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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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余懷《三吳遊覽志》研究(2022) 徐婕; XU, JIE摘 要 明代中葉以降遊風日熾，明清易代之際，「遊」並未因朝代的沿革驟然終止不行，余懷便是繼續遊觀旅程的文人範例。 本論文聚焦余懷庚寅年（1650）所作之日記體遊記《三吳遊覽志》，探討層次分為兩部分：首先，將余懷之遊歷活動置於「易代之際」的背景下，捋清其人遊歷範圍——三吳，即明清時由太湖水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八府一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太倉州）；再來掘發余懷對「遊」一主題的自我心態剖析和遊歷意義之思考，呈現出山水寄情的好尚和人情偕好的志願；最後聯結到遊覽志之書寫，明瞭書寫載負的心史留存之重要價值。 依遊處之對象的不同按山水、人情兩部分進行具體論述。第一部分山水之遊覽觀看，因三吳的歷史背景，使詩人自然地思接吳越、六朝，詩文撰寫援引諸多吳越、六朝典故，以此鏡鑒古今興亂之由和鏡照個人道德操守之得失。此外，三吳之草木、粉黛皆能觸動遊者愁腸，試圖藉由書寫銘刻故明記憶。第二部分以遊歷途中的人情交往為研究對象，探究身處新朝的余懷與舊識友朋寄寓酬酢詩文之內的隱微心跡：在狂歌痛飲的疏放之下，傳遞著憂切國事、矢志忠貞的湧動心曲。 關鍵字：余懷、遊、三吳、書寫、山水、人情Item 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文學潛能與書寫責任(2016) 楊承豪; Yang, Cheng-Hao本論文探討南非小說家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在閱讀柯慈的作品時，大多數批評家將書寫和倫理視為二個獨立的概念，認為柯慈的作品具有倫理的面向是因為其作品討論了倫理議題。本論文批判此概念的謬誤。柯慈的書寫本身即是倫理的展現：文學無法被固化而具有重塑現實觀的潛能，而倫理挑戰我們重新思考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二者緊密結合。第一章透過閱讀《壞年頭日誌》討論文學的潛能如何去本體化。此文本特殊的結構──每頁分為三層並有三段的不同敘述同時進行──使其成為幾乎無法（以正常方式）閱讀的文本，然而此特殊的寫作結構揭露所有系統的“彷如”狀態 (the “as-if”)。第二章處理書寫責任的問題。責任應被理解成德希達所談的絕對責任。我將閱讀《聖彼得堡的文豪》和《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二個文本，討論柯慈的書寫如何回應他者。第三章探討在《鐵器年代》中柯慈如何書寫無法言說和再現的受苦經驗。然而柯慈並不將受苦視為屬於他者的問題，受苦是全人類共有的經驗，受苦促使我們重新思索自我與他者的倫理關係。最後一章討論《耶穌的童年》中的記憶倫理問題。對柯慈來說，書寫本身就是見證，書寫的倫理性根植於見證歷史中被遺忘的他者和被遺忘的記憶。新的國家建立在和歷史的決裂，記憶歷史卻成為遺忘歷史。此文本促使我們思考，在處理歷史記憶時，是否能不被制式化和實證的價值標準所匡限，而能夠看到記憶最獨一的面向。Item 書寫軀體與邊界：瑪格麗特‧愛特伍《盲眼刺客》與《末世男女》中的疾病、怪物、與主體性(2005) 辜崇豪; Chung-hao Ku本文闡述瑪格麗特‧愛特伍《盲眼刺客》與《末世男女》中的人、我辯證。在「人體為社會權力運作場域」的論述前提下，試圖一窺父權體制與基因轉殖浪潮對身體自治(bodily autonomy)與身體完整性(bodily integrity)等概念的影響。