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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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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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湯德章的紀念歷史（1987-2024）(2024) 吳岳修; Wu, Yueh-Hsiu二二八事件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之下，屬於禁忌的話題。直到1987年解嚴前後，社會氛圍逐漸開放，許多有志之士挺身為二二八事件平反，取得許多成果。在這之中，台南市的受難者湯德章得到的關注之大，特別引人注目。從1987年至2024年，相關紀念已經累計有以下的形式：出版品、電影、紀念公園、塑像、紀念日、故居暨紀念館、導覽路線、紀念道路。 湯德章的紀念大抵發生在「台南市」這個行政區內，具有相當程度的在地性，也跟市政府的施政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挑選其中的「紀念公園與塑像」、「故居與紀念館」、「紀念日與街道」為研究對象，時間範圍涵蓋1987年至2024年。運用台南市政府、台南市議會等單位的資料，嘗試分析這些紀念形式的緣起、過程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理解湯德章受到紀念的原因及意義。 本研究發現，台南市繼二二八紀念碑之後，1998年特別為湯德章設置紀念公園和塑像，象徵湯德章在台南市民記憶中的重要性。2012年的故居遭遇拆除危機能夠及時反應，歸功於在地文史工作者對湯德章歷史的長期關注。湯德章的紀念自故居保存後逐漸發酵，在2020年群眾募資的時候達到高峰，最後形成集眾多紀念形式於一身的情況。 這些紀念或移除之所以順利推行，除了民間對於在地文史、轉型正義的關注，也有賴於市議會、市政府的支持，制定相關法源依據才得以實現。然而，本研究也觀察到台南市政府在一些嚴肅議題上的妥協或迴避行為，例如：以「正義與勇氣」而不以「湯德章」來命名紀念日、在孫文銅像被民間團體拉倒後的湯德章紀念公園設置公共藝術、中正路更名湯德章大道遲遲未有成果。 本研究認為，湯德章身為台日混血兒，經歷日本殖民與戰後二二八事件，他所承載的歷史、他的選擇和遭遇，激起許多人為台灣奮鬥的能量。湯德章的紀念形式漸漸豐富，顯示二二八事件與湯德章的歷史，被用以否定威權統治以及犯下這些歷史過錯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也有人用以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湯德章的英雄、烈士形象，不光來自於二二八事件時的事蹟，包含他的律師這一身分，也跟維護正義、民主、人權、自由等正向價值連繫在一起。因此紀念湯德章除了能夠反省、批判過往的不義，更有正向的意義存在。Item 楊小娜《綠島》與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之中的旅行記憶與活鬼幽靈(2023) 劉翊嫺; Liu, Yi-Hsien本論文研究楊小娜的《綠島》(2016）和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2015)，探討以下問題：在不同的背景和世代下，臺灣對於創傷性歷史事件的記憶是如何轉變與發展？文學作品如何協助挑戰和動搖官方的歷史紀錄？文學又是如何處理記憶的？我的研究顯示，透過對記憶的生動描繪，以及多種形式的幽靈纏繞的隱喻，顯現記憶變動軌跡超越了時間、空間、世代和族群的界限。我同時主張這兩部小說，提出了一種關於記憶的倫理和未來導向的觀點。第一章「引言」聚焦我對這兩本小說的閱讀是如何有助於有關台灣歷史暴力爭議性的記憶的議題，著眼於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第二章「綠島¬¬─縈繞的鬼魂與跨太平洋的記憶之旅」，分析活鬼的隱喻以及與跨太平洋連結相互交織的多層記憶。第三章「單車失竊記─亞際間的創傷後記憶」，揭露了在20世紀亞際間記憶的背景下，臺灣創傷性記憶的不同再現。我的分析顯示了這兩部小說如何挑戰傳統的歷史觀念，打破時間順序、受害者-加害者二元對立和國族觀點。我借鑒了記憶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包括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的「後記憶」(postmemory)、邁克爾·羅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探索的「牽連主體」(implicated subject)、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的文化記憶和「旅行記憶」 (travelling memory)，以及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的「正義記憶」(just memory)。這些概念共同揭示了多種記憶形式，正如我所提及的，為20世紀台灣暴力歷史中具有爭議性的記憶提供了倫理理解。同時，這兩章也分別援引埃絲特·碧倫(Esther Peeren)的幽靈概念，以考察活鬼隱喻的多種表達，是如何為無數被壓迫的聲音發聲，並擾亂了臺灣創傷性記憶的論述。通過這兩部小說帶來的新視角，我得出結論：文學具備描繪記憶和幽靈動態本質的能力，有望緩解圍繞於臺灣暴力歷史記憶中的持續衝突。Item 魔幻寫實主義佇胡長松台語小說的實踐(2022) 許芸萱; Hsu, Yun-Hsuan台灣文學作家胡長松（1973-）對1997年開始出版《柴山少年安魂曲》（1997）、《骷髏酒吧》（2000）遮的華語小說，因為接觸著台語界的相關作家，開始用台語創作，一開始是先用華、台對譯的《槍聲》(2005)、《燈塔下》(2005)到轉型做一位全台語創作的台語小說家。