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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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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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艋舺商人的改朝換代：1895(2021) 陽智寧; Yang, Chih-Ning1895年6月，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啟了臺灣史的新篇章。從1895年6月日清交接臺灣統治權，到1897年7月地方行政運作骨幹的街庄制度正式形成的這兩年間，是臺灣人與臺灣總督府相互摸索統治方式、磨合雙方關係的關鍵時期。透過深入調查這兩年間，領導臺灣地方社會的地方有力者與總督府的互動，可以更仔細並立體地觀察臺灣地方如何面對1895年的改朝換代。因此本文以19世紀末的臺北河港城鎮艋舺為案例，藉由研究臺北城周邊臺灣地方有力者活動軌跡，究明總督府與臺灣地方有力者間的互動與雙方互動的意義。艋舺是一座發源於清代的河港商業城鎮，該地的重要商人多是透過兩岸戎克船貿易發家致富的泉州三邑人，並透過同鄉會及商業組織壟斷商業利益。這些商人往往會提供社會救濟與福利、維護地方治安、協助官府收稅，補足了清代官府在地方治理的缺口，並藉此累積名望與影響力，以換取特權、擴張利益。不過至19世紀末，由於亞州貿易環境出現變化，艋舺商人的利潤與實力下降。同時，臺灣政治局勢也發生劇變，讓曾叱吒一時的艋舺商人，必須轉變態度及方針。艋舺商人的轉型正發生在1895年至1897年，總督府與臺灣地方有力者相互摸索統治平衡的時間點。從該地商人的動向可以發現，艋舺的商業與政治問題相互牽動，使艋舺商人必須積極與臺灣總督府達成管理地方的共識、展開合作仲介的關係。而這些變化也改變了百年來，河港城鎮艋舺的發展。Item 草屯社會發展與地方菁英(1751-1945)(2008) 張家綸乾隆、嘉慶年間社番菁英的土地利權大量流失到漢人菁英手上，宣示著草屯菁英主導權也轉換到漢人手中，當漢人正式成為歷史舞台的主角後，包含前提的環境和人文因素塑造移墾社會的發展，洪家和李家大量佔據了烏溪沖積扇大部分的土地，林家、簡家、白家便只能尋找沖積扇的邊緣地帶並往無人之地發展，先天的環境不僅造就各家族不同的發展基礎，甚至引發家族間的衝突。 就大環境而言，若要成為菁英，蒐購土地並努力經營當地是最基本的策略。在地方上有基礎後，便謀求帝國行政中的職位名目，以文治化菁英本身的條件，而科舉便是重要的途徑。就此，可歸納當地成為菁英的模式主要有三：蒐購土地、進入科舉、因軍功受賞。以上是就縱剖面來看，若就橫剖面而言，「各份其地」乃當地菁英的相處模式，若因土地和水源發生爭執則由最具勢力者出面協調，但雙方若勢力均衡便各劃界線釐清利權。 日治時期，面臨政權轉移之際，當地甚少菁英展開抗日活動，之後政府透過紳章制度的實行籠絡舊勢力，使其進入帝國表彰體系內。隨著現代化到來，菁英模式也產生轉變，除了舊有蒐購土地的方式外，投資到糖業、製腦業等商業活動亦是擴張本身勢力的手段之一，再者，教育制度的實施，使得學校成為培養菁英的搖籃，當地菁英內涵產生質變，菁英職業呈現多元化的態勢。這不僅使得菁英成員產生變化，而且新興菁英亦能參加當地公共活動。並將觸角伸入地方團體中，菁英構成的網絡不像清代限於平面，甚縱深至各個層面，例如洪元煌透過文化協會和霧峰林家建立起良好的社交網絡，其中因共同參與社會運動所萌生的共同改革意識，逐漸泯除自清代以來的分界意識。 縱使新興菁英能參與地方活動，但是主導權仍在延續舊勢力的菁英手中，不管在地方官職、金融組織或水利組合中都可看見這樣的事實，唯一例外是黃春帆，因為他所擁有的財富足以和當地菁英平衡，加上和霧峰林家又保持良好關系，得以擠身於當地權力核心。而從權力核心的職位遞嬗中又得出什麼訊息呢？菁英持續擔任相同的職位，就算離開職位亦會拉拔同系族人進入，從職位的授與來看，乃政府籠絡菁英的手段之一，他們所能做的也都在政府的監控之內，再者就成員來看，其在職位名單中重複性極高，而且同族性也不低，這表現出菁英延續家族政治生命和金融影響力的企圖心。 此時，菁英聚眾的場所轉換至討論的議會，無論庄議會、地方金融議會都變相地成為菁英交流和競逐權力的場域。而場域之上另有日本官員的監視，透過這樣的方式確實掌握地方情況。再者，清代菁英以家族為分界權力的標準，到了日治時期卻因共同利益而結合成地方派系，甚至父子處於對立的團體中，例如草屯新舊組合，後來為了地方整體的發展邁向合併一途。 地方的現代化建設亦由有勢者主導，包括水利建設和交通設施，水利建設最有名莫過北投新圳和龍泉圳，這兩條水圳連結不同地域和家族的勢力，不僅塑造出以水利為中心的地域社會，事後也為地方帶來利益，並且強化了李春盛和黃春帆的威望。反觀茄荖媽助圳，因地形限制加上未能跟上現代化的腳步，所以發展極為有限，這導致洪家在土地經營上逐漸沒落，但職業多元化的社會背景，給予洪家另途發展的機會。再就交通建設來說，不僅連結不同區域，也促進本地的物產交流，提升當地的運輸效率。綜觀以上，無論是申請政府土地、召開會議或現代化建設，均改變清代原有以土地買賣為中心的網絡，逐漸擴大並強化各家族勢力的交流，乃至打破原有的地區侷限性，形成更大的跨區域連結。