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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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述說變裝：台北變裝製作領域中的商品原則與主觀性原則(2024) 安德思; Blomso, Anders台北的變裝秀仍然是酷兒人士重要的娛樂活動，也是該市酷兒夜生活的重要特色。雖然先前對台北變裝秀場景的研究聚焦於透過變裝表演建構多元性別，但尚未有研究探討變裝在表演者生活更廣泛背景中的角色。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本論文進行了四次對台灣變裝皇后的訪談。使用生活敘事解釋方法（BNIM），讓變裝皇后構建他們的變裝生涯故事。在初步敘事完成後，根據BNIM方法論對變裝皇后進行了後續提問。總計收集了九小時的訪談數據。鑑於酷兒理論傾向於將變裝分析簡化為性別表演，以及它在台灣持續的殖民性和帝國主義認識論，本論文採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來分析每位皇后的敘事。通過這四個案例研究，塑造台北變裝場域的原則浮現了。台北的變裝受到兩個相互競爭的原則驅動：商品原則和主體性原則。商品原則代表由場域創造的商業壓力及變裝轉化為商品的後果。主體性原則將變裝視為自我表達的藝術方式，讓變裝皇后有權探索自己的身份和過去。在台北的變裝場域中，商品原則處於主導地位，而主體性原則讓變裝皇后能夠抵抗商品化的負面心理影響。此外，這些敘事揭示了變裝作為克服創傷的治療性影響。這些發現表明，台灣的變裝提供了獨特的進一步研究機會，並為理論化變裝提供了替代性資源。Item 1980年代前後臺北「地下舞廳」的發展與爭論——以「迪斯可舞廳」為中心(2021) 楊韜; Yang, Tao1980年代臺灣因經濟起飛與社會逐漸開放，人們對於娛樂的要求日漸豐富，以臺北市林森北路與中山北路一帶為主軸的地下舞廳成為時下年輕人喜愛前往的場所。戒嚴時代，政府執行「舞禁」政策，對於娛樂性場所保持管制，這些場所、店家大多並無法取得合法的舞廳營業執照，因而被稱作「地下」舞廳。1980年代臺北市中山區是地下舞廳最大的集中地，極盛期可以到達數十幾間，成為戒嚴時代夜生活獨特場景。1970年代以來，臺灣雖在國際外交陷入孤立狀態，但文化輸入並未封閉。隨臺灣經濟成長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一環，與外國的經濟互動逐漸頻繁，來自歐美尤其美國的前衛文化也在這個過程傳入臺灣，如源於美國的街舞文化、西洋流行音樂等。對1980年代的年輕人，這些都是流行、前衛且酷炫的事物。迪斯可（Disco）流行音樂的傳入，很快在臺灣掀起一陣跳迪斯可的熱潮。然而，1980年代國家仍處於戒嚴體制，人民的自由受相當程度的約束，尤其青年學生還受到各式各樣的禁令，如語禁、書禁、禁歌、髮禁以及舞禁。年輕人想找樂子並不容易，地下舞廳的出現，適時地提供當時的年輕人一個能夠盡情跳舞、社交的場所。本文試圖以1980年代年輕人所風靡的「地下舞廳」文化為研究主軸，從「地下舞廳」如何在臺北出現、經歷7年的時光，從興起至沒落的歷程作為研究軸線，觀察1980年代的年輕人是如何對「舞廳文化」產生認同，及整個社會對於非法娛樂產業從反對邁向支持的過程。Item 以網格模式探討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之都市發展進程(2013) 曾露儀不同以往都市發展相關研究採用「土地利用」、「人口數/人口密度」作為都市發展程度進程的量測方式，本研究改以「第三級產業」的規模作為一可量測都市發展進程的指標，藉由工商普查資料中第三級產業場所單位面的「場所單位」、「全年薪資支出」、「就業員工人數」、「樓地板面積」、「全年生產總額」等五個變項，以主成分分析方法濃縮，並命名為「都市發展程度指標」。 本研究以網格100公尺為空間單元，將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各村里的都市發展程度指標網格化，進而輔以空間統計方法Getis-Ord Gi*觀察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的都市發展空間變化，歸納四個年度的都市發展熱點空間，發現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右岸的都市發展是由西邊逐漸減弱而東邊日益增強，印證臺北市區自1999年起至2006年，都市發展進程主要為由西向東擴展。 接著本研究針對2001年的都市發展進程指標，以可及性要素（捷運站出口距離、主要道路距離、道路面積密度、公車班次）及生活機能要素（宅內人口數）作為因子，藉由全域線性迴歸及地理加權迴歸方法進行因素分析。