2004年佇創作過程信仰基督教，台語創作開始加添基督教的元素和色彩，有《大港嘴》(2010)、《金色島嶼之歌》(2013)和《復活的人》(2014)，佇舊年出版上新的是《幻影號的奇航》(2021)，佇這20外年當中，作品對一開始是較烏暗的風貌，信仰基督教了後嘛予伊的作品開始看著光明和希望。佇方耀乾的《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2012)、林央敏的《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2012)，攏有討論著胡長松的作品，筆者發現文訊雜誌當中「21世紀上升星座」的專題(2020)當中，胡長松的作品《復活的人》是唯一入選的台語小說。顯示台語小說佇當代的重要性，台語小說應該受著文壇注重，無應該予學界放捒。 胡長松的作品當中和台灣文學作家張大春、宋澤萊、林耀德，攏運用西方的魔幻寫實手路。關心的議題攏包括對歷史、本土的關懷，胡長松以台語疼惜本土，書寫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表達認同自身文化的族群互動、見證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學生運動。進一步用魔幻寫實起造屬於台灣的世界觀，在在顯示台語小說和台灣文學閣有世界文學攏是互相連結的。Item 透過 《綠島》及《走出白色恐佈》再現台灣歷史創傷(2022) 張慧萱; Chang, Hui-Hsuan本論文藉由分析《綠島》及《走出白色恐佈》探討作者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 及孫康宜(Kang-i Sun Chang)如何透過文本有效地重新審視過去的創傷，讓讀者以不同 於官方的視角來重建他們的集體記憶。因此，導言將會先回顧 228 事件及白色恐怖的 現有文獻，以幫助讀者了解歷史背景。同時，我將會進一步闡述受害者的創傷是如何 透過見證的方式得到緩解。第二章的重點將放在《綠島》，探討楊小娜如何運用虛構 的小說來見證真實的歷史事件及在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帶給人民創 傷。因此，本章論文將會引用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國家機器理論(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進一步闡述國民政府的統治方式並研究受害 者創傷的行為和心理狀態，以藉此警告後世不要重蹈覆轍。第三章將著重於回憶錄 《走出白色恐佈》，這一章主要分析台灣及大陸之間的省籍衝突，同時透過比較《綠 島》及《走出白色恐佈》來重建女性在過去這段歷史的主體性。第四章為結論，我將 會再次強調《綠島》及《走出白色恐佈》這兩本見證文學是如何讓後世以更多元的視 角來了解歷史創傷。其論文的最終目的在於審視白色恐怖中所發生的創傷，並重新思 考可以為那些受害者採取哪些有意義的行動。Item 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2009) 夏良業二二八事件後，中央政府採納各界建議，將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首任台灣省主席，深獲台人期待。本文旨在探討魏道明主政期間台灣省政府之各項施政，藉以比較與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之異同，另也析論二二八事件對省政當局治台方式的轉變。 省政府成立後對二二八事件善後大致貫徹從寬處理原則，和陳儀主政時期強硬的處置態度顯著不同，但是，面對政府高層和軍事系統的持續介入則是無力禁止。另一方面，省政府透過出入境的管理、全台身份總檢查、在台日人的集中遣返和台灣共黨人士的控管等措施，企圖嚴密控制台灣政局。 行政改革方面，省政府對人事的安排，基本上是以廣用台人為原則，使台籍人士在重要職務的比例顯著增加，但其中仍以「半山」集團為主。其次，省政府和省參議會的關係較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更為緊密，呈現良好又日益頻繁的交流。此時期省政府雖舉行不少選舉活動，亦制定許多地方自治法規，不過缺乏較大魄力的革新，仍未能落實地方自治。 財經整頓方面，省政府順應民情，撤銷專賣和貿易局，展開公營企業民營化等措施。另由取得資金、重建交通、加強水利工程，以及增產肥料等途徑，顯著提升農工商業的產值，但也加深台灣和中國大陸經貿的關連性。此時受中國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導致台灣物價上漲的現象日益嚴重，省政府不僅無法抑止通貨膨脹的速度，其強硬控制市場的措施更是招致民怨。 「中國化」政策推展方面，國語運動和愛國教育乃是省政府文教政策的主軸，其推行方式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相較更顯激進和強烈。另外，省政府對新聞出版事業，一改二二八事件後的嚴格取締，乃藉由積極管理和分別確定各出版事業的權責機關，使得出版事業能進而成為政府推行施政的有利工具。 文官出身的魏道明在軍事系統為主的政治環境中，權力方面受到明顯的約束，因此許多層面仍是無法一展抱負，導致省府施政未能符合台人深切的期待，尤其在地方自治、物資和市場的嚴格控制等，更只是「延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政策，缺乏更大幅度的「改革」，實為其施政嚴重不足之處。Item 布魯納（Jerome S.Bruner）「發現學習理論」在國中歷史教學的實踐-以「戰後初期與二二八事件」單元為例(2013) 鄒婷婷本研究嘗試將布魯納「發現學習理論」的教育理念於國中歷史課堂上實踐。