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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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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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海外台獨與國民黨政府的對抗－以1970年刺蔣事件為中心的討論(2017) 高嘉駿; Kao, Chia-Chun1970年，是海外台獨運動史上重要的一年。經由長時間的交流與合作，美國、日本、歐洲及加拿大四地的海外台獨團體成立了「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此外，因發表「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而受到國民黨政府軟禁的彭明敏成功從台灣脫逃至瑞典。上述事件使得海外台獨運動的聲勢頓時如日中天。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尼克森上任後，面對越戰問題以及冷戰對抗，決定採取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制衡蘇聯的策略。隨著美國中國政策的轉向，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尤其是在聯合國的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1970年4月19日，蔣經國進行第五次的訪美活動。面對風雨飄搖的外交困境，蔣經國作為蔣介石的接班人，亟欲鞏固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以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地位。面對蔣經國的訪美，海外台獨運動者分別在美國的東、西兩岸策畫了三場刺殺計畫。其中，黃文雄、鄭自才於4月24日的行刺計畫雖然未成功擊殺蔣經國，且兩人隨即遭到逮捕。但是黃文雄擊出的那一發子彈，震驚了當時的海外台灣人以及美國社會，後人將此事件稱之為「四二四刺蔣事件」(簡稱「刺蔣事件」)。經過了一年的法院審理，黃文雄及鄭自才的罪刑皆被確定，然而兩人最後皆選擇棄保逃亡他國。兩人逃亡的舉動不僅重挫了海外台獨的士氣，同時也造成台獨聯盟內部的對立與分裂，可謂影響深遠。 「刺蔣事件」雖然只是一個不到一分鐘的刺殺事件，但是事件背後所呈現出來的，是1960年代國際政治的縮影，以及海外台獨勢力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對抗關係。本文希望以「刺蔣事件」這一個點為中心，一窺當時的時代氛圍。Item 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2009) 林芝諺; LIN,ZHIH-YAN本文是以香港調景嶺營為個案分析，並從政治與外交的決策面向切入，作為探究1950年代中華民國對難民政策的理想與實踐。簡言之，即以探究國府如何運用香港中國難民的宣傳題材，來重塑政權的正當性。 第一章主要鋪陳香港調景嶺營形成的緣由，先是從香港的政經歷史脈絡出發，追溯二次大戰後何以出現難民潮的背景，並探究港府對難民問題的處置態度有何轉變。其次從調景嶺營初創期內部的管理組織及社團切入，析論國民黨最初如何透過上述組織滲入難民生活，並動員該區難民從事反共愛國紀念日等活動，使得該營在成立之初，便醞釀了日後成為「反共精神堡壘」的雛形。 第二章將場景拉回台灣，探究國民黨遷台後，在國共內戰思維的框架下，對難民的態度與政策。先是從各方呼籲接納難民的態度談起，並從入境辦法的修訂與爭議切入，觀察在韓戰爆發前後，輿論與行政當局的衝突與矛盾。其次將焦點擺在國民黨的決策考量，在黨國體制下，對難民的態度亦反映其統治正當性的顧慮，而最後如何折衷內外利益，主導難民政策走向的問題。第三探討1953年後，港府的權力從調景嶺營淡出，國府如何透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把調景嶺營打造為海外「反共精神堡壘」的形象，並擴充營內難民自治組織系統與寓救濟於教育的形式，奠定往後的難民援助模式。 第三章將焦點轉移至聯合國會場，探究國府如何藉助冷戰有利情勢，運用香港中國難民議題的策略，向聯合國爭取援助及創造發聲機會。先是釐清政府向聯合國提案前的考量與目的，以及當時國際難民定義的侷限性，點出提案起初無解的癥結所在。其次論述聯合國派遣調查團赴港調查難民問題時，國府有何對策，及對調查報告書的評價與運用。第三探討香港中國難民問題被拋向聯合國大會討論前，中、英、美三方制定決議草案的曲折歷程，至香港中難民通過聯合國決議而擠入「國際難民」之列，又有何影響。 第四章探討國府如何與美國主導的冷戰局勢相呼應，將難民宣傳成反共英雄形象，並檢視難民問題國際化的成效。先是探討聯合國發起「世界難民年」運動的內涵與爭議，國府參加的目的與對策。其次著重於「世界難民年中國委員會」的宣傳方式與運作機制，探討該會向國內外同胞勸募動員的手法、組織運作、推行的困挫，及勸募成果。第三檢討難民問題國際化後的成效。主要從內政、美援運用、港府合作態度等三大面向切入，考察政策的理想與實踐間有何差距。文末，並附帶說明調景嶺營作為一國際炒作議題，何以在1950年代之後漸消沈的原因。