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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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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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療法與精湛藝術:以道家觀點看待「祕密花園」中的疾病與復原
    (2024) 艾迪; Bruhl, Elad
    深受大眾喜愛的兒童經典文學作品《祕密花園》,故事主要講述瑪麗和柯林兩位角色的轉變,該變化不僅是行為反應,亦展現在身體表徵,因此到了小說結尾,孩子們的轉變體現在紅潤的臉頰以及兒童般的朝氣與活力,與過往病弱的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本研究著重在探討主角轉變的原因,研究過程中追尋其他學者的步伐,發現許多人將角色中的康復現象歸因於孩子們積極思考的結果,並指出新思維「心靈療癒」運動影響了作者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看待世界的方式。筆者的研究方向與過往學者的研究思路不同,主要專注於小說中的核心元素「魔法」。儘管有些學者的研究間接承認魔法對兒童復原的重要性,但鮮少有人深入探究該方向,因此本研究深入著墨於這一點。為此,筆者借鑒道家哲學的視角,認為魔法與道家的「道」概念具高度相似性,迪肯的精湛技藝亦巧妙地契合了「無為」的概念,因而在《祕密花園》敘述中,一個人的生命力最終取決於他與魔法的融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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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竑《老子翼》的詮釋向度
    (2021) 葉騏睿; Yeh, Chi-Jui
    本論文以晚明儒者焦竑的《老子翼》為考察核心。焦竑年少學儒於泰州學派耿定向與羅近溪,後出入佛、老,故嫻熟三教義理。焦竑認為三教教法殊異,但細究其中思想,最終實是指向相同之「道」。焦竑認為「道」下貫於人即為「性」,以「復性」作為學習之要旨,並以此「復性」之工夫詮解《老子》。《老子翼》由兩部分組成,其中部分為焦竑所揀擇歷代解《老》中,理蘊精微、得《老子》要旨者;部分章節焦竑亦自下己意。本論文以後者為討論核心,前者為輔助理解之視窗,以此全面把握焦竑《老子翼》之詮解架構。 對於《老子翼》所展現的詮釋向度之研究,筆者分為兩步驟進行。首先對焦竑生平予以考究,期能由其學思歷程所展現之思想結構,作為研究《老子翼》之前理解;次而進入《老子翼》文本中,探索焦竑透過詮註《老子》所呈現的老學圖像。後者為本論文之核心,由兩個向度構成。第一部分為《老子翼》之道、性論述,「道」之概念作為《老子》思想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焦竑認為三教義理可歸於同一之「道」,並以知「性」為人學習之要務,因此「道」與「性」於《老子翼》中,實占有最重要之地位,亦是研究首先須釐清之關鍵。其中,焦竑如何以「道」攝收三教,如何將道、性一貫之思想框架置於《老子》思想體系中,並據以開展《老子》之心性論述,即為此部分探討之內容。 第二部分為《老子翼》之工夫論述,由於中國思想之特性在於實踐之智慧,因此焦竑對《老子》之詮釋,終須歸結於工夫論之上。焦竑以聖人與眾人之別,在於聖人歸根復性,而眾人則處於離道失性之困境。故「復性」之工夫實是《老子翼》之核心目的。其中,須先理清人何以失性,且「復性」如何可能?接著以聖人作為學習之效法對象,並以「滌情歸性」作為工夫指點,以此展開工夫論述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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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西方《道德經》學術詮釋中「道」的「厚實翻譯」──文本、副文本、脈絡
    (2020) 陳致宏; Chen, Chih-hong Rudy
      《道德經》(Tao Te Ching)是翻譯數量僅次於《聖經》的文本。然而,《道德經》的眾多重製(reproductions)、改編(adaptations)和「偽譯」('pseudo-translations')作品,也已納入西方流行的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或「新時代」('New Age')文學,其中不少由中文能力有限或全無的「偽譯者」製作。若干權威漢學家(如 Girardot、Goldin、Kirkland、Mair、Moeller)已提出此現象中的翻譯真實性問題,尤其考慮《道德經》複雜的形成歷史、作者身份、文本傳統、詮釋史與翻譯史,以及譯本類型。   相對於「偽譯」,謹慎的學術型譯者們荷擔著盡其所能地透過詮釋,以復原《道德經》本義的責任:對某些看似簡單的概念提出最真實的詮釋,是極具挑戰性的,例如此經典中原始的(primal)、具文化特異性的(culture-specific)宗教哲學概念──「道」。本研究選擇了三種西方《道德經》譯本中「道」的學術詮釋,並在「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下,觀察其原始意義在各自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復原。文化理論家阿派爾(Kwame Anthony Appiah)的「厚實翻譯」強調將文本(text)置於其豐富的文化和語言脈絡(context)當中,並稱之為一種附有註釋和注解的「學術翻譯」('academic translation'),而這些註釋和注解可視為文學理論家簡奈特(Gérard Genette)所稱之為副文本(paratexts)的內容。翻譯理論家赫曼斯(Theo Hermans)的「厚實翻譯」進而強調對原始文本的意義和脈絡的跨文化深度探索,他認為這種深度無法單獨在譯文中傳達,需要額外的文本機制,如附註(notes)和其他評論性注釋(critical apparatuses),而這些在本研究中也視為副文本。此外,翻譯理論家張佩瑤(Martha P.-Y. Cheung)進而認為,「厚實翻譯」是一種文化再現形式(cultural representation),它是通過「意義層次」('layers of meaning')展現具中國文化特異性概念的異己性(Otherness)。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1)文字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1990年)、(2)歷史詮釋學家邁可.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1992年),以及(3)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和大衛.