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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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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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時期陝西省的移墾事業(1937-1945)
    (2011) 陳國聖
      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即確定積極救濟難民的方針,並且在救濟辦法上擬定以開墾為中心工作,進而頒行《難民墾殖實施辦法大綱》、《非常時期難民移墾規則》與《非常時期難民移墾條例》等一系列法規,以有效地而持續地推動移墾事業。民國29年7月,農林部正式成立,陳濟棠任首任局長,其後農林部並設立墾務總局。農林部在移墾事業的進展上除了增設直屬墾區外,也積極推進省營墾殖與民營墾殖的發展。   陝西省在全面抗戰爆發後調查全省荒地,並成立陝西省墾務委員會。黃龍山墾區在民國27年1月成立辦事處,朱慶瀾貢獻良多。民國28年4月,墾區辦事處升格為墾區管理局,朱慶瀾任首任局長;是年5月,黃龍山墾區由省營改制為國營。民國30年5月,胡抱一接任局長而積極推行墾務,使墾區的移墾事業得以持續發展;而到了民國32年以後,黃龍山墾區不再增收墾民。至民國33年4月底,黃龍山墾區遭到撤銷,由陝西省政府接管其業務。黎坪墾區於民國29年3月由省營改制為國營,安漢擔任局長。黎坪墾區的移墾事業在安漢的領導之下不斷向前發展、進步,但安漢在民國32年11月遇害,使黎坪墾區的墾務因而停頓;至民國33年4月中旬,黎坪墾區也和黃龍山墾區一樣遭到撤銷。   省營性質的汧山墾區是抗戰時期陝西省的第三大墾區,其在民國29年1月1日成立辦事處,李象九任辦事處主任。汧山墾區成立後即策劃各項墾務與積極招收墾民,且墾區內也有軍墾與民墾等墾殖形式,使汧山墾區的移墾事業得以持續發展。陝西省內尚有馬欄、太白山麓、寬灘、郿扶、嵯峨山、隴縣杜陽、渭灘與鳳縣銀洞灘等其他非國營墾區,雖然規模小於黃龍山、黎坪與汧山等墾區,但亦對陝西與全國大後方之移墾事業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甘肅省雖與陝西省同屬西北地區省份,但其移墾事業在收容墾民數量、開墾土地面積等各方面都不如陝西省發達;而在地理位置上屬於東南地區的江西省,其開墾與耕作之條件實較陝西省優越,所推行的移墾事業和陝西省相比也可說是毫不遜色。   抗戰時期陝西省政府和賑濟委員會、陝西省賑濟會配合運送墾民,而墾民之墾具、生產工具糧食的獲得則主要為各墾區自身籌得經費或中央、民間捐贈之款項購買;移入陝西的大部分墾民皆為農民,亦能勝任墾區之移墾事業,墾民也能夠擁有自己的耕地。由於陝西省政府與中央關係的平和,使國民政府得以較為順利地在陝西推行移墾事業,但是也一直受到中共的影響。無論如何,抗戰時期陝西省的移墾事業,實為中國抗戰期間的歷史發展之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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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政權與朝鮮華僑(1940-1945)—東亞秩序之ㄧ研究
    (2005) 楊韻平; Yang Yun-ping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太平洋航線的興起與日本殖民帝國的締造,造成東亞內部關係的巨變,以及亞洲與世界關係結構的重組;由1898到1938年四十年間,東亞內部經濟的重整,形成中國—香港與日本—臺灣—朝鮮—滿州國之兩大經濟圈。此以政治和航運為基礎發展而來的經濟圈、政治圈,在七七事變後,日本陸續在中國境內扶植各地方政權的情況下,變得更為複雜。1940年3月,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政府脫離重慶方面的蔣介石政府而成立,並號稱「還都南京」,以正統、中國境內唯一的合法政權自命,自此「中國」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而是分立狀態。 在這一波國際情勢的變動中,跨越「邊界」位置之華僑的動向,值得加以考察。中國移民大量移往朝鮮始於一八八○年代,在一九三○年代約有六萬人餘人。七七事變後,中日關係惡化,各領事館紛紛關閉,華僑處境日漸艱難,回國者眾,人數大為減少,至汪政權成立後又有所增加。本研究打破純粹以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方式,試著從當時朝鮮華僑的眼光來理解,亦即,不從中央角度視華僑為處於邊陲的一群,而以其自成體系的區域網絡著眼。在研究範疇上,兼顧經濟層面與政治層面、政府官方層面與民間層面(即應然與實然);包括這段期間內中、朝、滿貿易的變化、華僑政治上的表態與行動,政府的國籍認定與華僑滿僑自身認定之異同等。在分別考察汪政權在朝鮮地區領事館的建置與僑務運作,以及朝鮮華僑與汪政權的互動關係之外,亦透過以上課題的研究,進一步釐清汪政權的本質,乃至於對1940年代前期的東亞秩序提出觀察。蓋華僑史研究取向,一方面可以華僑為研究主體,以闡明華僑社會的實相、動態變化為研究目標;另一方面則以跨越國界的「華僑」為一研究角度,作為中國戰爭史,甚至是近代東亞研究的切入點。 中日戰爭期間的朝鮮華僑,相對於東南亞地區的華僑是弱勢中的弱勢,在僑居地的政經地位低,對母國政府也缺乏積極貢獻,但由於僑居地政府與地緣關係,清晰地受到中國內部動盪的衝擊與影響,如滿洲國建國、中日戰爭、淪陷區政權的建立與更替等;而在這些變動中,中國駐朝鮮地區領館與華僑社團的因應也是值得觀察的一環。要之,近代朝鮮華僑可以比擬為地震儀,敏感地反映中國、東亞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