Item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2008) 沈幸儀本論文的第一個部分是背景章，交代韓戰發生的時代背景，也討論了當時中國與台灣對韓戰的態度和想法。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國共雙方都非常關心的議題，兩方都想藉由韓戰這個事件，來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外交空間。台灣雖然因韓戰的發生而得到了喘息的時間，美國也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台每關係似乎有好轉的趨勢。但在中共參戰之後，對台灣所施加的壓力，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的漠視，都讓台灣感到焦慮。後來在戰俘這個議題上找到著力點，在外交宣傳上不斷地對中共進行反擊。 第二章是討論因戰俘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及戰俘營中的情形，首先是戰俘問題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造成韓戰和談的延宕。一開始是雙方對彼此的戰俘名單感到疑慮，並對交換戰俘的方式有歧見，後來聯軍這方提出了志願遣俘原則，因雙方不願遣返的戰俘數目相差過大，共方不願妥協，戰爭又再拖了兩年。在史達林過世之後，和談終於又有了進展，共方後來答應志願遣俘原則，雖然在和談過程當中遇到不少阻礙，如戰俘的暴動反抗、李承晚的釋俘，但最終都獲得了解決，韓戰終於劃下了句點。接下來的部分討論的是戰俘營中的生活情況（、鬥爭的問題及最後因志願遣俘原則的推行所需要進行的解釋程序。從種種的跡象看來，戰俘拒絕遣返的原因並不像台灣政府所說的那樣單純。戰俘營中的特殊組織之間的互鬥，從生活上的控制到最後的肉體折磨與生命威脅，造成了戰俘心理上的壓力。 還有甄別及解釋的進行，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餞別度，讓許多想要回家的戰俘被歸類成「反共戰俘」。尤其是進入中立區後，因為部分戰俘的控制和抵抗，讓解釋無法順利進行。而共方需要解釋的戰俘數目龐大，最終造成解釋不完的窘境。聯軍方面的戰俘，大多選擇遣返，所以需要解釋的人數不多。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有二十幾位不願遣返的歐美戰俘，但他們不願遣返的原因多半是因為母國內的種族問題或者社會問題，並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認同，而且有大部分人後來都陸續離開了中國大陸。 第三章的部分則是處理台灣政府運用韓戰戰俘來進行宣傳的議題，包括媒體對於戰俘議題的操控、義士形象的塑造及透過反共義士的宣傳所進行的反共教育等。「反共義士」本身的形象塑造，由媒體來主導。透過報導的內容，可以看出政府和媒體塑造反共英雄的過程，逐漸地強化民眾對反共義士的認同與尊崇。而對外宣傳的部分則是利用「反共義士」的選擇來標榜「自由中國」的可貴，強調台灣政權的合法性及正統性及中共政權的不得人心，另外就是透過反共義士來拉攏海外僑胞對台灣的支持與認同。第四章的第一節則是將口訪記錄作比較完整的整理，直接把與韓戰相關的口述資料整理出來。這一節主要以口訪記錄和回憶錄為主要資料，討論在這些退役老兵心中的韓戰、戰俘、遣返或來歸後的問題等，他們的記憶和政府檔案或媒體報導多少都有點出入。從當事人本身的視角再去觀察他們自己，是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對於「反共義士」的態度和立場會有所轉變。口述史料就像是官方檔案以及新聞報導一樣，都會有盲點和遺漏。因此，將這些資料相互比照，更能豐富這段歷史的不同面相。最後一節的部分則是把時間拉長，來看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的興衰。因為韓戰戰俘的到來，讓台灣塑造了第一代的「反共義士」，後來陸續來台的中共飛行員、劫機者等人陸陸續續地也成為「反共義士」。可是隨著兩岸政局開展，互動逐漸頻繁，這些過去的反共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產生了不少因政治問題而衍生的麻煩和困擾。 本論文選擇從「戰俘」這種「弱勢族群」的角度來看那個時代的問題。研究之後發現，雖然參戰各國的政府（還有一個沒參戰的台灣），似乎常把戰俘的需求掛在嘴邊，但實際上，戰俘被當成戰爭、外交和宣傳上面的工具，他們本身根本沒有主導性。從中共到聯軍到中立國，一直到台灣，他們真正的選擇和聲音，其實都在政治考量下被忽略了。美國堅持的甄別和志願遣俘，最大的目的是在宣傳上打擊共產黨。台灣在志願遣俘上的推波助瀾，及最後爭取戰俘前往台灣的目的，則是為了穩定國內民心，並向世界宣傳自由中國與赤色中國之間的差別。而戰俘營中的對立，則被簡化成親共和反共兩種類型，其他的因素完全被忽略，反而加深了戰俘之間仇恨和衝突。許多想要回家的人因為聯軍的分類模糊，造成他們屈服於群體的壓力，後來的血書刺青等政治宣示活動，要求戰俘表達立場，很多人只好隨波逐流，最後來到了台灣。過去因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國共兩方的相互仇視，才會出現「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因此，過去這些曾因反共的意識型態而成為媒體寵兒國家英雄的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便漸漸被人遺忘了。