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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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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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奧與凱魯亞克的多模態之旅:探究迪奧 2022 秋季男裝系列中的翻譯現象
    (2023) 方雨婷; Finney, Taylor Marikey
    近年來,不少翻譯研究開始探討各類新媒體如何被用作翻譯媒介。雖然時尚在 新媒體中無處不在,但只有少數研究分析時尚媒體如何被用作翻譯媒介。迪奧 2022 秋季男裝系列時裝秀以傑克凱魯亞克的作品為主題。通過分析此時裝秀, 本研究旨在探討設計師如何運用時尚元素翻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作品和精神,並以布迪厄(Bourdieu)文化中介者的角度審視 迪奧設計團隊,探究設計師如何扮演譯者角色。本文援引兩位學者的理論分析 迪奧設計團隊的翻譯策略:(1)嘉登(Gottlieb)的翻譯分類模型:嘉登提出 的模型挑戰以語言學為中心的翻譯研究方法,並激發翻譯非語言題材的討論。 (2)卡因德爾(Kaindl)的多模態翻譯理論:卡因德爾的理論以模態、媒介和 類型之轉變分析翻譯。考慮到迪奧的設計過程相對不透明,筆者首先借鑑自身 對時尚行業的認識,識別此時裝秀元素對應的原文(STs)可能為何、有哪些內 容被翻譯以及如何被翻譯。本研究接著探討符號的轉變,並比較原文和時裝秀 上的符號多寡。研究結果發現,該時裝秀應用了嘉登翻譯分類模型中的六種翻 譯類型。本研究同時也分析了跨模態、同模態間、跨媒介、同媒介間、以及跨 類型翻譯的例子。最後,筆者將檢視時尚作為翻譯媒介的潛在優勢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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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專院校教師EMI課堂上的跨語言實踐與翻譯
    (2023) 許雅筑; HSU, YA-JHU
    現今英語授課(EMI)在大專院校愈來愈受到重視,但多數臺灣學生與教師的母語並非英文,以英語授課時遇到重重阻礙,也因此有許多研究提出因應策略,其中一種便是跨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翻譯是一種跨語言實踐,但國內翻譯領域尚無研究探討EMI課堂的翻譯策略,因此筆者研究教師在EMI課堂使用的語際翻譯、語內翻譯與符際翻譯之類型、時機與影響因素,以期提供不同面向的參考依據。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筆者訪談五位受訪者,其中四位為北部國立大學教師,一位為國立科技大學教師。結果發現語際、語內與符際翻譯均會出現於EMI課堂中。首先,針對語際翻譯,雖然受訪者對語際翻譯的態度不一,教師使用時也會受到政策與教授的學科屬性影響,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只是遇到政策限制時,可以試著以語內翻譯與符際翻譯降低語際翻譯的比例。至於語內翻譯,沒有受訪者排斥,甚至多數會優先選擇其輔助教學。而在EMI課堂不論是學生的發言或教科書都常需要透過語內翻譯增進理解,可見語內翻譯在EMI課堂相當重要。符際翻譯在教學領域常以多模態、多媒體等名詞的形式受到探討,本研究發現符際翻譯有潛力取代部分語際翻譯輔助教師解釋困難概念,不過並非每種情況都適用,且進行符際翻譯可能比較耗時,素材也可能較難取得,因此仍應視情況使用。以多媒體呈現符際翻譯時也要考慮人腦的認知處理方式設計。本研究以跨語言實踐的框架搭配翻譯理論解釋EMI課堂的翻譯現象,將各式EMI課堂的教學輔助策略歸類在語際翻譯、語內翻譯或符際翻譯進行解釋,比較不同語言、同一種語言與非語言輔助教學的效果,提供EMI課堂教學策略更多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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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血鬼德古拉的跨時空翻譯:以2020年影集《德古拉》為例
