。Item 追尋舊中國：由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看翻譯的運作(2007) 林俊宏; Oscar Chun-hung Lin自九○年代起，翻譯學界興起「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逐漸由文字上的分析轉由以文化面向解釋。如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便表示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而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他提出翻譯過程有三大影響來源：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以及詩學觀（poetics）。本文以此文化翻譯研究途徑出發，研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以中國題材寫成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不同時空下的翻譯背景，並為譯本中所呈現的面貌提出可能的解釋。 本文主體分三個面向。在贊助者面向，探討出版歷史、贊助者造成的形象，以及各種準文本的意義。評論譯作時往往著重譯文本身，但譯作的包裝卻會影響整部作品的意義及形象，甚至與作者或譯者的原意都有所不同。同樣一部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的譯本，在不同時空下就有了不同的包裝模式，呈現出不同形象。在意識型態面向，由譯者背景及時代因素，討論各譯者如何還原翻譯心中的「中國」：高羅佩要塑造理想中國，陳來元要回歸傳統中國，而姜漢森與姜漢椿則是帶入了英文版的中國。而在詩學觀方面，則是先比較中西修辭的概念，探討西方修辭學在中國文本的應用，找出中西之間修辭的共同點，並點出翻譯是文本變化的動力。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高羅佩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翻譯過程中深受勒菲弗爾所提出的三項因素影響，各譯本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各有不同。隨著各中譯本的傳播而與讀者互動，譯作塑造的世界便在中文讀者心中成形，等到讀者完全接受之後，又有誰能說這不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