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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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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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大業」:由《天讎》看翻譯運作
    (2018) 林俊宏; Lin, Chun-hung Oscar
    本論文為一項台灣翻譯史的個案研究。透過回溯從 The Revenge of Heaven 到《天讎》的成書及翻譯歷史,將這項個案放回原先的歷史脈絡,討論這兩本書籍的社會成因。藉由討論《天讎》這一部曾為當年熱銷作品、但在台灣文學史上幾乎不可能提及的作品,期盼能將某些過去曾經發生、但未成為史實的事實也提升至史實的地位,讓我們回顧過去的觀點更為完整。 講述文化大革命當中個人經歷的 The Revenge of Heaven 一書,是透過紐約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主持的研究計劃,由倫敦夫人(Miriam London)執筆,將凌耿(假名,真名郭坤仁)所提供的中文底稿經李大陵翻譯,並參酌透過劉昆生、吳炳鍾等人協助的訪談口譯內容,於1972年在紐約由G.P Putnam’s Sons出版,是一部具備學術嚴謹研究方法的大眾讀物,希望讓讀者瞭解郭坤仁眼中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然而因為當時美國的政治局勢已經不再強調反共,讓這部著作的傳播及影響遠低於倫敦夫婦預期。 但與此同時,台灣經過1950年代的反共文學、1960年代的現代文學時期,雖然仍在戒嚴時期而有反共需求,但作家的重點並不在此主題;而面對1970年保釣、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上海公報》及台日斷交,反共題材有其市場、也有其政治需求。於是,曾創辦《婦女雜誌》、《綜合月刊》的張任飛策劃,交給已有合作經驗、也與倫敦教授熟識的丁廣馨、劉昆生兩人於加州翻譯,特地以香港為名目上的發行地點,希望擴大影響力。其中以丁廣馨為實際譯者,劉昆生從旁提供輔助,翻譯原則大致上就是依據原文信實翻譯,以準確、表達清楚易懂為重點,並由曾擔任郭坤仁底稿英譯的李大陵再次確認。這樣產出的中譯本《天讎》,經過張任飛對國民黨政府警總及文工會的兩面操作,於1972年8月初版,11月再版並開始在台銷售,在未確實獲准出版的狀況下熱賣據稱達六萬本,也曾由蔣經國多次推薦。然而,由於書中對共產黨的敘述為研究訪談所得的實際情形,並不如過去國民黨所敘述的那麼負面,讓國民黨擔心情況失控,而禁止再於台灣發行《天讎》。在不同的情境下,原文與譯文雖然內容上幾乎沒有不同,但有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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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與政治:以《拾穗》為研究對象
    (2016) 張思婷; Chang, Szu-Ting
    本研究探討翻譯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關注的焦點在於政權如何影響譯者結構、翻譯選材、翻譯策略。以《拾穗》為例,該刊為臺灣戒嚴時期第一份純翻譯的綜合性刊物,1950年5月由國營企業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勵進分會創刊,1989年4月停刊,39年來執行國策不輟,共出版462期,譯介翻譯文學1,218篇,多為臺灣首見中譯,部份成為各家出版社翻印源頭,流傳甚廣,為當時舊譯充斥的臺灣譯壇帶來新譯,見證了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史,記錄了國民黨政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但由於學界對於臺灣戒嚴時期的雜誌翻譯研究不盛,當時譯者又多以筆名發表,譯文出處亦不清,故而向來乏人研究。 本研究以這462期的《拾穗》為研究對象,聚焦在其翻譯文學成果,共查出1,048篇譯文出處、確認95位譯者身份,以此為基礎觀察該刊如何在戒嚴時期執行國民黨政權的國策,藉以探討政治對翻譯文學的影響。《拾穗》作為國民黨政權針對自由中國讀者發行的刊物,其參與人士、翻譯內容、譯介手法皆與國民黨政權在戒嚴時期的語言政策、外交政策、文藝政策息息相關。國民黨政權於1948年底開始撤退到剛脫離接受日本統治半世紀的臺灣,面對島上分歧的溝通和思想體系,1949年5月發佈戒嚴令,以高壓語言政策和文藝政策建構有別於日本和共產中國的溝通和思想體系,以凝聚島上人民的國族意識,在外交政策上則於韓戰爆發後繼續接受美國援助,雙方以「反共」為前提展開合作,形塑出臺灣「自由中國」的形象,以對抗「共產中國」的對岸大陸。1950年創刊的《拾穗》為建構過程的一環,起初以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軍公教人員為翻譯主力推行國語,並透過優渥的稿酬來鼓勵臺籍人士投稿練習中文,其後臺籍譯者的崛起或可視為被統治者對於政府語言政策的正面回應。在翻譯選材方面,由於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交政策,《拾穗》翻譯的文學作品39年來以美國文學獨大,並且大抵透過美國出版品轉譯西方文學,後期因退出聯合國和中美斷交,沉潛的日本文學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此外,為配合反共抗俄的文藝政策,《拾穗》的副文本可見反赤傾向,翻譯策略多用節譯、減譯和歸化,一則透過剪裁凸顯原文反共親美之處,二則以透明流暢的譯文灌輸人民當局思想。由此案例觀之,戒嚴時期的政治環境左右了翻譯文學的參與人士、原文來源和翻譯策略。《拾穗》的翻譯文學雖不似文學創作那般明目張膽,卻在不知不覺中對被統治者潛移默化,收其執行國策之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