行文中援引克莉斯蒂娃(Kristeva)的「棄卻」(abjection)理論、西克蘇(Cixous)的「陰性書寫」(ecriture feminine)、哈勒葳(Haraway)的「動物-人-機器宣言」("Cyborg Manifesto")、格萊(Gray)的cyborg公民權、傅科(Foucault)對自然論的批判、及德勒茲(Deleuze)和瓜達里(Guattari)的「流變」("becoming")等各家理論，探究人、我邊界論述的複雜性，並從女性疾病(female malady)與人性中的怪物性(human monstrosity)兩觀點揭示主體的建構、解構與再建。如果《盲眼刺客》點出女性在社會／父權食人主義(societal/patriarchal cannibalism)下維持身體邊界的困難，《末世男女》接著質問人與動物／怪物似有若無的界線。 全文分四部分。導言簡述軀體與邊界的關聯性，處理含括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婦科病理學(gynecologic pathology)、飲食疾患(eating disorders)與生物工程為人類帶來的衝擊等議題。第一章闡釋《盲眼刺客》中女性從棄卻暗處到主體破蛹而出的過程。雖然女性可藉由拒絕進食(food-refusing)或淋浴成癮(obsessive showers)等動作消極的要求（或恢復）自我與他者的界線，女性書寫不僅有助於主體與他者抗衡，並可進而與他者協商。第二章剖析《末世男女》所呈現的「怪物性」，指出所謂「怪物性」並非與生俱來，而是詭譎多變的文化建構。當「器官豬」與「克雷科人」等基因改造生物戳破「人類為萬物之靈」的統治假象及「人類中心說」(anthropocentricism)的文化權謀，基因工程師克雷科的角色進一步彰顯「製造者」(homo faber)在科學與資本主義勾結下醜陋的一面。結論重申主體塑造絕非單靠與他者分離、對立；相反地，容忍與尊重方能有助於人、我和平共存。Item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2009) 莊勝全本論文運用再現(representation)、敘事的套式(narrative)與文化邏輯、集體心態(mentalities)等概念，操作清帝國文人的遊歷書寫，及奉派至臺的官員所留下的記錄這兩種文類，企圖勾勒清領時期帝國對臺灣的印象與認識。然而由於兩造不同性質的材料在數量上並不均質，因此在操作上，先自為數較少的旅遊記錄開始，企圖勾勒清代中國文人赴臺遊歷之歷史景況，以及他們所觀察到的多樣景致和諸般文化相遇的情境。至於在諸多赴臺任職的官員所遺留的日記、回憶錄、文集與奏議的處理上，本文計從同治六年(1867)出版的《治臺必告錄》談起，之所以選擇此著做為論述的切入點，原因在於此著不僅是集合十來位帝國官員言論的複合性文本，更特別的是此文本問世的時間，有兩個特別之處引起筆者注意。其一，本書付梓的時間距離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已逾一百八十年，在經過如此漫長時間的統治後，尚須如此一本治理上的教戰手冊來提點後進官員，它的出現本身就存在著不尋常的意涵。其二，《治臺必告錄》出版後，臺灣恰遭遇一連串的涉外事件，整體局勢走向與本書出版前完全不同，不僅清廷開始重新調整治臺方針，治臺官員關注的焦點亦隨之移轉。職是之故，本文先自此著的編輯、出版，和名列書中的官員對臺灣的認識與印象談起，經過將選輯的言論與原版著作的言論交叉比對後，來說明《治臺必告錄》的編選策略及文化意涵。之後，再以此著出版的時間為基準，重頭回溯自清帝國將臺灣納入版圖開始至本書出版前，其他赴臺官員的統治情形與心得，除了摸索官員對臺灣認識的變遷之外，並檢視《治臺必告錄》所言之內容，是否吻合當時官員的普遍認識。最後，將分析自《治臺必告錄》成書後至臺灣割讓為止這段時期，官員的記錄文本中對於臺灣認識的轉向。 本論文內容除了緒論與結論外，計分四章。第二章〈文人的臺灣遊歷及其觀察與認識〉，以非具官方身分赴臺的文人為對象，分析他們之所以遠渡重洋至臺灣這塊「瘴癘之地」，其中的動機、經歷以及書寫記錄中所顯露對臺灣的觀察。這些文人不全是以旅遊為目的，且居臺時間短則數月、多至數年，更因先來後到的時代不同，各自間對臺灣之認識實不盡相同。本章的目的便在於梳分其個別過程與觀察後，分析其中的文化脈絡與視野，當中不僅有其特殊意義，也有沿襲自傳統中國奇幻想像的一面。 