Item 清水蔡泉成家族研究（1723-1945）(2013) 高仕凡; Kao Shih Fan本文區域家族史研究，以清水蔡泉成家族為研究對象，探討蔡家自1723年遷臺後至日治時期間，蔡泉成家族的遷臺發展、崛起背景與日治時期的肆應與社會經濟活動。 自18世紀末起，牛罵頭街與沙轆街為臺中海線地區主要街市貿易中心。清水海陸交通便利，清領時為彰化縣城通往淡水廳治必經之「官道」，移入的漢人可經由塗葛堀港登陸入墾，加上有湧泉—「埤仔口泉」，提供甘美水源，成為漢人定居落腳與開墾土地的好選擇。泉成號由遷臺第三代蔡光福成立，自19世紀初期，透過土地拓墾與商業經營，逐漸擴大家業，蔡鴻猷中舉使家族晉升士紳地位，奠定家族地方勢力。 邁入日治時期，蔡泉成家族因接待能久親王而頗具知名度。家族成員藉由接受新式教育逐步轉入地方基層工作，並以傳統貸地業為基礎，逐步轉向投資新式產業，如輕便鐵道、信用組合等，特別對於清水帽蓆事業有顯著貢獻。而日治時期，蔡年亨無論在帽蓆事業，或是政治活動中，皆有活躍的表現。 清水向來有「二蔡一楊」的說法，雖蔡泉成家族非三家家勢最強者，但卻有效維持家業並增加能見度，其方法不失為日治時期地方型家族謀求存續的最佳例證。Item 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7-12-??) 許佩賢; Pei-hsien Hsu本文分析新北市新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新莊國小）保存的日治時期教師履歷書，從族群、性別、職位、薪資等不同方面來考察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組成、職歷變化。日治前期，公學校中臺籍教師的人數比日籍教師多，但校長都是日本人。日本籍男教師很多都是在本國即有教職經驗，到殖民地臺灣後，職位、薪資待遇都比原來提高許多，也有外地加給，或退休金加計等制度上的優勢。日籍女教師幾乎都有相當於高等女學校的學歷，但在學校任職的時間大多不長，公學校女童的教育，主要還是依賴臺灣籍女教師。臺灣籍女教師大多是出身於當時唯一的中等女子教育機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日治前期，讀漢文還是很重要的文化象徵意義，許多臺籍男教師都同時接受漢文教育與近代教育。他們具備雙語能力，與殖民政府及地方社會兩方面都持續累積人脈關係，公學校教職是他們的安全氣囊，可進可退，可以留在文官體系中可以依序升遷，要到產業界工作，也有很多機會。從公學校教師的組成，可以發現地方社會中，傳統士紳、有力者，在日本統治以後，得到新政府的拉攏，也得到活用自己知識及影響力的機會。地方上的中上家庭，就是把子女送到公學校讀書，畢業後繼續升學的這一群人。新一代受新教育的青年，在政府的文官體系下，有一定的升遷管道，也有機會、有資本在社會上尋找發達之路。微觀地考察一個鄉下公學校的教師，可以了解到日本在臺灣的統治之所以可以如此順利地軟著陸，這些地方人士的合作，應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然，他們也不是單方面地提供協力而已，他們正是最有機會與條件靈活運用交換．仲介機制的人。Item 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2011/08-2012/07) 許佩賢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的道。 張式穀於日本領台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台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台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其後以各種形式飛黃騰達。 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台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也都相當程度的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 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台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Item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穀的軌跡為中心(新史學雜誌社, 2013-09-01) 許佩賢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之道。張式穀於日本領臺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臺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臺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臺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臺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