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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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大傳所」於民國86年成立,為臺灣傳播學界頗富盛名之傳播科系所。本所為教育能符合時代需求、掌握時代趨勢之傳播人才,由早期之行銷傳播逐步轉向含括當代資訊科技傳播,以「新傳播科技與數位內容」、「新媒體之社會、政經與文化研究」及「新聞/傳播基本技能」三軸線為綱,期望訓練出既有科技技能,又有新傳播分析決策能力之時代菁英。

「新傳播科技與數位內容」面向-我們的課程方向包括:
數位內容設計、多媒體製作、數位平台經營、互動廣告與行銷、數位公關廣告策略、社群行銷、大數據分析、網路新聞學、資訊傳播、網路傳播資訊設計、電訊傳播與新傳播資訊科技等。

「新媒體之社會、政經與文化研究」面向-我們的課程方向包括:
網路文化與傳播、傳播社會文化基礎、資訊素養、資訊經濟、新傳播科技與社會、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經濟、消費文化、流行文化、文化產業與文化勞動者、新媒體與螢幕文化、明星名人、文化政治與娛樂產業、迷研究、全球化研究等。

「新聞/傳播基本技能」面向-我們的課程方向包括:
傳播與資訊理論、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傳播應用統計、敘事分析、批判話語分析、口語傳播、新聞採訪與寫作、非虛構紀實創作、媒體經營管理、傳播產業研究、媒體素養等。

在知識、邏輯分析與新科技技能三方面訓練下,我們期待臺師大大傳所的學生成為:
(一) 跨越科技、國界與文化之跨界人才
(二) 開創新媒體、新思維與新批判之新時代人才
(三) 掌握網路資訊社會脈動、領先趨勢思維之前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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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right」有right嗎?:臺灣男同志在Tinder的「文青」式交友實踐
    (2024) 翁靖祐; Weng, Ching-yu
    在瀏覽Tinder的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到一群以文藝活動為興趣導向的文青男同志。另外,在過往男同志與交友軟體的研究中,都聚焦於男同志族群內部使用的交友APP如:Grindr。如今Tinder已然臺灣男同志廣為使用的交友APP,但至今國內卻無針對男同志族群使用Tinder的相關研究。與Grindr強調陽剛特質以及性化的風格不同,Tinder更傾向用戶興趣導向的去性化自我呈現,因此本研究將以研究者所關切的文青類型男同志為研究對象,觀察其特徵,將其輪廓並嘗試結合其使用Tinder的習慣,梳理他們如何實踐交友。  結果發現,「文青」除了消費實踐下所建立的品味階級區分外,「文青」們對於具備文化資本與否十分強調,並重視文化資本的長期性累積,同時對藝文領域抱持高度熱衷。而本研究也發現研究者認為「文青」一詞已然成了一鬥爭的場域,導致「文青」一詞的核心意義逐漸被侵蝕,導致受訪者們在被指認為「文青」會感受到抵抗。  另外,與鄧曼林(2015)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本研究之受訪者認為進行藝文領域的消費實踐屬於各人的自由選擇,與社會壓迫無直接關聯,由此可以出臺灣社會對同志的壓迫漸漸消退。關於Tinder交友的實踐的部分可以發現Tinder與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男同志族群的交友景況,相較過去的強調性資本,本研究發現了受訪者對於交友實踐對生活風格以及文化資本的要求也十分強調,甚至已然形成了一種新時代下的門當戶對。  透過Tinder的中介,有人成功得到了理想的親密關係,也有人始終在等待,但不論是否有成功建立親密關係,8位受訪者一致讚揚了Tinder的實用性,並且承諾不會輕易停止使用Tinder,卻也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Tinder帶來的限制以及網路作為交友媒介對於男同志族群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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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性新聞:以擴充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感知互動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Instagram新聞帳號使用者的影響—以中央社為例
