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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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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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files: YesSubject: search.filters.subject.政治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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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譯者鈕先鍾之研究
    (2022) 邱冠諭; Chiou, Kuan Yih
    文為鈕先鍾之譯者研究。鈕先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之創所元老，為國內淡江戰略學派之鼻祖，其譯作及著作以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為主，對我國國防戰略思想有深遠影響。然而國人多注重其戰略研究之成果而未注意其在譯事工作上之成就，因此本文從鈕先鍾之譯者身分切入，以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改寫與操縱論為基礎，廣蒐與鈕先鍾相關之史料，分析其政治意識形態、譯事工作、譯事態度及社會網絡，以重構其譯者身分；另依據其譯事工作的贊助人性質，將其譯者生涯區分為兩個時期，並分析鈕氏各時期之譯(著)述工作之差異，以呈現其知識生產情況。最後對鈕先鍾之譯(著)述工作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進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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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高中歷史教科書有關「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8)教材之比較研究—以人物和事件的敘述為討論中心
    (2007) 戴淑貞
    摘 要 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國家發展的動力，而且是一個國家達到政治整合以及營造國民意識的主要工具。其中，歷史教育在整個教育的體系中佔有一個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不僅僅發展一個人的「歷史感」和「社會感」最有效的科目，更是國家培養民族精神與愛國意識的重要學科。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歷史教育與史學研究有所不同，除本身獨特的知識結構和學科性質外，更著重歷史的教育意義，自然在史實的選擇、目的與方法上，帶有較為強烈的主觀成份。臺海兩岸基於特殊的時空背景，在歷史教育的發展上，更充分表現出濃厚的政治意識型態。在兩岸互動頻繁的今天，兩岸人民無論在政治立場、價值觀念或者思維模式，還是存在著極為鮮明的差異，也間接造成彼此溝通和瞭解的障礙。因此，如何在兩岸政治意識的對抗中，讓歷史教學能做出更客觀的敘述、排除政治及黨派意識型態的影響，使歷史學科更具實用的價值，是本文研究的原因。 本論文主要是以文獻探討與內容分析法為主，再加上統計、歸納、比較等方法。別針對兩岸前後十年、各四個版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有關國民政府時期的教材內容，以人物與事件的選擇和撰述為討論中心，作「量」和「質」兩方面的統計和分析，並對其中所呈現的意識型態進行討論，比較兩岸歷史教科書內容上的異同得失，最後提出結論和一些看法。 第一章是說明本文研究的動機、目的、方法、步驟，以及研究的範圍與限制。第二章部分，分別就雙方的教育思想，和不同時期的歷史教學目標及教材大綱，來說明高中歷史教育的發展與變化。第三章和第四章部分，則是針對兩岸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國民政府時期」之教材內容，有關人物和事件的選擇與撰述進行探討。第五章結論的部分歸納出五點： 一、兩岸歷史教育的發展，反映出時代政治變化的軌跡。 二、兩岸皆以各自觀點表述中國現代史的發展，並試圖證明及鞏固其政權合法 性。 三、民族精神與愛國思想教育為雙方歷史教育的重要目標，但隨著臺灣社會多元化與教育改革的發展，臺灣高中歷史教材較為重視歷史教育的本質。 四、不同政治意識型態影響兩岸教科書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選擇與撰述。 五、中國大陸以鮮明的政治意識型態主導教科書內容，臺灣則隨政治民主化的進 展表現出更多元的風格。 兩岸歷史教育不僅反映出時代的變遷，也看出教科書與政治意識型態間的綰合關聯。民族精神教育非解決教育問題的萬靈丹，兩岸高中歷史教科書應拋棄本位主義，跳脫政治化約，回歸知識與教育的本質，以客觀的態度呈現歷史的發展，而不使教科書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歷史的價值與目的，最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基礎，應該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教導學生民主的價值和尊重他人的行為，培養具有民主及人文素養之健全的心性，才是教育更深層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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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時代到戰後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對臺灣鄉鎮基層社會地名命名的影響：以苗栗縣頭份、三灣為例
    (地理學系, 2017-11-??) 林聖欽; Sheng-Chin Lin
    過去在分析不同政權對地名命名的影響，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都市，並以街道名稱作為分析主軸，本文則是以頭份與三灣的鄉鎮層級空間尺度，來探討日本時代與戰後不同政權對地名命名的影響，其結果至少有三：一是臺灣政治意識形態地名的發展，具有一種中心性的特色：就臺灣尺度，日本時代基層社會一開始出現政治意識形態地名，是先發生在都市層級，直到戰後才擴散到鄉鎮層級；而在縣市尺度，基層社會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與街道名，也是先出現在鎮級，之後才擴散到鄉級；最後在鄉鎮尺度，戰後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與街道名，同樣是先集中在行政中心與人口集中的街區，爾後再隨都市化過程漸漸往外擴散。二是日本時代與戰後的官方，往往都是在新制度建立，需要對地區重新命名時，就容易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其中戰後以地名作為政治教化的目的，在民國58 年以後逐漸減弱，造成此情況的原因或許有兩個，一是政治意涵用語尚透過其他媒介融入到居民生活日常一部分，已不需倚賴地名作為教化的工具，二是都市化導致街道數量大增，也沒有足夠的政治意識形態用語可作為地名的命名。三是日本時代地土地調查事業，導致地名數量大幅減少，其實這對地名文化的傳承帶來一些限制；而戰後民國58 年住址系統的小地名制度，則是導致地名數量大幅增加，相對地對地名文化的傳承帶來不少助益。只不過隨著都市化的影響，這些小地名有不少被整編為街道名，這對地名的文化傳承，無疑地又是一次重大的衝擊。這也突顯未來街道的命名，更應該考量如何將在地的地名文化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