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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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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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扭曲畸形年代下的自我歪曲：埃德蒙·懷特《男孩故事》與《美麗的空屋》中的美國二十世紀中期同性戀男性氣概(2024) 謝遠山; Hsieh, Toyama一九八五年，在一場關於他的半自傳小說《男孩故事》(1982)的訪談中，艾德蒙．懷特(Edmund White)談論到他將自己的同性戀主角──即他年輕時的自己──描繪成一個「扭曲」(deformed)的男孩之意圖(McCaffery and Gregory 20)。根據懷特本人的說法，雖然他的部份同性戀讀者們期盼懷特能寫出一個能代表他們的正向榜樣，懷特卻選擇了要寫實地描繪出美國二十世紀中期對於他自己以及他所認識的男同性戀者們之影響，因為對於懷特來說，這段時期是一段扭曲畸形的年代。雖然懷特主要的受眾是男同性戀者，一些當代異性戀評論家也發現懷特的半自傳小說與他們身為男性的經驗產生共鳴(McCaffery and Gregory 20)。並且，正如本研究將論證的，在這段歷史時期中生活過的男性們想必也會感受到這種共鳴，因為懷特的小說與有關男性氣概的當代問題息息相關。綜上所述，分析懷特的小說想必能進一步增進我們對男性與男性氣概之間的關係之理解，因為這些小說顯然地捕捉到了美國二十世紀中後期男性在當代男性氣概影響下的生活體驗之本質。本文的主要分析文本為艾德蒙．懷特的《男孩故事》(1982)以及《美麗的空屋》(1988)。這兩本小說描繪了一位未命名的同性戀敘事者──懷特年輕時的自己──在美國二十世紀中期中的成長故事。受啟發於克萊夫·鮑德溫的文學男性氣概研究方法，本文在第一章中以建立有關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男性氣概的相關背景為始。由於當代對於傳統性別角色的崇尚，二十世紀中期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從眾」(Conformity)的年代。然而，通過對於相關文化史學的考察，會發現這一時期關於男性氣概的諸多定義遠比一般認知的性別角色來得更加複雜且模糊。在第一章建立了本時期男性氣概的相關背景後，本文的第二章將專注於懷特的主角，在他的父母、精神科醫師與同齡男孩們的影響下，習得並內化當代恐同的男性氣概觀念。最後，本文將探討懷特是如何描繪男同性戀者們，在內化了當代男性氣概觀念後，如何在他們與當代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將這些觀念付諸實施。懷特的描寫展現了美國二十世紀中期的男性氣概對於男同性戀者們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們所帶來的毀滅性影響。然而，通過他對於石牆起義(Stonewall Uprising)的描寫，懷特也展示了一種通過相互支持來擺脫男性氣概觀念束縛的潛在途徑。我相信，本文對於懷特小說的分析方式有潛能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男性如何與當代男性氣概思想互動、這些互動所帶來的後果、以及能夠解放男性免於這些男性氣概觀念禁錮的潛在方法。Item 變裝皇后的言談及魯保羅變裝皇后秀中文字幕的分析(2020) 裴杰明; Peck, Jeremy許多備受邊緣化的族群，都有屬於自己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可用來營造社群意識和歸屬感。變裝皇后此一族群，於近幾年走入主流文化，隨著變裝皇后所帶來的影響力日益增長，變裝皇后的語言也越來越大眾化。變裝的語言—特別是在魯保羅變裝皇后秀所出現的語言—在美國同性戀社群，可說是相對的普遍，並成為一些同性戀者建立身份，與構築或加強圈內社群的一種方式。在本文中，我希望透過研究魯保羅變裝皇后秀，當中所出現的變裝語言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對身份形塑和建構社群的重要性，並且分析中文字幕該如何修正而不失原意。Item 解析同性戀:台灣網路新聞中的詞彙搭配與社會態度(2018) 陳宇卿; Chen, Yu-Ching摘要 隨著同志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對同志文化(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的社會態度近年來也有改變的趨勢。本研究以社會語言學角度探討同志的表徵。本研究討論在台灣網路新聞媒體中三個關鍵詞彙: 同志、同性戀、同婚，如何在網路新聞中被討論與呈現，並以三個層面來分析：詞彙搭配、新聞標題、新聞內文。研究方法使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斷詞工具和自建語料庫軟體 (AntConc tool) 取得中文斷詞結果(Segmentation) 與關鍵詞上下文語境 (Concordance)。 研究結果顯示顯著的語義特徵。同志、同婚、同性戀的詞彙搭配有三個語意範疇的共通性: 法律涵義與政治運動(Legal Implication and Political Movement)、立場顯示 (Stance Showing)、關係與身份標籤 (Relationship and Identity Label)。同志與同性戀的詞彙搭配語意範疇極為相似包含: 破壞性行為(Destructive Behavior)、以及負面情緒 (Negative Emotion)。所收集的網路新聞語料中可發現三個重要主題: 平等與平權(Equality and Sameness)、家庭角色 (The Role of Family)、社會破壞力 (Destruction to Society)。