最後比較兩種迴歸方法的結果，發現相較於使用全域線性迴歸方法，使用地理加權迴歸能使模式的解釋力R2由0.51提升至0.73，提高將近22%個解釋力。兩種模式的準確度也可藉由AICc指標來檢驗，地理加權迴歸AICc指數為27846.20，比多元線性迴歸AICc指數34547.81來得低，代表地理加權迴歸模式相較於多元線性迴歸可以得到較為準確的推估結果，且也能夠具體展現模式中，自變項因子係數解釋力的空間差異性，進而提供更多訊息以了解都市發展進程空間展演的可能原因。 最後，本研究藉由地理加權迴歸係數解釋力的空間差異性及殘差空間分布圖，發現臺北盆地的都市發展進程，有相當程度是受到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歷史發展脈絡的影響，例如商業區及住商混合區的都市發展程度相對來講較高；而臺北車站及忠孝東路一帶呈現高度發展原因，深受當初設立定位影響。Item 臺北都市公園發展的空間、環境解析與文化地景詮釋(2018) 林芬郁; Lin, Grace Fen-Yuh都市公園是都市空間治理的一環，受政權轉換、社會經濟發展、氣候變遷等因素，衍生因應時代各類型的公園，並隨公眾的使用方式構成不同的文化地景。本研究以人、都市空間、生活環境與文化地景互動關係為視角，分別探究都市公園發展史、臺北都市公園的文化地景變遷與空間配置議題。本論文以文獻、歷史檔案與田野調查進行質性研究。 本研究首先將歐、美、日的都市公園發展脈絡化，建構出都市公園發展系譜，並追溯影響臺北都市公園發展的源流與文化路徑；其次敘述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為改善公共衛生，將歐美近代都市公園制度引進臺灣，再述1932年「大臺北市區計畫」中17個公園預定地，戰前與戰後開闢、使用的情況與地景變化，以填補目前學術界缺乏的一隅。同時論述臺北都市公園在政權更迭下，日本/中華民國政府藉由權力支配公園空間，與宣揚意識型態的殖民/再殖民地景在市民毫無知覺下滲入庶民的日常生活中，直到解嚴後臺灣意識抬頭、文化自覺，透過轉型正義都市公園方呈現心靈解殖地景。臺北的都市公園在政治權力、社會群體、多元文化交織與環境互動下，成為混雜、獨特的公園文化地景。 此外，本研究藉由空間解析，探討臺北都市公園配置空間不均，河濱公園並無法真正解決休閒空間不足的問題，甚且衍生公共景觀被私有化的「綠色縉紳化」環境正義議題，以提供臺北都市公園未來規劃之參考。Item 臺北市大型舊違建聚落的形成與消滅(2017) 何仁佑; He, Ren-you常見的違建聚落主要有兩種分布的型態，一種集中在因為郊區化而衰敗的內城中；另一種在主要城市的邊緣，為貧困又無家可歸的外移民進駐所建成。而臺灣的違建聚落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下則產生了與上述兩類截然不同的分布情形：違建聚落散佈並鑲嵌在都市核心裡。 1949年，國共內戰後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帶著大量軍民撤退來到臺灣。在有朝一日反攻大陸、回歸家鄉的思維下，上級允許於這些無處可居的下屬暫時、就近搭蓋臨時住屋，地點是在尚未使用的公有地和都市計畫預定地上。這項臨時命令成就了今日臺灣違建聚落散佈又鑲嵌在都市中的獨特分布。 1955年後，隨著城市的發展，都市計畫重新被拾起，這些都市計畫預定地和公有地上的違建聚落，成為了都市為了健全發展所必須消滅的對象；然而因為早年這份就地安置的歷史背景，使得臺灣的違建在拆除時衍生出了特殊的補償金制度。龐大的補償金使得市府部門的違建決策需要更加的審慎，也使得整個大型舊違建聚落的拆除歷史具有極高的政治意義。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探討臺灣違建聚落的發展脈絡，以解析其獨特的空間分布樣貌。再者，歸結出違建聚落的消滅與都市政治的關聯性；本文主張，由於早年的獨特分布，這些由軍公教人員的行政歸屬所形成的獨特空間分布，其遭到消滅的過程並非是單純的都市更新或向外擴張，而是一個更為獨特的都市政治過程。 臺北市作為臺灣的行政中樞，早年違建數量和違建居住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亦為全臺最高，分別為52,887棟、28.13%（1964年調查報告），因此做為研究臺灣違建聚落的城市代表。 本研究發現，整個臺北市的違建聚落的消滅過程，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特質。隨著不同的市長的規劃理念，特定時期有相同空間屬性的違建聚落遭到大量拆除，這個揀選過程經歷了防空疏散、城市美化、發展郊區及公園創造運動等，而被鎖定拆除的違建聚落對象則從道路轉向公園，顯示了不同施政願景和城市空間想像導致了臺北市的違建地景選擇性的消失。