    (2024) 謝鈺琦; Hsieh, Yu-Chi
    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改變了閱聽人的新聞近用習慣,也促使新聞媒體不得不開始正視社群平臺,因此繼報紙轉向電視新聞後,如今新聞媒體正在嘗試向社群媒體轉,新聞媒體與社群平臺之間,如何敲打出新的火花令人期待。尤其是社群媒體上有各式各樣的互動功能,新聞媒體若想順利轉型,必須試著將新聞內容融入各類互動形式,使閱聽人在互動的過程中,感到這樣的新聞呈現是有趣、易用、有用的,同時堅守自身媒體的專業性、知識性,讓閱聽人對此新聞媒體產生正向態度,甚至是後續願意持續使用與推薦給他人。上述正是新聞媒體面對數位平台轉型,需要深思的議題。故本研究以感知互動性、訊息來源可信度作為切入點,將其作為擴充科技接受模式之外部變數,並提出一模型架構,探討Instagram新聞帳號的感知互動性、訊息來源可信度,對感知信念(感知娛樂性、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以及後續態度與行為意圖(持續使用意圖、口碑推薦)之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1)閱聽人對Instagram新聞帳號之感知互動性,對其感知娛樂性、感知有用性分別皆有正向影響;(2)閱聽人對Instagram新聞帳號的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其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分別皆有正向影響;(3)閱聽人對Instagram新聞帳號限時動態之感知易用性,對其感知娛樂性、感知有用性、態度分別皆有正向影響;(4)閱聽人對Instagram新聞帳號限時動態之感知娛樂性,對其態度、行為意圖(持續使用意圖、口碑推薦)分別皆有正向影響;(5)閱聽人對Instagram新聞帳號限時動態之感知有用性,對其態度、行為意圖(持續使用意圖、口碑推薦)分別皆有正向影響;(6)閱聽人對Instagram新聞帳號的態度,對其行為意圖(持續使用意圖、口碑推薦)分別皆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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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影響者作為產品代言人之擬人化程度、代言人與產品一致性、控制實體類型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2024) 吳昀庭; Wu, Yun-Ting
    隨著科技的發展,近幾年由CGI、AI技術創建的虛擬影響者(Virtual Influencer)在社群媒體中嶄露頭角,也成為品牌商挑選代言人之對象,可謂是新興的代言人類型。本研究以恐怖谷理論作為研究基礎,使用虛擬影響者擬人化程度(高擬人vs.低擬人)x 2虛擬影響者與產品一致性(一致vs.不一致)x 2控制實體類型(人類vs. AI)之三因子組間實驗設計,探究虛擬影響者作為產品代言人時,對消費者之廣告效果的影響(品牌態度、購買意願、分享意願)。同時,本研究亦分析了感知獨特性在自變數(虛擬影響者擬人化程度、控制實體類型)和依變數(廣告效果:品牌態度、購買意願、分享意願)間的中介效果,以及代言人可信度在自變數(虛擬影與產品一致性)和依變數(廣告效果:品牌態度、購買意願、分享意願)間的中介效果。研究結果顯示,(1)高擬人虛擬影響者比低擬人虛擬影響者有較佳的品牌態度、分享意願;(2)虛擬影響者與產品一致性對廣告效果有顯著影響;(3)在低擬人虛擬影響者的前提下,虛擬影響者與產品一致搭配控制實體為人類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4)感知獨特性能顯著中介虛擬影響者擬人化程度和廣告效果;(5)代言人可信度能顯著中介虛擬影響者與產品一致性和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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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入顯著度、幽默與幽默需求對Podcast廣告效果之影響
