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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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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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荀子與董仲舒的名實論研究(2020) 曹律麟; Chou, Lot-Lon戰國時期興起了圍繞「名」、「實」關係的探討與論辯。先秦自有「名」的禮儀與文化傳統，而孔子在春秋時期提出了「正名」，名實論議題則興盛於戰國時期。戰國名實論主要有墨辯與名辯、《老子》與《莊子》、黃老道家的「刑名」，以及《韓非子》的循名責實。名實論議題延續至西漢前期，主要有《淮南子》的黃老「刑名」，以及《春秋》「正名」。 荀子與董仲舒參與了名實論的探討，他們各自透過《荀子》〈正名〉與《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實性〉闡述名實論。他們有回應戰國的名實論者，也有透過名實論批評性善論的特徵。不過，他們的學術思想有明顯的差異。 荀子透過「後王之成名」，批評戰國名實論違反常識經驗與忽略歷史、制度與社會風俗習慣的由來。荀子主張「王者之制名」，期望王者維護常識經驗的原則，兼顧採納歷史、制度與社會風俗的依據，並重新建立「名」的體制典範。荀子從違反常識經驗與歷史的角度，批評性善論無法表達透過聖王禮義「化性起偽」的內涵。 董仲舒主張「名號」是「聖人」闡述超越經驗的「天意」，而結合具體意義與象徵意義的產物。「名號」本身具有後世值得效法的價值，也具有規範與批評現實政治的功能。董仲舒透過「性」的「名」與王者的「號」，批評性善論忽略了歷史的「聖人」在命名之初所賦予的王者教化意義。 荀子與董仲舒既有部分延續孔子「正名」的地方，也有與《春秋》「正名」一致的構想。在維護「名」的歷史與制度依據上，荀子與《左傳》一致。在推崇「名」背後的義理與批評褒貶上，董仲舒與《公羊傳》一致。 荀子與董仲舒在學術思想上的差異，說明他們是儒家內部兩種不同的學術思想，並先後因應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前期的歷史環境，而各自回應時代議題。Item 董仲舒政治哲學中的儒學精神──以〈天人三策〉為考察起點(2019) 范如蘋; Fan, Ju-Pin本論文旨在透過〈天人三策〉的策問，以及漢初的社會因素，認識當代思潮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執政問題。以此時代背景、執政者的關注焦點，作為理解董仲舒建構政治思想的基礎。 武帝對政治意識形態選擇的疑慮，出自漢初以秦為鑒的浪潮，使法家難以再公然地登上政治舞台，而黃老的寬和之治，施用至武帝時期，已不足以滿足武帝積極有為的治國野心。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便給了儒家進入政治場域的契機。武帝的策問，以天人問題為開展，反映了當代天人思潮的盛行，而在實務層面，武帝關注民性仁鄙、法律治安的關聯、官員品質的良窳，以及拓威四方等問題。董仲舒將其統整為「德主刑輔」、「本正末應」的施政理念。在武帝問以天人之際的語境下，董仲舒建構的天論，嘗試調和當代社會因素與個人理念，使其學說能更易於為當代接受。 董仲舒之思想，以天人論為架構，包裝其政治思想。如以「天人災異」之說應對君權，此理路雖遠離儒家理性發展的方向，復返了周初的迷信色彩，但其以《春秋》災異紀錄為媒介，將《春秋》及儒家思想帶入當代盛行的天人思潮中，藉由災異之解讀結果，對君權達到一定的限制。而其賦予陰陽以主從位階，並以之界定君臣關係的論述，則可回應帝制型態下，對尊君的需求。 在政策內容上，董仲舒以「陽尊陰卑」開展出「德主刑輔」之說，延續了黃老道家「治道法天」的理念，為人間政治尋求形上的依據。同時，亦著眼於具體操作策略的提供，參酌了法家理念，如循名責實、分職而治、潛御群臣之術等，使儒家理念更切近於實務。其德主刑輔的理念，具體展現為「先富後教」、「原心定罪」等主張，其中對養民、教民的重視，仍深具儒家重德治、人治的色彩，而對君德修養的重視，亦符合儒家內聖外王的治國理念。 可見董仲舒的思想，在本質上仍持守著儒家的精神，但能參採各家學說，強化為操作策略，並兼顧帝制下尊君的需求、與當代的思潮貼近。雖在天論、君臣關係上，改變了先秦儒家的論點，但這些改變卻是引領儒家進入政治實務的關鍵，使儒學得以成功立足政治之因。Item 北宋天人感應政治思想之研究(2008) 顏汝庭本文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為討論焦點，關注此一思想在北宋時的發展、變化情形，與當時代的思想氛微。因為董仲舒建立此一思想體系，不論在動機或使用上，皆具有濃厚的政治性，故本文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的角度著手，並不包括所有天人關係的哲理性討論。 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應思想，最基本的概念，即認為自然災異的發生，起因君主施政不當，上天依此示警。在此思想影響下，漢人經常將某一人事與某一災異作連結。而這套思想內涵在董仲舒之後，經許多漢儒的詮釋，並與讖緯相結合，使內涵更加擴充。這套思想至魏晉時仍繼續流行，但只限於政治領域，學術領域則以玄學為主。