Item 臺灣歌謠的台北意像(2011) 楊月璧淡水河是臺灣第三大河，也是臺灣早期唯一有航行之利的河川，因此在沿河右岸形成艋舺、大稻埕市街，後來更發展為全國最大的城市－台北。隨著淡水河河道的淤塞改變與污染、經濟型態及交通工具的轉型，讓它像河水般時起時落的轉移；不變的是，我們仍然脫離不了與淡水河互相依存的臍帶關係；多少古往今來的人事景物沉浮，造就了優美動人的淡水河人文風情面貌，引人深深陷入北台灣母親河的旎旎旋律中。 臺灣歌謠是臺灣人在地生活的真實記錄。從臺灣歌謠走尋淡水河與台北城市中「人河關係」的生命歌謠。這些歌謠承載著發生在淡水河這片土地上的浮沉起落、鹹酸苦澀、甜美溫馨的故事。歌謠作詞作曲創作者細膩的觀察與批判，使用寫實或隱喻的方式，顯現出臺灣社會每個階層生活真實的聲音，留下使人感動並且具有時代意義與充滿生命力的臺灣歌謠，這種實在有感情的歌謠，讓人唱起會感動、很窩心、吐鬱氣、解憂悶。 歌謠蘊含著民眾史，是傾聽人民與土地聲息很重要的途徑。筆者透過臺灣歌謠的整理，依據Kevin Lynch在《The Image of the City》理論來作研究。給民眾唱出好聽的歌謠，來熟識走過悠悠淡水河的人文歷史長河？歌謠怎樣抗議人類對河流的污染賤踏與期待？河流與台北城市用什款的歌謠來做對話？期望民眾熟識生養我們的土地，產生了認同、瞭解與愛慕；愛唱、守護與發展我們自己美麗優美感動的在地音樂文化–臺灣歌謠。Item 清末以來臺北盆地歷史地名的空間認知相對方位改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014-06-01) 洪致文; 馮維義本研究整理了從清末開始，台北盆地在不同時期的地名與街名變化，分析當時命名者空間認知方位的變化。清代的台北盆地是屬於農業社會，農田灌溉的水圳系統深刻地影響了先民的空間認知；在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和台北城內）時期，發展出了數種不同的空間觀點，例如與淡水河沿岸平行的河港型市街模式（由西向東）、從官署座向（由東向西）產生的空間認知，以及受到風水與坐北朝南中國傳統統治觀點影響的空間觀。到了日本時代，統治者引入了科學治理與現代的都市規劃技術，將過去地名與街名中的傳統空間認知觀點逐漸抹去。二戰後，國民政府在未考慮都市未來發展的情況下，以中國大陸地名系統替台北市的街路取名，引進的「大中國規劃者中心觀」，除再次抹去了台北殘存的歷史空間認知外，並因市區內東、西路所佔比例的分配不均，造成現代台北市空間認知出現東西區極度不對稱的特殊現象。Item 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的歷史刻痕--二戰時期臺北簡易飛行場的選址與空間演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010-08-01) 洪致文Item 「菜市場」的日常生活地理學初探(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04-09-01) 吳鄭重Item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4-08-01) 李秀娟本文閱讀楊德昌的作品，特別是《恐怖份子》（1986）、《麻將》（1996）、以及《一一》（2000），分析「新」與「舊」在其電影創作中的呈現以及文化意義。論文首先跳出當代台灣電影論述中西化與懷舊流派對立的思考侷限，企圖找到一個「新」的角度來觀察楊德昌電影求「新」的企圖，說明楊德昌式的「捨舊求新」並不意味以彼易此、以外來易本土等本質性的文化替代，而是鼓勵一種拒絕複製既成文化產品、拒絕重複先前慾望、創作軌跡，以呈現個人在不同時空情境下創造「差異」（differences）能力的文化態度。其次，筆者援引爾本（Greg Urban）所提出的「『新』後設文化」（the metaculture of newness）概念，說明楊德昌如何透過過賸的、斡旋台北駁雜面相的閱聽影音呈現，介入台北「新」文化的後設建構。論文試著將楊德昌的電影文本讀為再現、評述台北都會經驗的「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在思考楊德昌的電影如何介入台北文化的後設層面，斡旋都會中的「新」、「舊」慾望時，筆者觀察了（1）楊德昌電影中的角色如何掙扎於重複「舊」與追求「新」的現實困境，進而突顯追求「新」的困難度與重要性；（2）楊德昌本身如何透過虛構故事與鏡頭的設計、剪接連繫起城市中或許看似不相干的人、事、時、空，積極策動台北「新」情境、「新」慾望產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