該理論強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主動思考與探究問題，進而發現知識，以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教師在從事「發現學習」教學活動時，需配合學生的認知表徵階段進行教材設計，才能有效的協助學生「從發現中學習」，筆者以任教學校的國中生為研究對象並將其分為三組，讓學生在「發現學習」教學活動中，分別探究「文字」、「圖表」與「影視」等三種不同類型的歷史資料，藉此瞭解學生對不同類型歷史資料的學習狀況。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問卷調查法及行動研究法來進行研究。本研究發現： 一、「發現學習」教學活動中，圖表與影視資料組對教材的理解狀況較佳 二、「發現學習」教學活動中，圖表與影視資料組對教材的學習興趣較高 三、「發現學習」教學活動後，圖表與影視資料組的整體學習成就較高 四、探究歷史資料的過程中，國中生「歷史解釋能力」仍極薄弱 研究結果顯示國中七年級學生的認知程度雖已達到布魯納定義的符號表徵階段，但對教材的抽象思維能力亟待加強，學生進行抽象思考時，教師若能提供具體的教材(如圖片或影像)供學生觀察，更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及思考。而在探究歷史資料方面，學生不論是在因果關係的推論或是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上都遭遇到較大的學習困難，顯示國中生的「歷史解釋能力」仍極薄弱，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必須要循序漸進。Item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陳佳宏; Fupian Chen傳統中國統治者對處理反叛事件，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不具正當性的「暴力」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並非鮮事。因此，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看待。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Item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許雪姬; Hsueh-chi Hsu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三人，可以說活在同一個世代。而他們所面對的時代，自青壯年皇民化時期，之後日本敗戰投降、國民黨的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撤退來臺、白色恐怖／冷戰時期，乃至解嚴，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生前他們三個人互相認識，惺惺相惜，也都是文化人，但性格有別、結局各有不同。本文利用三人留下的主要史料，參以當代人的旁證，以皇民化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前後、白色恐怖這四個人生的階段來加以比較，以瞭解其共相與殊相。臺灣島在1895，1945年兩易其主，這三位臺灣菁英不能免於在中年改朝換代，各有因應方式，有的積極投入政界卻鳥盡弓藏，終究只是白忙一場；楊有機會進入公務系統，進行臺灣研究，卻因館撤而任臺大教職。呂赫若為推翻國民黨，加入共產黨，為了出版宣傳品，賣祖厝開印刷廠，直接投入反政府活動；卻因鍾浩東被捕，不得不進入武裝基地，從事危險的工作，終至意外喪生。1938年吳新榮說陳逸松是正義的使徒，楊雲萍是熱情的詩人，有異於吳新榮1938年的說法，筆者認為楊雲萍是良心的學者，呂赫若是正義的使徒，陳逸松呢？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Item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03-01) 陳佳宏日治初期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無奈地選擇現實認同，但有些人的情感認同上還是遙遙託付於祖國原鄉（清帝國→中國）。到了日治中期，臺灣精英領導社會運動向日本爭取權利時，或者由於本身自信不足，或者日帝國的力量過於巨大，一些臺灣精英常必須援引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來與日本抗衡。然而，這類存在慨念裡的祖國圖像，畢竟與中國實體差距頗大，臺灣人往往對中國政治的詭譎與深沉，諱莫如深，甚至一無所知。因此，除非遠離臺灣，前去中國發展，否則臺灣人歸結還是僅能與日本人合作。不過，隨著日本與中國之衝突不斷加溫，日本當局自不能容忍包括臺灣人在內的帝國子民懷有貳心。於是在「皇民化」－日本認同之集體催眠的氣氛中，不惟中國認同頓遭扼抑，戰時的臺灣主體性同等面對沉重的壓抑。二戰的結果，使得臺灣人的「日本化」功敗垂成，但新的中國政府又以極其強勢的姿態君臨臺灣，臺灣主體性不是遭到再次的重擊，便是在中國認同的羽翼遮蓋下而被遺忘。未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發生，翻轉了這股臺灣人的認同歸向，將日治中期以來「自治」的訴求，重新導引至追求臺灣主體性的臺獨認同。本文便試圖以「二戰結束」與「二二八事件」爲兩個歷史轉折點，以臺灣精英爲討論重心，分析其間臺灣之認同糾葛。Item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陳佳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