整體而言，負面涵義詞彙與正面涵義詞彙皆在語料中出現，但負面涵義比正面涵義的詞彙表現顯著。本研究的試圖探討同志在新聞網路媒體中的描繪與語意功能上的表徵。藉由分析新聞內文中語言的使用、社會態度和語境結構，確實幫助我們了解大眾對於同志的感知、意義與評價。 關鍵詞: 網路新聞、同性戀、詞彙搭配、語意範疇、社會態度、同志Item 《杜連魁》之「異/譯」性戀(2007) 蔡淑菁; Su-Ching Tsai本文旨在檢視王爾德的小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與王大閎齊名之譯作《杜連魁》之間對同性戀議題的不同發揮。探討《杜連魁》譯本雖可見於華人的評論、譯評及學術研究領域，但探討範圍大多侷限於語言或文化的對等，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討同性戀的議題是否在翻譯中喪失及其此喪失的過程，甚至連原作的同性戀書寫也常受到忽略。我的研究以傳統翻譯的定義來評析王大閎的譯作，也就是假設原文有可譯的涵義，一來是因為此種研究角度能直接點出我所想發掘的呈現差異，二來則是因為譯者及譯作本身宣稱忠實，並長久以來被冠上忠實翻譯的光環，並為大多數的讀者、研究者所信服，我刻意運用這種標籤來探討譯文，質疑同性戀主題是否也如譯者所言，信實地呈現。根據此研究角度，我先分析王爾德的情慾書寫，然後再剖析王大閎的處理策略。 研究發現，王爾德的情慾表達是建立於偽異性戀架構之上，再佐以繁多同性戀情欲轉喻，因此充滿了暗示性的書寫。而王大閎的譯作則是偏離原作傳遞的同性戀身份論述，並把外觀的掩護轉換成故事的內容。一方面，譯者運用中國古代男色來描寫同性情慾，但因為中西性別、情慾文化觀點不同，這促使譯文偏離王爾德傳達的同性戀意識。再來，譯者加強道德警世寓言的意味，強化異性戀架構，並融入中國男性道德觀，使得原先是講述置身於衣櫃內同性戀者的故事，搖身變成了道德敗壞而言形放蕩的花花公子。王大閎的翻譯策略顯露了典型的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雙重態度（homographesis）。本研究得到的結論乃是，同性戀書寫因該性傾向之邊緣、次文化及受歧視的地位，而必須發展出暗示性的書寫方式，譯者可因個人目的、喜好，輕易地在譯文中消弭同性戀情慾。故翻譯研究在探討牽涉同性情欲的書寫時，不應完全誠服於翻譯忠實的標籤，而忽略了潛在的同性情慾改寫。有鑒於王大閎當時翻譯時台灣同性戀論述及書寫資源皆有限，他仍可介入操縱，並遮掩他的改寫，消弭同性情慾，以當今蓬勃發展的男同志與女同志文化，可想見會釋出更多複雜的因素、改寫策略及操縱的可能性。同性戀書寫，可因翻譯而強化、顯現、出櫃，但翻譯也可能改變、消弭、移除此情慾。本文指出同性情慾翻譯的操縱，唯研究範圍有限，有待日後研究，尤其是有關華語的翻譯，以繼續探討翻譯與同性戀情慾書寫之相互作用。Item 「友誼」抑或「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2019) 許維安; Hu, Wei-An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科學論述取代了儒家論述，成為維繫社會性別秩序的權威。在此背景下，「同性戀」此一概念與其他西方生理學、心理學與性學知識傳入中國，並且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挪用，以重新穩固過去以儒家論述為基底的性別秩序，如一夫一妻的父系家庭。 本文在討論在引入「同性戀」此一概念的形塑過程中，性別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以及「同性戀」對性別秩序中的異性戀規範。主要透過三位在同性戀論述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者，如：佛洛伊德、加本特和藹理士。透過分析這三位作家的理論著作，在經過中國知識分子的翻譯、傳播與挪用之下，是如何影響中國對於同性戀的認識，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又是如何受社會需求刺激，導致同性戀此概念的形塑具有疾病化和陰柔特質，進而維繫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異性戀體系，尤其突顯在女性的社會角色認同上。Item 反共意識形態與性政治：1950-1960年代台韓社會中的他者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2019-04-??) 陳佩甄; Chen, Pei-jean「從北Gay」這個詞過去幾年開始出現於南韓的反LGBTQ 運動中，指控性少數團體就如同親北、親共人士，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這樣的修辭不僅重新點燃過往政治時空中普遍存在的恐怖主義，亦再次將「性變態」（sexual perversion）和「政治顛覆」（political subversion）連結起來。本文認為「從北Gay」這樣的詞彙反映的不只是南韓社會內部的歷史問題，對照戰後初期台灣反共論述中的「性變態」身影，即可窺見當時台韓社會內部皆有類似的政治傾向。本文將追溯反共意識形態中「政治與性」如何交互運作：透過檢視大眾論述如何以「性變態」為特徵，將共產主義者「非人性化」，並塑造新的性∕別規範。為此，本文聚焦於1950-1960年代台韓媒體如何再現共產主義者和「性變態」者，並將詳細討論三部台韓小說：《重陽》（1961）、《永遠活著》（1959）和〈傻瓜與白痴〉（1966）。本文發現，媒體和文學再現的共產主義者和同性戀者皆與謀殺、性暴力和性變態有關，而這樣的表現手法促成了社會大眾對於這兩種人的仇恨情緒，並將這兩種人物轉化為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不法分子。而這樣的作法，不僅讓政治意識形態得以進入各層級人民的生活領域，同時又以性別矛盾取代階級、種族、族群間的衝突與無解。本文強調，政治意識形態和性∕別規範必須交叉思考，才更能有效理解社會內部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