至唐代，開始出現大規模批評天人感應思想的言論，但當時少有直指天人感應思想的理論核心進行攻擊。 北宋建國初期，基於國家政權合法性的需求，天命思想被大量運用。因此可見大臣以「天災為時數」的言論回應君主；亦可見天書事件中充斥祥瑞和天命思想。但相對地，也有不斷持批評天書事件的朝臣。在學術上，也有儒者對作為天人感應思想依據的《尚書．洪範》進行反五行災異的理論改造工作。 北宋中晚期的天人感應思想在質與量上都有重大突破。當中雖有持傳統天人感應思想者，但他們更側重兩點：一為自省修德；一為行事應發自內心與至誠。另持天人不相關者也大量出現。此外，亦有言論矛盾者，這可能是基於政治的考量。且對北宋這些大臣而言，不論接受天人是否直接相關，上天譴告的意義都比不上對人世事務的處理。而且，天人不相關的政治思想已成為當時的論述方式，這在唐以前的政治論述中是不存在的。Item 試探劉向災異論著的轉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5-06-??) 張書豪; Chang, Shu-hao本文以《漢書•五行志》為線索，試圖追蹤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的著述歷程，進而發現：劉向早期受董仲舒影響，應當著有「災異之記」，沿襲《春秋》編年繫事的體例；至撰《洪範五行傳論》時，方改採「比類相從」的編輯原則。另外，為了證明洪範五行說的有效性，劉向必須替各類咎徵找到對應災異，因此針對董仲舒的舊說加以補充或離析，以期獲得更多種類的史例；而公羊災異說的內在矛盾，亦促使劉向轉而積極建構洪範五行說的理論體系。至於劉向災異說前後期的轉換、融匯，乃是取決於詮釋史例時新舊兩說的成份多寡；其取捨的標準，則端看個別史例中公羊災異說的合理性，以及洪範五行說缺項與歷代史例之間的相應性。Item 試探劉向災異論著的轉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5-06-??) 張書豪; Chang, Shu-hao本文以《漢書•五行志》為線索，試圖追蹤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的著述歷程，進而發現：劉向早期受董仲舒影響，應當著有「災異之記」，沿襲《春秋》編年繫事的體例；至撰《洪範五行傳論》時，方改採「比類相從」的編輯原則。另外，為了證明洪範五行說的有效性，劉向必須替各類咎徵找到對應災異，因此針對董仲舒的舊說加以補充或離析，以期獲得更多種類的史例；而公羊災異說的內在矛盾，亦促使劉向轉而積極建構洪範五行說的理論體系。至於劉向災異說前後期的轉換、融匯，乃是取決於詮釋史例時新舊兩說的成份多寡；其取捨的標準，則端看個別史例中公羊災異說的合理性，以及洪範五行說缺項與歷代史例之間的相應性。Item 董仲舒春秋學之義法理論(國文學系, 2005-03-??) 陳明恩本文以董仲舒春秋學之義法理論為探討對象，旨在闡述「端」、「科」、「指」之實質內涵及由此所引申之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就「端」而言，董仲舒認為《春秋》至意有「二端」，而其內涵則指向「災異」與「人事」，重點在於彰顯天人相應之理。就「科」而言，董仲舒認為《春秋》之意「各止其科」，因其說含攝「援天端」、「明貴賤」、「別絕續」、「立尊卑」、「載賢法」與「近幽隱」等六項，故謂之「六科」。其說意在發遑《春秋》奉天法古與重志、重讓之精神，並緣此建構一以「陽尊陰卑」為主體之政治原則與倫理綱常。就「指」而言，董仲舒認為《春秋》之文「要有十指」；其說含攝安百姓、審得失、正事本、明君臣、著是非、序百官、達仁恩、立教化、次陰陽、行天欲等各個層面，重點在於建立具體的行為法則與規範。Item 從天道觀看董仲舒融合陰陽與儒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國文學系, 1997-03-??) 陳麗桂繼鄒衍之後，董仲舒成功地結合了陰陽學與儒學，去推闡自己的理論學說。他承繼鄒衍以來的陰陽說與「書經」、「孟子」以下尚德的天命觀，架構其天人合一的災異理論。在這些理論裡，天的意義是多重的，天人是合類的，其關係是緊密相副的，天道與君德、天道與治道也都相通。只不過，它們都是透過「氣」的類應作用去達成。他一本公羊學好言天人災異的傳統，大量吸收戰國以下陰陽學的成果，與當代強勢的思想潮流取得協調，終於達成了荀子以來儒學外王的理想目標。Item 《春秋繁露‧遁天之道》所顯現的養生之理(國文學系, 1998-03-??) 陳麗桂董仲舒上承荀學「外王」的理想，開展出漢代儒學「外王」的大格局。現存董仲舒的著作理論，幾乎全是相關於「外王」的內容，通篇言「內聖」者僅《春秋繁露》的〈循天之道〉一篇。 該篇依循董氏「天人合一」的思想總綱，與黃老之學因天道以論人道的基本模式，以「氣」為基元，從一年四季「二至」的滿盛與「二分」的調制之德，去推闡「中和」的養生之理，乃至房中之術。其所反映的「內聖」思想，非關傳統儒學的道德陶煉； 而是上承《管子、內業》、《呂氏春秋．重己》，而與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房中醫書、張家山出土《引書》， 乃至漢代著名醫書《黃帝內經》一系相呼應的黃老養生之經，十足的道家「內聖」之理。其所提煉出的「中和」之道，與〈中庸〉所言亦始異而終同，凡此，一方面顯現出「黃老」思想在秦漢間影響之深遠、廣大；另一方面，亦反映出漢代儒學對時代思潮所作的吸收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