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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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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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網址：http://www.cla.ntn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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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綏撫、監控到自治─日治到戰後前期山地交易的制度形成與變遷
    (2017) 張夢軒; Chang, Meng-Hsuan
    長久以來，原住民多能自由的和外界交易物資。日治到戰後前期，國家勢力開始以有形的制度之手，介入山地交易運作，使山地和平地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樣貌。日治到戰後前期，山地交易制度先後呈現出「綏撫、監控和自治」三種精神。 日治最初，政府以安撫、討好的方式「綏撫」原住民，不時地供給原住民酒食、布帛等物資，對於山地交易沒有統一、強制地控管，使各地發展出自由交易、特許民營、官營等不同交易樣態。 1900年以後，山地交易政策精神由「綏撫」逐漸轉變為「監控」。配合南守北進政策，西部、南部地方廳，以法令監控民營山地交易；北部、東部地方廳則採官營交易，由警察直接控管食鹽、鐵器供給。大正3﹝1914﹞年五年理蕃政策結束，警察經營的官營交易所，對山地進行治安控制、文化改造。大正10﹝1921﹞年，警察協會接管山地交易，蕃產品買賣帶來的巨額收入，成為警察撫卹財源。戰爭時期，新竹州、臺中州、高雄州陸續設立高砂協會，更積極榨取山地財源，高砂協會雇用原住民菁英，和高砂族自助會、青年團合作，使原住民菁英獲得和官方合作經營蕃產交易的經驗，也開啟戰後辦理山地交易「自治」的契機。 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欲達成山地交易的「自治」，南志信、林瑞昌、高一生等原住民菁英集資設立民生公司，但在國共內戰的局勢下，政府不願把山地交易自治權下放，使自治夢想頓挫。民國41﹝1952﹞年，設立山地鄉供銷會，「山地鄉自辦，政府監督」權責不一的架構下，供銷會面臨資金不足、人才不足、業務不善等問題，政府沒有直接解決問題，民國49﹝1960﹞年還以山地平地化政策為由，將供銷會改組為農會，日後多數的山地農會被併入鄰近平地鄉農會，至今只有5個山地鄉農會保持獨立，失去山地農會保護和扶助的山地鄉，只能自力更生、自立自強。 上述山地交易制度架構，運作在桃園復興泰雅族，在日治中後期政府強力監控下，角板山交易所成為展示統治成果的樣板交易所，實際上族人沒有發展交易買賣的空間；在戰後前期政府威權監控、資金不足的限制下，不論是以族人為主體組成的供銷會，或是族人私人經營的竹木業，皆難以利用買賣累積資本。民國54﹝1965﹞年以前的復興泰雅族人，只能默默蓄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能量，等待日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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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參與棲蘭山區林業經營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2017) 周佳琪; Chou, Chia-Chi
    棲蘭山地區是原住民族泰雅族的生活空間，1945年後成為官營伐木的地區。在1945-1967年間，受到國際局勢與經濟影響，棲蘭山地區成為安置榮民與出口林木以換取外匯的地區，當地原住民生活空間受到限縮。1976年後政府頒發「台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開始限制官營伐木業，更進一步受到國際潮流的影響，在保育團的訴求下，政府於1991年頒布全面禁伐天然林，但棲蘭山地區仍舊在森林保育處的管轄下。1999年，在保育團體的要求下希望於棲蘭山區成立馬告國家公園，但在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下，馬告國家公園的預算遭到凍結。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權益關係人採取不同的論述，並且在不同尺度中分別展現不同的影響力。主導棲蘭山地區森林生態系變遷的主要力量，以「國家政策」為主。「NGO」與「社區/地方」的行動者則多因應政策的變遷，而產生不同的環境認同，進而採取新的行動，並展現其影響力。在森林生態系變遷歷程中，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會採取對其最有利的論述。而今日「保育」此價值在此歷程中，成為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各自表述與定義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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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戰後本土山地唱片的興起：鈴鈴唱片個案研究(1961~1979)
    (臺灣語文學系, 2011-10-??) 黃國超
    本文以台灣戰後第一家生產山地流行歌唱片的「鈴鈴」公司為個案，以音樂文化史及工業生產史的角度切入，追溯在政治、經濟地位皆屬於弱勢與邊緣角色的原住民族群，如何在1950 、60 年代，唱片工業掌握於本省人之手，政治檢查掌握於外省人之手的權力夾縫中，再現他們自己的庶民歌聲。由於當前山地通俗歌曲的文化工業相關研究仍置於幾近荒蕪的狀態，第二手資料闕如，因此本文作者嘗試以黑膠資料收集、田野調查、相關人物訪談等方式，試圖釐清「鈴鈴」唱片公司所生產山地歌曲的類型、生產過程，以及詞曲創作者、歌手、公司老闆、企畫等相關人物互動的關連性。本文以「鈴鈴」唱片公司作為討論主體，因為該公司不僅是戰後山地唱片的起始者，也是目前所知黑膠時代產量最高(估計約百張，千首左右歌謠)的山地流行歌生產者。對於瞭解戰後台灣原住民族「山地歌曲」由「部落傳唱」走向「商品販賣」的文化再製的過程，以及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的音樂文化認同、歌謠變遷與社會時代的互動， 「 鈴鈴」唱片的生產史及出版型態解讀是為必要的探索路徑。本文將說明下列幾項重點: (l) 「 鈴鈴」公司投入山地唱片製造的時代背景與第一張山地唱片的誕生過程;(2) 「 鈴鈴」公司山地唱片的兩個系列:標號FL 以及RR 之間的類型差異與特色，製作班底等相關人物及背景;(3)最後，我試著以「鈴鈴」唱片山地歌曲的產製歷程，背後所涉及的音樂美學變遷做一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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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戰後本土山地唱片的興起：鈴鈴唱片個案研究(1961~1979)
    (臺灣語文學系, 2011-10-??) 黃國超
    本文以台灣戰後第一家生產山地流行歌唱片的「鈴鈴」公司為個案，以音樂文化史及工業生產史的角度切入，追溯在政治、經濟地位皆屬於弱勢與邊緣角色的原住民族群，如何在1950 、60 年代，唱片工業掌握於本省人之手，政治檢查掌握於外省人之手的權力夾縫中，再現他們自己的庶民歌聲。由於當前山地通俗歌曲的文化工業相關研究仍置於幾近荒蕪的狀態，第二手資料闕如，因此本文作者嘗試以黑膠資料收集、田野調查、相關人物訪談等方式，試圖釐清「鈴鈴」唱片公司所生產山地歌曲的類型、生產過程，以及詞曲創作者、歌手、公司老闆、企畫等相關人物互動的關連性。本文以「鈴鈴」唱片公司作為討論主體，因為該公司不僅是戰後山地唱片的起始者，也是目前所知黑膠時代產量最高(估計約百張，千首左右歌謠)的山地流行歌生產者。對於瞭解戰後台灣原住民族「山地歌曲」由「部落傳唱」走向「商品販賣」的文化再製的過程，以及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的音樂文化認同、歌謠變遷與社會時代的互動， I 鈴鈴」唱片的生產史及出版型態解讀是為必要的探索路徑。本文將說明下列幾項重點: (l) I 鈴鈴」公司投入山地唱片製造的時代背景與第一張山地唱片的誕生過程;(2) I 鈴鈴」公司山地唱片的兩個系列:標號FL 以及RR 之間的類型差異與特色，製作班底等相關人物及背景;(3)最後，我試著以「鈴鈴」唱片山地歌曲的產製歷程，背後所涉及的音樂美學變遷做一個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