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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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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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雅各與《詩經》英譯
    (2021) 陳韋縉; Chen, Wei-Chin
    英國傳教士暨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窮盡一己之力將中國典籍譯為英文,其主事《中國經典》系列(The Chinese Classics)與稍後參與的《東方聖典叢書》系列(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自出版以來即備受學界重視。本文試圖以經典翻譯史的角度,來討論理雅各與《詩經》翻譯的問題。本文先將理雅各置放於《詩經》翻譯史的早期脈絡中,探究他繼承的觀點;其後則將以理雅各《詩經》英譯為中心,一方面在中國經典詮釋體系中探究理雅各所繼承的注疏傳統,另一方面則注重理雅各對《詩經》翻譯在西方世界的開創與延伸,以更完整地呈現理雅各在《詩經》翻譯史上留下的面貌。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從捍衛保守政教精神的漢唐注疏走向勇於疑古的宋代經說,卻皆以揭示聖人之說為依歸;而從宋代到清代的《詩經》學者們漸次朝聲韻考據的方向前進,希冀進一步楬櫫文本意涵。這發展的過程或可視為中國經學傳統中理性精神的發揚。但中國經典的西洋譯者除了以己身對經文的理解做出種種翻譯抉擇外,尚不免為其他目的服務,甚或受己身文化背景的影響,對中國經典進行誤讀與解構。本文試圖揭示翻譯經典此一工作除了繼承傳統外,也是延續經典詮釋傳統的一種方式。本文一方面討論、比較不同譯文的優劣缺失,另外一方面也試圖以譯文本身做為證據,檢視譯者在對中國經典文獻的理解中,所表現出的文化與歷史性意義,藉此表現出經典翻譯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詩經》翻譯是理雅各中國典籍翻譯事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本文的目的,在藉由分析討論理雅各的翻譯性質及其時代背景,呈現其翻譯成果的意義與特殊性。理雅各鑽研中國經說,試圖於其《詩經》譯本重現中國傳統注疏格式,引進當時法國學界最新的《詩經》研究潮流,並認定《詩經》與「上帝」間存有關聯,這些特點讓理雅各的《詩經》英譯同時雜揉中西觀點。因此,理雅各《詩經》譯本的歷史定位,在於以另一語言延續中國經注傳統,同時也延續了利瑪竇以來透過中國古籍所創建的「古已有之」傳教精神。然而隨著文化與歷史背景變遷,宗教殖民與傳統經說勢力相繼消褪,理雅各取逕的翻譯路線遂可一而不可再。惟理雅各深具經學色彩的《詩經》翻譯亦激發出反動與生機,新譯本與相關研究至今仍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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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難糾紛與殖民地臺灣原住民的懲治以1903年班傑明修厄爾號(Benjamin Sewall)事件為中心
    (2015) 陳偉欽; Chen, Wei-Chin
    1903年10月5日,在臺灣南部海域遭遇強烈颱風襲擊的班傑明休厄爾號逃生小艇於紅頭嶼 (今蘭嶼)靠岸。根據倖存者的證詞,逃生小艇中的11名船員,有7名船員因為島上達悟族人的劫掠行為而溺斃死亡,這起以美國為主的多國籍船員的船難事件,隨即引起美日兩國官方的高度關注,美國國務院期望臺灣總督府負起水難救護的國際義務,並執行有效力的懲治行動。此次遭難的場域、疑凶與受害者,性質類似於1867年羅發號事件,日本政府在面對美國官方的究責與善後處置的交涉,表現出不同於中國的積極統治理性。從班傑明休厄爾號梯航兩大洋間,津渡於歐美亞澳四大洲的航程記錄見微知著出,隨著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後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飛剪式帆船」製船技術達到成熟,使美國往來於東西太平洋海域的帆船貿易更加勃興,班傑明休厄爾號在此背景下往來於東亞海域,最終不幸沉冥於航程要路的島國南端。 以往在統治者眼中性情馴良的達悟族人,以及部落中畏懼鬼魂詛咒的禁忌文化,使其鮮少肇生致人於死的犯行。由於無法從達悟族人傳統的歲時祭儀中發掘出船難衝突的原因,面對倖存者所指控的劫掠犯行,應該歸咎於島嶼經濟資源的匱乏,所發展而來的掠奪、拾取遭難船隻與漂流物的原鄉習慣。日本官方懲膺達悟族番人行動結束後,臺灣總督府並未顯著改變施行於紅頭嶼的統治方針,紅頭嶼相對其他本島蕃地近代化的過程仍然極為緩慢。直至達悟族人因為被做為商品展示的代價,與紅頭嶼海域的漁業資源被發掘,紅頭嶼的近代化才逐漸開展。然而隨著對外開放的程度日益加增,也對達悟族部落執引入外來致命疾病,導致人口銳減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