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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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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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楊小娜《綠島》與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之中的旅行記憶與活鬼幽靈(2023) 劉翊嫺; Liu, Yi-Hsien本論文研究楊小娜的《綠島》(2016）和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2015)，探討以下問題：在不同的背景和世代下，臺灣對於創傷性歷史事件的記憶是如何轉變與發展？文學作品如何協助挑戰和動搖官方的歷史紀錄？文學又是如何處理記憶的？我的研究顯示，透過對記憶的生動描繪，以及多種形式的幽靈纏繞的隱喻，顯現記憶變動軌跡超越了時間、空間、世代和族群的界限。我同時主張這兩部小說，提出了一種關於記憶的倫理和未來導向的觀點。第一章「引言」聚焦我對這兩本小說的閱讀是如何有助於有關台灣歷史暴力爭議性的記憶的議題，著眼於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第二章「綠島¬¬─縈繞的鬼魂與跨太平洋的記憶之旅」，分析活鬼的隱喻以及與跨太平洋連結相互交織的多層記憶。第三章「單車失竊記─亞際間的創傷後記憶」，揭露了在20世紀亞際間記憶的背景下，臺灣創傷性記憶的不同再現。我的分析顯示了這兩部小說如何挑戰傳統的歷史觀念，打破時間順序、受害者-加害者二元對立和國族觀點。我借鑒了記憶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包括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的「後記憶」(postmemory)、邁克爾·羅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探索的「牽連主體」(implicated subject)、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的文化記憶和「旅行記憶」 (travelling memory)，以及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的「正義記憶」(just memory)。這些概念共同揭示了多種記憶形式，正如我所提及的，為20世紀台灣暴力歷史中具有爭議性的記憶提供了倫理理解。同時，這兩章也分別援引埃絲特·碧倫(Esther Peeren)的幽靈概念，以考察活鬼隱喻的多種表達，是如何為無數被壓迫的聲音發聲，並擾亂了臺灣創傷性記憶的論述。通過這兩部小說帶來的新視角，我得出結論：文學具備描繪記憶和幽靈動態本質的能力，有望緩解圍繞於臺灣暴力歷史記憶中的持續衝突。Item 再現美國黑奴歷史: 福克納《下去吧，摩西》和摩里森《寵兒》中的記憶與種族主義(2013) 凃奕岑本文旨在探討福克納《下去吧，摩西》與摩里森《寵兒》中美國黑奴歷史之再現。筆者將兩部作品並置閱讀，並檢視兩位作家「再現美國黑奴歷史」之異同。經由互文比較，兩本小說揭示了奴隸制度與種族主義下的殖民生活，遺留下美國南方的核心問題。為探索奴隸制度帶來的種族問題，筆者試圖以再現美國黑奴歷史、記憶及種族主義為主題，分三章討論。第一章探索兩位作家再現美國黑奴歷史的方式，並比較福克納與摩里森對歷史描述的關注，並以此為根源對十九世紀美國黑奴歷史文本再現之相異處。第二章著眼於記憶與論述之主題。筆者欲檢視遍及於兩部作品中的記憶所扮演之角色與作用，及兩位作家對記憶於「再現美國黑奴歷史」之題材與論述技巧上的運用。第三章討論種族關係與種族歧視。福克納對麥卡斯林家族史之再現，強調在白人父權文化下分歧的黑白種族關係。兩種文本皆反映出種族差異，白人至上和霸權的種族主義心態，作為一種普遍深植於南方的種族意識型態。然而，摩里森的人文關懷打破這些長久以來，歷史上對黑人剝削及壓迫合法化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假設。 透過諸多主角的回憶做為一種特殊論述，兩部作品重溯在「中間航程」和美國南方殖民生活下被刻意遺忘的奴隸經驗，並藉此審視令人不安的種族議題。也就是說，這兩部小說同時作為南方歷史的記錄以及作為與奴隸制度和種族主義的邪惡和其後果對抗之歷史著作。Item 與《大地之子》共享血日殘輝： 論滿洲國餘者之生命政治與倫理(2015) 張琇雯; Chang Hsiu-wen本文以二戰時被遺忘的受害者—滿洲國的殘餘日本人為研究中心。透過理解生命政治的作用，以期傳達出更積極地護衛不同生命型態的必要性。此有助於我們開拓一種對他者的倫理關懷—並非是建立在國家體制下，而是建立在與他者共在的基礎上。從此出發去重省歷史創傷、戰爭責任以及對餘生的思索。 本文分為三章。第一章以滿洲國初期日本青年滿懷憧憬加入開拓團到1945年戰敗的難民經驗為背景。主要藉由傅柯與阿甘本對主權和生命/死亡政治的探討來說明主權如何介入及棄置生命。一方面，傅柯對新治理術的觀察可解釋滿洲國的動員何以在不被反抗的情境下吸納所需的勞力。為了維持生產力，人口、疾病和死亡等的掌控實乃刻不容緩。另一方面，阿甘本例外狀態等的討論能帶出政治棄民行為和難民創傷之後的證言倫理思考。第二章接續阿甘本的例外狀態去闡述見證的(不)可能性，證言中必然的空闕之處顯然是政治操作造成且無法彌補的一環。