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是以治臺官員的記述與回憶為重心進行考察，本文第三章〈《治臺必告錄》之編輯與意涵〉，是以丁曰健於同治六年自臺灣道卸任後付梓出版的《治臺必告錄》為分析核心，除了交代本書的編輯與出版過程外，探析書中所蒐羅自康熙末年至同治初年間，共計十三位作者之經歷及其臺灣印象和認識也是重點之一。此外，本書的編選策略，以及所選錄之言論是否真能再現原作者之想法，也是本章所措意之處。最後，本書的編輯與出版，在清帝國治理臺灣的過程又突顯什麼意義，也將有所交代。 第四章〈清領前期治臺官員的記錄與回憶〉，本章將持續處理在《治臺必告錄》出版之前，其他赴臺官員的統治情事與心得。除了摸索帝國內部對臺灣認識的變遷之外，也將從更大的時代背景來檢視《治臺必告錄》內容之所言，是否吻合當時官員的普遍認識與文化脈絡，以及書中所營造的共識與印象之所來由。 第五章〈清領末期臺灣情勢的描述與認識〉，將分析自《治臺必告錄》成書後的清領末期至臺灣割讓為止，晚清在臺官員的記錄文本。此時期隨著外國勢力在海峽兩岸進出這個因素加入之後，官員在統治上的言論與論述亦有所轉向。此時臺灣被更深刻地捲入清廷與外國的紛爭中，不僅清廷重新調整治臺方針，治臺官員關注的焦點亦隨之移轉，在對抗外侮之外，臺灣內部亦自開山撫番後，展開一連串統治上的變動與調整。Item 拱樂社歌仔戲劇本之語言研究：以《金銀天狗》為例(2009) 林佳怡; Lin, Chia-Yi內台歌仔戲職業劇團拱樂社，於1952年首度編寫歌仔戲劇本，改變以往「講戲」的演出形式，留下大量以閩南語書寫的劇本。本論文即以現存拱樂社歌仔戲劇本中年代最早的《金銀天狗》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提出閩南語文獻判讀的方法，以借音字的應用、押韻、方言差異的知識、文化背景之了解等原則，應用於本研究對象中，提出音讀、用字、詞彙、修辭、語言風格等分析。 本研究略述拱樂社背景及歌仔戲劇本產生的原因，並論述劇本中呈獻的文化背景與文化意涵，作為語言分析的背景。藉由方言差異的類型，搭配韻腳的觀察及借音字的使用，可以看出本劇偏泉腔的方言特色；而在用字類型方面，則以前人之用字研究為基礎，提出補充的分類和觀察，並辨析一字多音的使用情形，呈現劇本中靈活的用字策略。本研究認為歌仔戲劇本之書寫方式與歌仔冊有相當高的相似度，但較歌仔冊更為口語，劇中有許多目前已逐漸流失的閩南語詞彙，本研究羅列部分特殊詞，並修正傳藝出版本詞彙註解之錯誤。除了音字與詞彙之外，戲曲用語、句式及劇本的形式，皆構成文本特殊的語言風格。本研究企圖累積閩南語文獻的分析資料，尤其是可補足前人研究中較缺乏的歌仔戲文本分析，並肯定拱樂社劇本作為閩南語文獻研究對象之意義與價值。Item Writing Activities as Stimuli for Integrating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in EFL Grade(英語學系, 2008-09-??) 張芳琪; 張淑儀; 許秀芬長久以來，第二語言的教學活動設計大都是依循著聽、說、讀、寫循序漸進的設計原則。然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設計合宜的教學活動可以促發聽、說、讀、寫技能的同時發展，更進而提升學習效果。但是，如何設計適當的學習活動以便達成此一目標，這方面的相關文獻和實證報告卻不多見。2006 年9 月，本文作者開始在南台灣的一個國小的一年級英語課室中推動聽說讀寫並行的教學活動。作者希望透過書寫活動的穿針引線將聽說讀寫串在一起，以便發展一個兼顧四個語言技能的均衡課程。兩年多來，這一百多位以國語或台語為母語的學童對英文書寫活動抱持著極正面的態度，作品除了展現進步的跡象，也提供了許多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資料。本文章將說明2006年9月至 2007年1月間，這些學童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時，我們所使用的自編教材、所進行的教室活動，特別是書寫活動的部分，以及我們所觀察到的相關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