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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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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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司法通譯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初探研究
    (2020) 黃川容; Huang, Chuan-Jung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地區現役司法通譯的工作壓力來源、工作壓力來源衍生的問題與影響,以及司法通譯如何因應工作壓力。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以11位現役司法通譯為研究對象,研究者以Cooper et al. (1982)研究結果為依據,將工作壓力源分為「工作實體環境」、「工作本身」、「人際關係」、「工作/家庭衝突」四大分類;因應策略則參考國內類似研究,分為「理性思考」、「解決問題」、「情緒調適」、「尋求支持」、「延宕趨避」五類。研究發現結果如下: 工作實體環境中的工作空間、設備、工作環境中的人是通譯工作壓力源,其中工作空間的噪音及工作環境中的人對通譯進行工作時會造成最多身心影響。工作本身而言,受訪者表示事前工作準備困難、通譯服務使用者對通譯角色的期待相衝突,且通譯酬勞仍有調整空間等是通譯目前在工作上遇到的挑戰。人際關係的壓力源自通譯仍然面臨通譯服務使用者態度不佳,以及不信任通譯專業能力。工作/家庭衝突方面,工作時間不固定對家庭或個人生活的影響是主要的困擾來源。在因應策略方面,通譯在工作當下遇到需要立即處理的問題時最常選擇「解決問題」和「情緒調適」來面對工作壓力。工作之餘,通譯除「尋求專業及情感支持」外,也會選擇「情緒調適」來排解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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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法庭外語通譯現況調查與檢討
    (2007) 魯永強
    相關實證研究結果證明,法律案件涉及不通曉管轄國法庭官方語言人士時,法庭口譯對案件審判結果有直接且顯著之影響。然而,台灣法庭口譯相關研究相當缺乏,基本資料、歷史沿革及現況調查付諸闕如; 相較之下,國外相關研究則相對較多。其中又以美國加州尤具有大量法庭口譯的研究成果及詳細資料。有鑑於此,本研究採文獻探討方式彙整台灣及加州法庭口譯資料,並進行比較, 期使釐清雙方差異,整理法庭口譯制度發展可能方向,為後續研究奠立初步基礎。 此外,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方法,對主管機關人員及曾擔任法庭口譯或具觀察法庭口譯案件經驗之相關對象進行訪談,以探討臺灣法庭口譯之沿革與現況。 本研究發現臺灣建立健全法庭口譯制度之工作包括推動相關法令修正、尋求充裕資金、從事基礎研究蒐集資料、提昇法庭口譯人員能力及地位、改善台灣法庭制度架構及法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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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法庭口譯史:對話性口譯及專業化進程
    (2015) 陳雅齡; Chen, Ya-Ling
    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的法庭通譯如何從早期一位介於荷蘭人與原住民社商且帶有負面形象的溝通媒介,演變成今天根據人權觀念,保障外國當事人也能公平取得司法服務的關鍵角色。全文包括兩方面的研究主題以形成研究框架,首要為對話口譯研究,配合口譯專業化討論,筆者據此對台灣四百年來的法庭口譯活動進行有系統的歷史回顧。首先,法庭口譯是對話式口譯的一種,包含來自三方面參與者的溝通,在現代社會多發生在社區中的法庭或偵查庭或警察局,目的在於解決民間訴訟與糾紛,法庭口譯因而也稱為社區口譯或公共服務口譯。不同於會譯口譯,對話口譯員的位置比較明顯,並具有機構內部成員權力不平均的特點 (見Wadensjö, 1998; Hsieh, 2009; Mason, 1999; 任文, 2010)。Wadensjö (1998) 曾探討對話口譯中口譯員的位置、服務與控制性、面子與禮貌策略、忠誠衝突及殖民因素問題。謝怡玲 (2009) 研究醫療性對話口譯的溝通特點與語境特徵,認為口譯員的位置或眼神、使用人稱、話語層次及其他非語言的溝通行為是非常值得討論的面向。Mason (1999) 闡明對話口譯過程中涉及權力與面子,參與架構,角色衝突,忠誠衝突,還有特定的文化社會裏的符號限制問題。其他如任文 (2010) 指出對話口譯員在法庭或醫療情境的主體性意識。這些學者皆不約而同提出,對話口譯員身兼機構守門員、對話過程的協調者與文化語意磋商者三種角色。本論文中研究者對以上議題逐一討論,並繪圖呈現其中的關聯性以形成一種理論模型,作為未來對話口譯活動分析之用。 近年來由於國際人權法律的推進,國際間特別是西方各國特別注重法庭口譯,法庭口譯逐漸趨於專業化。Mikkelson (1996) 特別根據Tseng(1992) 的口譯專業化研究,分析當代社區口譯專業化的過程並提出改進建議。根據這派見解,專業化的特徵以訓練機構出現最早,而以倫理規範最重要,倫理規範對外可贏得社會大眾信任,對內則是規範各成員的隱形工具。本論文中研究者針對台灣法庭口譯的發展,修正Tseng原來為會議口譯設計的專業化模型,作為台灣法庭口譯的專業化模型。 本論文依台灣的法政發展分為五個階段:(1)早期 (1683-1895,包括原住民自至時期、荷蘭西班牙治理時期及明鄭時期),(2)清朝時期 (1683-1895),(3)日據時期 (1895-1945),(4)國民黨專政時期 (1946-2000)與(5)現代。一開始屬於原住民自治時期,荷蘭人曾為台灣建立西方法庭的雛型。進入二十世紀全球化的結果,法律口譯員更呈現多種語言面貌。每個階段由於法政背景不同,各有其值得探討的面向,進展到現代階段法庭口譯終於大致發展出口譯專業化應具備的所有元素,如有系統的訓練課程、專業知識、倫理規範及專業組織。作為一位機構守門員,對話協調和文化磋商者,角色也從昔日的負面形象演變到今天的舉足輕重。由於台灣的司法史經歷很長時期的殖民與被殖民過程,本研究過程也補充了對話口譯理論有關殖民或後殖民口譯討論的不足,研究者結合了口譯理論研究與口譯史,希望這種研究方法對未來口譯研究是一種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