    (2021) 張佳敏; Chang, Chia-Min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翻譯與改編領域的學者開始探討兩者的共同特點與挑戰, 希望找出分析譯文和改編作品的新標準,並且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原文與譯文或原著與改編的關係。本論文透過研究《德古拉》從1897年出版的小說到2020年發行的最新版影集所經歷的各種轉變,了解符際翻譯在跨越媒材的轉換過程及結果中產生的得與失。為跳脫傳統的對等或忠實論述,本論文採用互文性的概念來解釋《德古拉》原著小說與改編作品間互相指涉及參考的關係,以及運用新維多利亞主義的觀點來討論《德古拉》橫跨古今所展現的時代意義和文化內涵,接著再進一步比較原著小說與改編影集的人物設定和故事架構有何異同之處。最後,本論文剖析《德古拉》原著小說和改編作品的特性和關係,發現德古拉伯爵之所以成為吸血鬼代名詞並風靡全球百餘年,原因就在於原著可透過改編與時俱進,讓經典可以流傳得更廣泛且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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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改編理論》看符際翻譯:以電影《12猛漢》與其原著為例
    (2019) 廖子杰; Liao, Tzu-Chieh
    時至今日,各界面對翻譯作品與改編作品的普遍評價標準,依然習慣建立在是否「忠於原著」以及強調「對等」的概念之上。然而多年來,隨著研究觀念、方法的持續發展與進步,針對翻譯和改編兩個領域的「忠實」論述已逐漸為學界所淘汰,配合「文本」(text)定義的延伸與擴展,再加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的興起,過去原著/原作高高在上的地位已明顯遭受動搖、挑戰。有鑒於翻譯和改編兩個領域在性質上的極度相似,翻譯研究與改編研究並置討論、彼此相互借鏡儼然成為了學界的研究新趨勢及方向。 作家道格·史坦頓(Doug Stanton)的Horse Soldiers一書為讀者詳細講述並還原了911事件後、全球反恐戰爭初期當中一段不為世人所知悉的故事,對於瞭解這段重要歷史是非常有價值的資訊。本研究因此以其電影改編版本《12猛漢》(12 Strong)為切入點,輔以學者赫全(Linda Hutcheon)跳脫舊有理論框架且具有新意的《改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為依據,採用文本和內容分析的方法,透過數個不同主題及面向的例子,多角度地去探究原著與電影改編分別如何呈現當時候的美國–阿富汗關係,以及從文字符號轉換至多媒體符號的改編過程中,最終的呈現結果經歷了哪些得與失。經過針對原著及電影內容的深入探究,本研究認為《12猛漢》作為一部劇情電影,主旨簡明清楚、邏輯清晰、結構也尚稱嚴謹;然而作為一改編作品,雖然成功捕捉且再現了原著的精神和精髓,但是因著改編者與原作者在理念與聚焦重心等層面上的不同,也導致了兩個版本在敘事深度、廣度上出現了顯著的差異。至於改編過程所反映的得失部份,筆者認為雖然電影在內容上勢必會較原作來得更為精簡、濃縮,但同時卻也憑藉影視媒材自身的優勢,例如影像、聲音、攝影技巧、演員演技⋯⋯等,達到了增補的效果,最後的呈現結果也並不遜於原著的文字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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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影集《傲慢與偏見》的書信呈現:從《改編理論》看符號翻譯
    (2018) 單凝; Shan, Ning
    影視改編品和譯文皆難以脫離「忠於原著」的標準,五零年代開始有學者摒棄電影改編「忠實說」的論述,至六、七零年代符號學家將「文本」(text) 的定義拓展至文學作品以外的符號系統,加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概念興起,動搖原作的地位,進而打破原作優於電影/譯文等既有觀念,有鑑於改編研究和翻譯研究的性質相似,多重共通點因此開啟了往後並置兩研究領域、或改編研究借鏡翻譯領域的論述。 1995 年《傲慢與偏見》迷你影集 (Pride and Prejudice) 被譽為 20 世紀以來最成功的奧斯汀影視改編,加上該作品承襲原著側重書信元素的特性,因此本研究以該影集為對象,以跳脫舊理論框架且較具突破性的《改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 為依據,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深究影集中書信場景如何由文字符號轉化為多媒體符號,如音效、音樂、影像等,轉化的過程和效果經歷哪些得與失。全劇書信分為三種呈現方式,關注焦點也相異,第一種為逐字呈現,主要以寫信人旁白和視覺化影像表現全信,這類信件完全打破舊有的改編迷思;第二種為概述呈現,聚焦於讀信場景,創造多重接收層次,簡化信件內容,但深刻描繪讀信人角色;第三種為無呈現信件,聚焦於呈現形式改變的來信,包括完全轉為對話形式,或部分轉為與書信場景分離的視覺化影像,媒材特異性使無呈現信件傳達原著本無設計的效果,但也因形式轉變幅度大,不免流失部分原信精神。深入分析三種書信場景後,本研究歸納出影集必會濃縮原信內容,但反而會運用媒材優勢盡力補足省略處,或以更加簡短有力的文字增補達到與原著同等或更強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