    (2023) 林雨蒨; Lin, Yu-Chien
    搭上科技發展與COVID-19疫情影響的順風車,由傳統廣播與網路結合而成的數位聲音「Podcast」,逐漸成為廣告投放的新興趨勢。然而,過去鮮少有研究探討Podcast的置入,並擴展至幽默有無和幽默需求三者的結合,但是越來越多業者瞄準Podcast內容高彈性及涵蓋不同聽眾族群的特質,選擇以Podcast作為宣傳管道之一,代表Podcast的聲音行銷成長潛力不容忽視。因此,本研究以聲音平台Podcast作為研究背景,採2(置入顯著度:明顯置入 vs. 隱約置入)𝗑 2(幽默:有 vs. 無)𝗑 2(幽默需求:高幽默需求 vs. 低幽默需求)組間實驗設計,探討三者在Podcast節目中,對於廣告效果的影響,以及擬社會互動在自變項(幽默)與依變項(置入態度、品牌記憶、品牌態度、購買意願)之間的中介效果。研究結果顯示,(1)「明顯置入」相較於「隱約置入」更能引發較佳的置入態度、品牌記憶和品牌態度;(2)「有幽默」相較於「無幽默」更能引發較佳的置入態度、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3)「高幽默需求」相較於「低幽默需求」的聽眾,更能引發較佳的置入態度和購買意願;(4)對「明顯置入」且「有幽默」的廣告而言,搭配「高幽默需求」比「低幽默需求」聽眾會引發較佳的品牌態度;(5)擬社會互動分別中介幽默與置入態度和品牌態度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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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內容型態、產品屬性與贊助商揭露程度對原生廣告效果之影響
    (2023) 盧采儀; Lu, Tsai-Yi
    原生廣告與媒體環境緊密結合的特性,使其成為廣告商主要選擇。而原生廣告發展至今,消費者對其贊助商揭露性質、特徵有更多體認,因此探討媒體環境與廣告訊息本身相互作用之效果更顯重要。本研究目的在於檢驗消費者對新聞平台中原生廣告之反應機制,藉由理解新聞內容型態與原生廣告產品屬性的相關性,以及贊助商揭露程度的高低對廣告效果之影響,探討較佳的原生廣告呈現形式。本研究採2(新聞內容型態:資訊導向 vs. 娛樂導向)x2(產品屬性:功利型 vs. 享樂型)x2(贊助商揭露程度:高 vs.低)三因子組間實驗設計,檢驗三者對廣告效果之影響,以及評價型說服知識在贊助商揭露程度與依變項(廣告態度、品牌態度、網站可信度)之間的中介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1)相較於資訊導向,娛樂導向的新聞內容型態會產生較佳的網站可信度;(2)相較於低的贊助商揭露程度,高的贊助商揭露程度會產生較佳的品牌態度;(3)在資訊導向的新聞內容型態中,功利型產品屬性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態度;且在功利型產品屬性中,高的贊助商揭露程度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態度;(4)評價型說服知識在贊助商揭露程度與網站可信度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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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時代的內容創作者與社群編輯:影評粉絲專頁的經營與溝通
    (2024) 賴珮瑜; Lai, Pei-Yu
