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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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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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初期《臺灣慣習記事》中的漢人婦女論述
    (2016) 林品君; Lin, Piin-Jiun
    本文透過《臺灣慣習記事》中漢人婦女相關議題的書寫論述,去討論日治初期臺灣慣習研究會對於漢人婦女所關注的範疇內容,以及日本殖民政策與其婦女論述之關係。 在後藤新平的生物學政治強調尊重舊慣與科學調查之原則下,臺灣慣習研究會可以說是舊慣調查事業之興盛時期,最早出現的重要調查機構。該會可謂是官方性質濃厚的研究機構,亦被視為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外圍機構。由於《臺灣慣習記事》為頒予給會員之機關雜誌,某種程度而言代表了日本官方的聲音;亦可作為此一時期(1901-1907年)之階段性論述。《臺灣慣習記事》針對漢人婦女所關注的焦點,可以分為婦女形象與婦女身分關係兩個部分;而雜誌相關記載內容分類,又以婚姻關係、繼承關係、纏足等議題最為多,亦可作為婦女形象與婦女身分關係中最主要之論述面向。 《臺灣慣習記事》所建構出的漢人婦女形象多帶有負面的特質,從中可以看出殖民當局基於統治之需要,特別視纏足為「陋習」、「文明之恥」,藉以對於漢人婦女進行現代化的改造。解纏足運動方面,雖然讓婦女們擺脫了身體的束縛,實則是因為殖民地之勞動力需要;女子教育方面,重視的是實用性的能力培養,與賢妻良母的品格陶冶;更可見得此現代化改造政策目的,亦非以謀婦女福祉為著想,亦非以解放婦女為目標。而婦女身分關係,在司法改革的過程中,亦非將婦女置於現代化法律下的平權或是相對的權利義務關係,可以說是在延續傳統男尊女卑父權社會之再生產的框架,漢人婦女亦成為了在家族父權與國家父權所交織出重層結構下之壓抑對象。 殖民統治階級的利益需求,不僅是日治時期臺灣法律改革過程中始終存在的一貫性特色,對於臺灣漢人婦女在各方面的發展或是改造之方向,都可見殖民地統治政策的目標才是最重要之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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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文人的記者初體驗及其創作實踐——以李逸濤為例的探討
    (2010) 王俐茹; WANG,LI-JU
    本論文旨在討論臺灣文人進入日治之後,如何從清領時期的「文人」身份,進入現代化環境下而轉變為職業「記者」的相關情況,以及連帶產生的文學書寫樣貌的變化狀態。大抵,臺灣漢文人對「記者」職業概念的從無到有,也同時涉及了殖民現代化下引進報刊所帶來龐大的印刷媒體文化結構的影響。而在報刊結構中,因殖民政策與詩社運作的結合,臺灣漢文人無可迴避的墜入總督府刻意為之,與報刊、吟社聯合而成的,一個具備「文明陷阱」的漢文空間;報刊做為整合總督府政策宣傳、日臺吟社詩作刊登的場域,宛如成為一面三稜鏡,折射出臺灣報刊如何藉由公共論述,進與官方/地方、個人/社團產生各種連結關係。大抵,本論文藉由三個面向討論上述相關議題:(一)臺灣報刊與殖民政策、日臺吟社型塑的共構關係。(二)日治時期現代報業引進後,臺灣漢文人如何藉由接觸報社工作,產生「記者」職業意識的層遞變化。(三)以李逸濤為例,展現文人與記者身份在報紙上呈現的不同創作面向,及其書寫混合的層面。而從上述三個面向的探索中,本文發現:「記者」在日治初期做為一種現代職業,先是由日本殖民者將此新興職業引進臺灣,並藉此去容納若干自當時政治核心退下的漢臺灣漢文領導階級,接著又透過這些臺人記者居中促成日人與臺民身上共通的漢文資本之間的交流;最後,擁有現代職業身份的記者,更是逐漸取得了實質的臺灣文壇領袖位置。此外,本文另一方面,則是剖析臺灣文人在參與報刊運作的過程中,其所具備的「記者」職業意識在報紙中的實際論述與創作實踐的狀況。 至於本論文內容,共計五章。第一章闡發本文之問題意識,並說明文本材料與研究方法的使用。第二章主要闡述印刷媒體進入日本、中國、臺灣三地的情形,以及印刷媒體的發展如何同時促成三地知識份子的身份變化,於中可見日本幕府文人為對抗明治政府投身成為報社主筆;中國文人面臨科舉路絕的危機,自覓生路成為報人;臺灣的印刷媒體發展則藉由殖民力量的引介,報刊型塑出官民交流的空間。第三章則是談述在1895年政局改變之後,臺灣「文人」如何藉由與官方的合作、階級的層遞,使得個人身份產生變化,進而成為具有現代職業表徵與擁有傳媒資本的「記者」。文中並以陳洛、李逸濤、謝雪漁等不同時期進入報社的漢文人為觀察對象,爬梳漢文記者認知印刷媒體與職業身份的變化歷程。第四章以《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李逸濤為例,透過對其在報刊上詩詞、小說、戲曲等創作的分析,說明李逸濤對「文人」、「記者」身份的雙重認知如何展現在報刊創作當中。第五章結論,統整前面數章之論述,歸納出臺灣日治初期如何以報刊為中心,連結總督府、臺灣文人、詩社等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結構意涵,以及臺灣記者在報社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說明本論文整體論述的意義、價值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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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06-??) 謝明如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成立經緯、會務活動及其歷史意義, 指出日本領臺前, 其國內已普遍設立地方教育會, 以教育者為主體, 負責協助教育行政及落實教育政策。日治初期, 臺南首先引進教育會組織, 臺北、基隆、臺中、新竹、桃園等亦陸續在地方行政首長之號召下踵繼成立教育會, 其目的在管理書房及推動公學校教育, 成員大多以臺人士紳及書房教師為主, 故性質及會務活動均異於日本地方教育會。地方當局事先透過教育會聯絡書房教師, 尋求改良書房與推動新教育之共識, 並宣導相關規定及措施, 以漸進方式落實書房義塾管理規程; 同時, 督促書房及士紳子弟入公學校就讀, 影響所及, 地方政府得順利落實書房管理政策, 不少書房教師轉任公學校教師, 甚至率領私塾子弟轉入公學校就讀。要之, 新教育推展之初, 地方教育會實扮演中介之角色, 發揮溝通官民之功能,誠為日治初期地方教育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