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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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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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2013) 林佑儒
    本文以晚清江陰縣的南菁書院為研究核心,分析南菁書院與晚清學術和教育發展的關係,並藉此觀察民初學人其學術根基中的傳統面向,以及對現代學術和教育變革的適應面貌。江陰縣從晚明以來便是江蘇省學政駐節之地,歷來也成為江南的學術重鎮,並發展出許多重要的書院,其中,乾嘉時期的暨陽書院正是代表。然而隨著太平天國的戰火威脅,江陰縣各處的文教機構也遭致破壞。戰後,在同治中興一連串的地方文教重整的運動中,南菁書院在學政黃體芳(1832-1899)與總督左宗棠(1812-1885)的倡建與支持下,成為江南地區新興的文教重心。嗣後,繼任的王先謙(1842-1917)和山長黃以周(1828-1899)不斷推動各項學術和教育活動,使南菁書院培育了許多晚清民初的飽學士子,其中,黃以周的「實是求事、莫作調人」更成為書院教育的治學宗旨,並影響南菁書院出身的士子甚鉅,也引起胡適(1891-1962)對南菁書院的關注。 除了導論與結論外,第二章觀察江陰的學術空間及南菁書院成立的時空背景和過程,並聚焦討論黃體芳與左宗棠等人對於江陰文教秩序重整的實踐,以及南菁書院建制背景中的教化意義。第三章分析王先謙、黃以周等人的學術理念和教學實踐,本章藉由探討王氏發放《勸學瑣言》、編纂《皇清經解續編》、《南菁書院叢書》,以及黃氏在書院內的教學和課作文本的刊刻等各種文教活動,從而釐清王黃二人如何將江陰縣與南菁書院建構成江南的學術重鎮。第四章則從南菁書院學生的求學札記、日記和課作等文字為線索,來描述他們在書院生活的真實面貌以及書院山長對他們的影響。 經由本文的研究,將可理解晚清士人如何在地方文教機構上推廣自身認同的學術理念,從而在學術研究和教育實踐上適應時代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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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的實驗主義與歷史理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紀曜
    胡適(1891-1962)實驗主義(pragmatism)在方法論上是一種以唯名論(nominalism)為基礎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的經驗、興趣、意志與目標,是形成社會與歷史的基本因素。更強調個人「創造的智慧」與「智能的個性」,特別重視個人的思想能力與思想的作用。胡適的主知主義是唯名的、開放的、「投影」於未來的,與儒家本質的、封閉的、投射於過去的主知主義,具有明顯的斷裂性與革命性,這是胡適實驗主義歷史意義之所在。胡適實驗主義的思想特質,主要表現在其方法論、真理論、實在論與歷史理念之上,胡適的歷史理念強調研究人類事務如何發生的「歷史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注重「現在」在歷史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地位,強調「評判的態度」,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再造中國文明。胡適的歷史理念強調尊重事實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反對歷史的整體論與調和論,強調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行動力與創造性,歷史是一種沒有保證的「冒險事業」。本文強調,對胡適實驗主義思想特質及其歷史理念的正確理解,是掌握胡適整體思想及其意義的核心基礎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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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的實驗主義與歷史理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紀曜
    胡適(1891-1962)實驗主義(pragmatism)在方法論上是一種以唯名論(nominalism)為基礎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的經驗、興趣、意志與目標,是形成社會與歷史的基本因素。更強調個人「創造的智慧」與「智能的個性」,特別重視個人的思想能力與思想的作用。胡適的主知主義是唯名的、開放的、「投影」於未來的,與儒家本質的、封閉的、投射於過去的主知主義,具有明顯的斷裂性與革命性,這是胡適實驗主義歷史意義之所在。胡適實驗主義的思想特質,主要表現在其方法論、真理論、實在論與歷史理念之上,胡適的歷史理念強調研究人類事務如何發生的「歷史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注重「現在」在歷史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地位,強調「評判的態度」,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再造中國文明。胡適的歷史理念強調尊重事實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反對歷史的整體論與調和論,強調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行動力與創造性,歷史是一種沒有保證的「冒險事業」。本文強調,對胡適實驗主義思想特質及其歷史理念的正確理解,是掌握胡適整體思想及其意義的核心基礎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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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源溯流,旁敲側擊:論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
    (國文系, 2014-03-??) 陳岸峰; Chan, Ngon-fung
    一般論述均以為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之文學史觀乃對胡適文學史觀的挑戰。事實上,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表面上攻擊胡適文學史觀及其種種不足,並回擊了胡適昔日他兄弟二人及師承之學術批評;而其貶抑「載道」而揄揚「言志」,甚至提倡晚明小品文之個性與抒情,均乃意圖力挽左翼之挪用五四文學遺產作為革命宣傳之狂瀾。準此而言,周作人在書中之「追源溯流,旁敲側擊」既是其論述策略,亦是其以學理釐清真相、建構國語及提倡晚明小品文,藉此以捍衛五四文學傳統之獨立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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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的實驗主義與歷史理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紀曜
    胡適(1891-1962)實驗主義(pragmatism)在方法論上是一種以唯名論(nominalism)為基礎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的經驗、興趣、意志與目標,是形成社會與歷史的基本因素。更強調個人「創造的智慧」與「智能的個性」,特別重視個人的思想能力與思想的作用。胡適的主知主義是唯名的、開放的、「投影」於未來的,與儒家本質的、封閉的、投射於過去的主知主義,具有明顯的斷裂性與革命性,這是胡適實驗主義歷史意義之所在。胡適實驗主義的思想特質,主要表現在其方法論、真理論、實在論與歷史理念之上,胡適的歷史理念強調研究人類事務如何發生的「歷史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注重「現在」在歷史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地位,強調「評判的態度」,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再造中國文明。胡適的歷史理念強調尊重事實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反對歷史的整體論與調和論,強調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行動力與創造性,歷史是一種沒有保證的「冒險事業」。本文強調,對胡適實驗主義思想特質及其歷史理念的正確理解,是掌握胡適整體思想及其意義的核心基礎與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