    社群媒體蓬勃發展下,Facebook成為影評人或創作者拓展影評論述之新場域。本研究聚焦於自行產製與評論電影文本之內容的影評粉絲專頁(以下簡稱影評粉專),試圖瞭解影評大眾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價值。因此,本研究以內容創作者的產製者視角切入,分析影評粉專的產製邏輯,以及與大眾溝通的互動機制之使用,揭示影評粉專所體現的文化意義。本研究以「媒體文本的創作」將影評粉專分為UGC邏輯的影評粉專(以下簡稱UGC粉專)、PGC邏輯的影評粉專(以下簡稱PGC粉專)、導流類三類,並採用網路民族誌與深度訪談法兩種途徑進行研究,藉影評粉專的觀察,以及創作者與社群編輯的對話,瞭解影評粉專的產製邏輯。研究發現,基於興趣隨筆紀錄的UGC粉專,內容產製以創作者興致為主;PGC粉專因商業需求,具標準化生產之趨勢,並透過知名度的累積試圖建立專業影評人形象;導流類則透過粉專導引使用者至媒體網站,採媒體組織的專業化分工,聘用社群編輯管理粉專。此外,平台互動機制也被作為商業化與經營手段之一,除粉專有意識營造仿好友氛圍,更透過社團的成立與參與,試圖將社員拉攏為粉專的忠實擁護者,或作為宣傳用途。有別於其他文化類型粉專,影評粉專更能與產業端相互連結,並與使用者三者形成循環的正向關係,同時又促進電影消費文化。本研究企圖探討影評粉專發展趨勢,檢視其象徵的文化意義,並助於未來影評粉專創作者/社群編輯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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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世隨身聽:台灣青年在串流音樂平台的聆聽與情感
    (2024) 林之越; Lin, Chih-Yueh
    自進入串流音樂平台時代後,音樂透過智慧裝置與人們的連結更加緊密,並中介了他們日常的生活經驗。同時,近年音樂串流平台中,「厭世」曲風的音樂創作逐漸增多,尤以獨立樂團作為代表,此種帶有負面特質的音樂似乎成為了當代年輕人的一種心靈慰藉品。本研究欲透過閱聽人在串流音樂平台上之使用,深入觀察閱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音樂聆聽實踐,並且關注閱聽人聆聽時之情境與情緒感受,藉以延伸探討閱聽人在聆聽厭世音樂時,厭世情感的需求是受到音樂串流平台的機制所召喚,還是串流平台僅扮演了媒介的角色,而閱聽人主動在音樂中尋找情感共鳴。研究發現,串流音樂平台非但沒有主導者閱聽人的音樂聆聽,反倒在閱聽人的使用習慣中出現多元化的應用,並成為面對各種生活場景時,調節自身情緒的工具,不僅如此,閱聽人更能夠把個人化的音樂推薦功能當作一種探索音樂的工具。在厭世情感方面,當閱聽人面對現實生活的外在壓力,還有個人獨處時所產生的孤獨感受時,厭世音樂不只是與閱聽人們產生共鳴,而是成為一種處理情緒的媒介。然而,即便聆聽的是相同的歌曲,閱聽人解讀歌曲與消解情緒的方式,卻也會因生命經驗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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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進入後的中國大陸政治媒介化研究
    (2023) 楊希林; Yang, Xi-Lin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作為容量最大、速度最快的媒介,互聯網早已滲透至大眾的日常生活,幾乎完成了對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中介,形成了獨特的、區別於傳統媒體的媒介邏輯。而用以探尋媒介介入並影響其他社會體制的「媒介化理論」,從問世至今也已滿十年,被傳播學者們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進行探討。但現有的研究大多都圍繞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下展開,媒介化理論在中國大陸社會環境下的探討僅有極少部分。作為21世紀以來,互聯網產業增速最快、規模最大的國家,關於中國大陸媒介化的探討,尤其是對社會與制度層面影響的探討,應當被正視並發展。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發展,本研究採用方興東對互聯網發展階段的分類,分別將弱聯結階段、強聯結階段和超聯結階段與相關文獻進行互動,從技術、商業、制度社會文化四個面向,展開對中國互聯網發展史的還原與探討,作為研究互聯網對「政治媒介化」影響的基礎。隨後以2017年發起,至今仍未結束的「豫章書院案」這一「數字輿論運動」為例,開展個案分析,探尋依託互聯網展開的抗爭運動,如何以網民集結的方式形成一種初具政治功能的、與統治權力形成對抗的力量,並最終迫使政治邏輯在一定程度屈從於媒介邏輯。本研究帶著「新媒體在政治媒介化進程中發揮了的作用」與「新媒體發展帶來的政治媒介化在中國意味著什麼?」兩個問題展開思考。經由個案的分析後發現:新媒體在政治媒介化進程中,改變了資訊篩選管道,減少了政治干預,強化對政治領域的監督,並拓寬政治參與管道,助力圍觀式政治參與的形成;同時,新媒體發展帶來的政治媒介化,打破了「地方保護主義」對媒體監督權的扼殺,也增加了政府與民眾間的溝通,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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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新聞記者角色之轉變與閱聽眾媒體角色認知之研究