Item 美國大華府地區華人移民社群的變遷(2015) 張君川; Chang, Chun-Chuan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位於美國東岸中大西洋區，介於馬里蘭州與維吉尼亞州之間。華府係美國政治中心，國際事務組織與外交機構均在此設立總部，聯邦政府部門亦多位於華府。華府擁有為數眾多的聯邦政府雇員，特殊的就業結構使得華府的經濟較不易受大環境景氣影響，社會風氣也較兼容並包，使得沒有特殊經濟利基的華府在十九世紀末形成一「小而有彈性」的唐人街。二十世紀以來以國防部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為中心形成國防、資訊、生醫等高科技公司的產業鏈，提供豐富的就業機會。在戰後國際情勢以及移民政策開放的背景下，華府都會區吸引國內外多元族群、階層的勞工落腳華府，並在郊區形成多座衛星市鎮，同時也是全美規模最大且知名的移民社群之一。 本研究試從移民史與都市史的角度探討華人移民何以選擇落腳大華府地區，並論述華府地區如何形構出多元族裔移民社群，以及華人移民社群的形成與發展。首先，本文爬梳十九世紀以來，美京唐人街如何成型，並在兩次迫遷的危機中存續、發展，在二十世紀末持續接納來自臺、港、中南半島等地的華人移民。其次，綜述冷戰結構成型、美國移民法的開放、以及美國都會郊區化等形成戰後移民潮的背景。接著，探討戰後華府如何發展成大都會區，並接納來自亞太、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移民，成為新興移民門戶，而華人是其中最重要的族群之一。美國首都多元開放與包容移民的社會環境，讓華人移民可靈活運用其社會與政治資本維護自身利益，進而回饋原居地，可視為民權運動成果在華府的具體實踐。Item 聯合國中的交鋒：1950年中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6-06-??) 蕭道中; Hsiao, Tao-chung韓戰爆發後，東亞冷戰局勢急劇升高，美、蘇兩陣營國家不但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也在外交舞台上展開激烈的交鋒。1950 年8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回應美軍進入臺灣海峽的行動，向聯合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這件控案既有亞洲冷戰的背景，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內戰的延續。由於臺海兩岸各有一個「中國」政府，案件發展不但牽涉到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與臺灣地位問題，同時關係到美、蘇集團在朝鮮半島的對抗局勢與以美、英為主的西方國家在遠東問題上的複雜互動。同時，這個案件促成北京代表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 是兩岸「中國」代表唯一一次在聯合國正面交鋒，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臺北為阻止北京代表出席會議，首次在安理會主張行使否決權，最終卻沒有發生效果，是聯合國歷史上罕見的案例。由本案的發展過程可見冷戰時期東亞複雜多元的國際關係，也是觀察聯合國與遠東國際問題的良好窗口。Item 促進中學生「歷史理解」的教案設計—以國中教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局勢」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4-12-??) 許珮甄本篇文章以提升中學生的歷史理解能力為主要設計目標。不過「理解」是什麼？教學現場的教師常有的困惑是，到底學生懂了沒？理解了沒？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教師如何確定學生已經理解到老師想要傳達的知識？考試滿分就等於「真理解」了嗎？九年一貫以後，社會領域課程時數大量縮減，教師們幾乎很難確認學生到底理解學科知識到什麼程度。加上以往大多採用講述式的教學法與總結性的評量，學生學習知識的「歷程」，往往是教師極少關注的焦點。除了教學時間不足是一個關鍵原因之外，身為教師的我們是否也忽略了「如何教學生理解」這件事？亦或是「理解他者的理解」這件事，本身就是一項高難度的工作。如何帶領學生主動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多元化的理解模式，並實際應用於未知的知識，是教學現場教師的一大挑戰。學生從不懂到懂的中間，其實是有一道的鴻溝的。臺灣大多數的教師與補習班老師皆會教導學生使用學習捷徑（例如公式、製作講義）來架構知識，並經過不斷考試反覆地練習至精熟，以達成理解的目標。這樣的教學法，對老師而言，是快速又能達標的，但是實際學習者是學生，學生能否真正的理解呢？臺灣學生參加PISA測驗時，在「低層次推論與有限理解文本的意義」方面多高於各國平均，可見得現今選擇題型不是不能訓練學生理解、應用能力的。但是「高層次的推論與精準理解、闡述文本」的能力，臺灣學生卻低於平均甚多。這表示什麼？