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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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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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作為能動主體:奧斯卡.王爾德《格雷的畫像》中的酷兒時間感
    (2024) 黃昱豪; Huang, Yu-Hao
    這篇論文奠基在Elizabeth Freeman、Carolyn Dinshaw和José Esteban Muñoz所論述的酷兒時間感之上,旨在探討《格雷的畫像》中,作為能動主體的藝術如何呈現出多元的酷兒時間感。我認為,在這部作品中,藝術激發出多元豐富的酷兒時間感,主角們因此得以流露同性情慾及異端狂想。尤其,我討論了小說中三種藝術形式(繪畫、言談、戲劇)、三種酷兒時間(停滯的、倒帶的、循環的)和三位男性主角(巴索爾、亨利勳爵、格雷)之間的密切關聯。首先,我闡述繪畫如何使巴索爾駐足過去並藉此抒發同性情慾。再者,在第二部分,我試圖剖析為什麼文字能夠逆轉時間並且使亨利勳爵得以魅惑格雷。最後,我把焦點放在繪畫、言談、戲劇如何交織出格雷的複雜多樣的時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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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一工——用音樂寫臺灣歷史
    (2018) 林品中; Lin, Ping-Chung
    在不同的時代中,人們總用著自己的方法傳遞、並記錄歷史,直到學科劃分嚴明的當代,不僅將歷史無形的劃分出「學院」與「大眾」,文字更成為了學院記錄歷史的主要方式。不過其他的媒介例如影像、聲音等,也是同樣有效,且具有歷史傳統的敘事方式,卻較少見於學術領域。不過相較於學院記錄歷史的方式較為單一,大眾認識歷史的媒介則相對多元,如何使其間的溝通管道更加無礙,歷史學門應該要勇敢的嘗試不同媒介。 這樣的想法支持了我進行「歷史音樂創作」,承襲以「音樂」講述歷史的悠久傳統,輔以其易於傳播、可承載情感等特點,搭配學院研究歷史的嚴謹方法,進行藝術性的音樂創作,並希望以此搭起歷史在學院與大眾間的橋樑,除了能更有效地進行歷史推廣,亦可以此次研究的成果,為未來的研究者提供除了文字以外,另一有效的歷史書寫方法。 本論文有兩個主要的呈現,其一為今年(2018)於臺師大禮堂舉辦之全創作歷史音樂會「你敢有聽著歷史咧唱歌?」,以及紙本論文〈可能有一工——用音樂寫臺灣歷史〉。本文是「歷史音樂創作」的論述,說明為何會走一條不一樣的歷史之路,以及自己進行音樂創作的方法和內容,並其中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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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錢鍾書的翻譯觀
    (2019) 張忠安; Chang, Chung-An
    錢鍾書先生(1910~1998)或許是中國當代最博學及具批判意識的一位人文學者。他的「化境」翻譯觀,對中國翻譯話語帶來極大的影響,而且也對提升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帶來實質貢獻,廣受學界認可。然而,對於錢鍾書翻譯論述的確實性,評論家們有諸多批評,認為是個人經驗談、自相矛盾、甚至是幻象,並與中國翻譯傳統產生斷裂。本論文主要即是針對這些挑戰,做出有效的回應,並對錢鍾書的翻譯觀進行全面分析。作者認為我們無法單獨地理解錢鍾書的翻譯思想,而必須檢視該思想所依據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才能理解錢的想法。因此,本論文嘗試將錢鍾書主要的中英文著作中,散落至各處的翻譯評論與批判觀點串連起來,對他的翻譯觀提供邏輯連貫的論述與分析。首先,探索錢鍾書對佛經翻譯史的論述,並檢視錢鍾書於探討翻譯時運用的闡釋學概念,能全面理解他所支持的忠信翻譯觀的複雜性。第二,本論文也指出錢鍾書的化境翻譯觀,是大多數的中國翻譯理論家們都認識,但只有極少數論者對此觀點仔細地研究。因此,本論文試著對化境觀作出哲學性的詮釋,並探討隱與露的辯證議題。錢鍾書於探討化境這個重要的概念時,即時常提及此重要的文學主題。最後,本論文對晚清當時的社會與文化氛圍做了歷史性的回顧,並試著解釋錢鍾書為何會讚賞林紓於其翻譯作品中作出的種種操作。同時也論證了錢鍾書與林紓兩位知識份子,有雷同的想法,對使用古文與尋找中西方文學的相似性方面,都抱持相似的觀點。錢鍾書作為翻譯批評家與文學批評家的雙重角色,也會在本論文做出討論。整體而言,本論文澄清了前人對錢鍾書翻譯觀的普遍誤解,並深入分析他的翻譯思維在整體翻譯研究的理論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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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學系, 2017-03-??) Bruce Carroll
    This article redresses an oversight in current eco-theory that offers no means for revising still-persistent conception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 It proposes an ecologizing mode of analysis as one corrective. Throughout the essay is an attempt to redeem the human, the artificial, and with them, the city. The argument discovers along the way that in order to profess its non-existence, one must name and thus reify nature, a linguistic curiosity that makes clearer the extent of nature’s ideological reach. This reflexive foil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those who find the persistence of nature troubling to the future of eco-theory and eco-awar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