    (2023) 盧彥儒; Lu, Yen-Ju
    隨著各式記者會開放線上直播,記者提問或成檯面化,線下閱聽人能夠藉由載具隨時進入消息來源及採訪者間的對話,雖然典型傳統電視媒體亦能從其守望原則中瞭解環境變化,聯繫社會脈動(鄭自隆,2021),但卻仍與當前新媒體的發展使閱聽眾高度涉入內容中(蔡美瑛,2007)的效果有別,科技進程下,閱聽眾在成為媒體的主宰者時,能更快為超越新聞報導的呈現中,直接參與過程,即時評論記者提問,卻也將可能對媒體與閱聽者間過往的平衡產生影響。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透過所訪談記者自身之經歷,以Goffman劇場理論探討過去後台採訪,到現今前台展演的自我角色轉換。另又藉閱聽者與記者量化分析之問卷調查法,以劉蕙苓與羅文輝(2016)參考Lo與Willnat& Weaver所建構之媒介角色認知量表為測量依據,了解民眾對記者的角色評價與角色認知,並與記者作答分數進行對照,試圖與記者訪談過程中的回應反饋。 研究結果發現,電視新聞記者與閱聽眾對於電視新聞記者是否為表演者持相反意見、Goffman劇場理論部分支撐電視新聞記者角色多樣性、電視新聞記者對於新聞素養的落實不一,閱聽眾對於新聞素養部分則認為記者恐是受到上級影響而製作新聞、而對媒體角色期待與現狀之呈現:閱聽眾期待「依據事實正確報導新聞」、記者期待「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閱聽眾認為現狀缺乏「避免報導不能證實的新聞」、記者認為現狀缺乏「提升大眾對知識與文化的興趣」,最後電視新聞記者樂見科技下直播趨勢卻無法首肯記者會直播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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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客服聊天機器人與媒介豐富度對消費者態度與行為意圖之影響—以電商平台為例
    (2022) 林晏竹; LIN, Yen-Chu
    行動商務與即時通訊軟體的蓬勃成長使聊天機器人受到高度的發展與運用。為了提供良好的客戶服務,電商平台利用聊天機器人作為即時服務媒介創造更優質的服務體驗。然而,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卻無法解決在既定腳本外更深入、細微的消費問題,進而影響消費者行為。由此,本研究透過將人工智慧應用於客服聊天機器人,期望藉此提升消費者行為。本研究以電商平台為研究背景,採2(對話導向AI聊天機器人 vs. 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x2(高媒介豐富度 vs. 低媒介豐富度)二因子組間實驗設計,且就個人相關使用經驗(網路購物售後服務經驗)做進一步研究分析,並以聊天機器人態度、持續使用意圖與口碑推薦意願等三元素為消費者行為組合作為依變項,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影響。本研究結果證實:(1)對話導向AI聊天機器人相較於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對於消費者行為有較佳的影響;(2)高媒介豐富度相較於低媒介豐富度,對於消費者行為有較正面的影響;(3)無論是何種媒介豐富度,在對話導向AI聊天機器人中,對於聊天機器人態度、持續使用意圖與口碑推薦意願皆不會有差異;(4)在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中,高媒介豐富度相較於低媒介豐富度,會產生較佳的聊天機器人態度、持續使用意圖與口碑推薦意願;(5)使用客服聊天機器人後,相較於使用前會產生較正面的消費者行為;(6)具有網路購物售後服務經驗的消費者,相較於無網路購物售後服務經驗的消費者,會產生較佳的持續使用意圖,但在聊天機器人態度與口碑推薦意願則無顯著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