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活動，來訓練學生闡述、批判思考的能力。也因此筆者試著採用以終為始（著重教學目標）的UBD 教案格式，來「設計」國中學生的歷史理解教案，試著思考如何促進國中學生的歷史理解。Item 反共意識形態與性政治：1950-1960年代台韓社會中的他者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2019-04-??) 陳佩甄; Chen, Pei-jean「從北Gay」這個詞過去幾年開始出現於南韓的反LGBTQ 運動中，指控性少數團體就如同親北、親共人士，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這樣的修辭不僅重新點燃過往政治時空中普遍存在的恐怖主義，亦再次將「性變態」（sexual perversion）和「政治顛覆」（political subversion）連結起來。本文認為「從北Gay」這樣的詞彙反映的不只是南韓社會內部的歷史問題，對照戰後初期台灣反共論述中的「性變態」身影，即可窺見當時台韓社會內部皆有類似的政治傾向。本文將追溯反共意識形態中「政治與性」如何交互運作：透過檢視大眾論述如何以「性變態」為特徵，將共產主義者「非人性化」，並塑造新的性∕別規範。為此，本文聚焦於1950-1960年代台韓媒體如何再現共產主義者和「性變態」者，並將詳細討論三部台韓小說：《重陽》（1961）、《永遠活著》（1959）和〈傻瓜與白痴〉（1966）。本文發現，媒體和文學再現的共產主義者和同性戀者皆與謀殺、性暴力和性變態有關，而這樣的表現手法促成了社會大眾對於這兩種人的仇恨情緒，並將這兩種人物轉化為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不法分子。而這樣的作法，不僅讓政治意識形態得以進入各層級人民的生活領域，同時又以性別矛盾取代階級、種族、族群間的衝突與無解。本文強調，政治意識形態和性∕別規範必須交叉思考，才更能有效理解社會內部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模式。Item 促進中學生「歷史理解」的教案設計—以國中教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局勢」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4-12-??) 許珮甄本篇文章以提升中學生的歷史理解能力為主要設計目標。不過「理解」是什麼？教學現場的教師常有的困惑是，到底學生懂了沒？理解了沒？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教師如何確定學生已經理解到老師想要傳達的知識？考試滿分就等於「真理解」了嗎？九年一貫以後，社會領域課程時數大量縮減，教師們幾乎很難確認學生到底理解學科知識到什麼程度。加上以往大多採用講述式的教學法與總結性的評量，學生學習知識的「歷程」，往往是教師極少關注的焦點。除了教學時間不足是一個關鍵原因之外，身為教師的我們是否也忽略了「如何教學生理解」這件事？亦或是「理解他者的理解」這件事，本身就是一項高難度的工作。如何帶領學生主動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多元化的理解模式，並實際應用於未知的知識，是教學現場教師的一大挑戰。學生從不懂到懂的中間，其實是有一道的鴻溝的。臺灣大多數的教師與補習班老師皆會教導學生使用學習捷徑（例如公式、製作講義）來架構知識，並經過不斷考試反覆地練習至精熟，以達成理解的目標。這樣的教學法，對老師而言，是快速又能達標的，但是實際學習者是學生，學生能否真正的理解呢？臺灣學生參加PISA測驗時，在「低層次推論與有限理解文本的意義」方面多高於各國平均，可見得現今選擇題型不是不能訓練學生理解、應用能力的。但是「高層次的推論與精準理解、闡述文本」的能力，臺灣學生卻低於平均甚多。這表示什麼？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活動，來訓練學生闡述、批判思考的能力。也因此筆者試著採用以終為始（著重教學目標）的UBD 教案格式，來「設計」國中學生的歷史理解教案，試著思考如何促進國中學生的歷史理解。Item 「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2-12-??) 陳建忠; Chen, Chien-chung如果「國家文藝體制」曾經或顯或隱地支配了冷戰與戒嚴時期的台灣文藝思潮走向，是一種「剛性體制」，制約著作家在意識形態與文化想像上的趨向；那麼，「美援文藝體制」雖自域外移入，亦同樣扮演類似的制約作用，然而是一種「軟性體制」，促使台灣文學的發展導向了有利於美國（或西方）的世界觀與美學觀，或是發展為將文學創作與社會變革區分開來的純粹美學思考方式，其深入幾世代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影響之深遠不可等閒視之。本文最重要的企圖，便是由美援下的雜誌出版之考察出發，把「美新處」作為冷戰記憶的代表「寫入」台灣文學史，以便銘刻此種另類的現代性經驗，讓文學史同時也是精神史，可以不時提醒我們思索台灣文學獨特的經驗與困境，讓文學生產的自我反思傳統得以在真誠的檢視裡逐步建立，使具有主體性與批判性的台灣知識分子作家的「反思性實踐」（reflexive practices）成為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