霍爾(David L. Hall,2003年)所譯之《道德經》第一章經文起始句,通過三個意義層次觀察,即「詮釋層次」(interpretive strata):(1)文本(text):包括譯者在原文不同版本中的首選原文文本、用於支持其詮釋的其他古代或現代文本,以及這兩者如何幫助形成各自的譯文文本;(2)副文本(paratext):譯者使用於譯文之外的文本篇章,即以前言、序言、後記、附錄、詞彙表等形式傳達對「道」更加全面的詮釋性文本;(3)脈絡(context):以大量副文本形式傳達的、特定學術領域的詮釋脈絡(interpretive contexts)和手法,是由以上三種譯本的學者型譯者們,根據自身研究為基礎的翻譯中表現出來的,展現其來自不同學科在《道德經》研究中的卓越和高學術標準。結果發現,《道德經》的文本意義被各種因素所影響,例如原文版本的選擇和副文本中傳遞之各種不同的詮釋脈絡──即文本在詮釋過程中並非無改變,而是帶有譯者意圖,因而譯文結果亦受影響。由此進而發現,三種譯本在三個詮釋層次中對「道」的理解均有異處:原文文本其不同意義之產生,決定於其起源於不同的語言、歷史、社會、文化或哲學脈絡,透過附加到其相應之不同譯文的、帶有譯者意圖的副文本進行傳達──換句話說,副文本即為一種文本和脈絡之間的交互作用物(interactant)。整體來說,本研究認為《道德經》中「道」的「厚實翻譯」,可理解為其詮釋性表徵,其呈現不同之脈絡化的意義,在不同詮釋層次之間,以及透過不同譯者之間對話的二維相互作用中產生,從而塑造其產生之各種相異的本體論(ontology),並顯示出「道」的翻譯之必然性(necessity)、層次性(layerity)、多重性(plurality)和共同創造性(co-creativity)。然而,雖然詮釋各有不同,在這三種譯本中也發現了一個意義的匯合點,即本研究中認為是「道」的非教條性(non-doctrinality)。從此發現所延伸出來的觀點是,由於「道」的意義是共同創造的,故無普世的制高點來談論「正確的」或「最好的」翻譯,並合理化了對「道」的多元共同創造的詮釋,以譯者和文化之間對不同世界觀的建設性對話為其形式。上述發現提供了以下啟示,來重新思考翻譯研究中的若干概念:(1)「道」的一對一、字對字的「對等」('equivalences');(2)有關「神話」與「真實」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問題;(3)從《道德經》遠古的口傳文化(oral culture)演變成至今未曾間斷傳遞其脈絡化的注釋、解經和翻譯,來重思《道德經》的「文本」('text')性質;(4)翻譯研究應進一步向跨文化人文學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開放;以及(5)從《道德經》的透明並易於閱讀的「虛薄翻譯」('thin translations')中看到的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兼容性(incompatibilities)。正是《道德經》翻譯的「厚實」('thickness')促進了對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反思理解,這在當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和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中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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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的自然與空間--老子的地理環境理念
    (中國地理學會, 1990-07-01) 潘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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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學與柳宗元古文創作
    (2011/8-2012/7) 王基倫
    本文擬從柳宗元的家世背景,討論柳宗元對禮學的認知意涵,由此確立禮學觀念與生活方式,既可能是指他的行止表現,也可能指他的文章表現。 柳宗元一生遵守儒家之道,禮學與柳宗元的古文創作的關聯主要在幾個方面:一、在敘事方面,柳宗元記錄了家族親朋好友的禮學教養,不嫌辭費地說明了他們的禮學教養與生活方式,尤其對於家族中的女性著墨更多。記錄他們恪守禮制的過程,也就說明了柳宗元的禮學淵源的來源。二、在論述方面,柳宗元重視「仁義」為「禮」的內在根本,討論古代禮制往往有不同於時人的見解;而他的官員身分,又讓他能有機會修建孔廟,興復儒教。他又十分關注政治社會層面的問題,因而「禮」成為社會行為、政治行為的指導原則,指向對外在具體事件的判準之建立,求得一個合理適當的安頓生命的位置,如此理解,才能明瞭他一再強調的「道」,是指「有益於時政,有益於生民」的追求,禮學表現在古文寫作上具有道德性,是重視民意,革除弊政。借助這般社會道德價值的重建,我們才能感受到古文運動提倡者能用古文來闡明這個道,所以文可以復興,道也得以復興。柳宗元古文的表達方式具有道德性,這才是他的思想特質所在,也是最能代表中國古代文學散文的藝術成就和審美特徵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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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與柳宗元古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3-12-01) 王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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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古文家繼承「道統」而非「文統」說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4-06-01) 王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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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道」之形象思維
    (國文學系, 1998-03-??) 朱書萱
    《淮南子》對「道」的論釋基本上依據《老子》的思想而有所發揮、轉化,漢代以宇宙論結合人君南面思想的情形在《淮南子》中尤其顯見,而對於《老子》道論的繼承,不再以形而上的本體為主要討論對象,進一步探究「道」在現實層面的作用才是漢人關心的課題。本文以形象思維的角度說明《淮南子》對「道」的表述方式已經不同於先秦《老子》, 透過《淮南子》的語言特性與掌握道體的形象物來解釋《淮南子》對於《老子》「道」之轉化過程,並對於漢代思想的整體方向有所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