理解結構上的不可能性之後，進而去探討山崎豐子的小說《大地之子》見證的可能。主角松本勝男所體現的難民經驗、國家機器宰制下的多重創傷和恥辱說明歷史的傷口並不會瘉合，但餘者的生命故事正在透過這個傷口期求注視。在滿洲國餘者逐年凋零的世代，閱讀化為使我們遇見他者的岸礁。第三章討論對他者的責任，亦即一種發自內心去對現有體制劃分的懸置。小說中，松本的救贖經驗顯示：倫理關懷不應該是形成特定群體的生命政治目標，而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敞開、互通的網絡上。最後，從當代主導記憶深遠的媒體反思滿洲國餘者成為被遺忘的受害者的原因及相關倫理問題。Item 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文學潛能與書寫責任(2016) 楊承豪; Yang, Cheng-Hao本論文探討南非小說家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在閱讀柯慈的作品時，大多數批評家將書寫和倫理視為二個獨立的概念，認為柯慈的作品具有倫理的面向是因為其作品討論了倫理議題。本論文批判此概念的謬誤。柯慈的書寫本身即是倫理的展現：文學無法被固化而具有重塑現實觀的潛能，而倫理挑戰我們重新思考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二者緊密結合。第一章透過閱讀《壞年頭日誌》討論文學的潛能如何去本體化。此文本特殊的結構──每頁分為三層並有三段的不同敘述同時進行──使其成為幾乎無法（以正常方式）閱讀的文本，然而此特殊的寫作結構揭露所有系統的“彷如”狀態 (the “as-if”)。第二章處理書寫責任的問題。責任應被理解成德希達所談的絕對責任。我將閱讀《聖彼得堡的文豪》和《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二個文本，討論柯慈的書寫如何回應他者。第三章探討在《鐵器年代》中柯慈如何書寫無法言說和再現的受苦經驗。然而柯慈並不將受苦視為屬於他者的問題，受苦是全人類共有的經驗，受苦促使我們重新思索自我與他者的倫理關係。最後一章討論《耶穌的童年》中的記憶倫理問題。對柯慈來說，書寫本身就是見證，書寫的倫理性根植於見證歷史中被遺忘的他者和被遺忘的記憶。新的國家建立在和歷史的決裂，記憶歷史卻成為遺忘歷史。此文本促使我們思考，在處理歷史記憶時，是否能不被制式化和實證的價值標準所匡限，而能夠看到記憶最獨一的面向。Item 重探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生命敘事中的記憶與光學科技(2018) 李玫青; Li, Mei-Ching本研究旨在重探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生命敘事中的光學科技圖像及隱喻與其筆下所描繪之記憶世界。本研究將筆者運用的鑽石型態寫作法(diamond-pattern method)視為一種介導生命的「新媒體科技」，並將(新)媒體理論的觀點及相關概念融入本研究對文本的解讀及分析。這些觀點及概念包含了初始技術性(originary technicity)、中介過程(mediation)、流變(becoming)、技術時間(technical time)、刺點(punctum)、盲區(the blind field)等。第一章顯示光學科技圖像及隱喻確實是理解時間、記憶及生命記敘之間複雜關係的關鍵。他們被排序、構成及呈現的方式，都表明了納博科夫的自傳有自己的一套記憶邏輯及藝術。第二章證實了納博科夫所呈現的記憶實踐確實可被理解成一種包含了無數個光學科技流變的光學科技流變(becoming-optical-technology)，且這些光學科技流變跟文本中多次提及的永恆感、合一感及喜樂感有所關聯。第三章結合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攝影的看法，把納博科夫於自傳修訂版中加入的十八張照片及照片說明視為一種包含了數個照片流變的攝影流變(becoming-photography)。這些照片流變跟照片說明中呈現的距離感、破碎感、滿足感及思緒空間有關。本研究最後發現，當這些(新)媒體觀點及相關概念可用來對光學科技、攝影、記憶記敘和生命書寫之間的關係做細微探討時，納博科夫文本本身的特殊性亦在微調我們對這些(新)媒體觀點及相關概念的認知，為他們注入新的活力。Item 書寫的斷裂：日本記憶在台灣的轉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2013-04-??) 林怡君; Lin, Yi-chun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提及日本人和親日份子，屢屢圍繞在殖民壓迫與不公；與這種「抵抗日本殖民」論述相反的，是近年來一連串對日本殖民記憶相當友善的文學和電影。本文從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出發，透過田野調查、報紙、作家日記的佐證，探討日治時期的作家呈現哪些「惡劣的殖民記憶」，這些殖民記憶在這二十年來如何被轉換成「美好的殖民記憶」，得出結論：同樣是日本官方的權威性、現代化的引進，因為前後兩代人民分別著眼於勞苦大眾和自身經驗，而有殘暴∕秩序、侵略∕進步的不同解釋。而早期台灣人強調自己漢人的身分和近幾年來頌揚日本經驗，一方面是美化了不在場的過往政權，一方面則根源於台灣試圖尋求自我定位和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