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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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
在全球化的今天,臺灣身處亞太新興發展區域的樞紐地位,是東北亞及東南亞的節點, 也是傳統與創新兼具的活力島嶼。本院站在這些潮流之上,提供學生全球視野及在地實踐的學習。
目標-培養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
本院外籍生占全院學生之四分之一,已是全校外籍學生之二分之一,以提供學生全球視野及在地實踐的學習。全球國際的視野意味著學生要具備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係以美國外語教學學會認定的5C能力,包含:運用語言溝通的能力(Communication)、體認多元文化的能力(Cultures)、貫連其他學科的能力(Connections)、比較不同語言文化的能力(Comparisons)、及學以致用的能力(Communities)。

本院為外籍學生開設相當豐富的華語文化、社會政經、全球管理、跨文化合作、及社會實踐等課程,幫助外籍學生熟悉華人文化與社會,並透過與本地學生一起學習過程,共同建構國際全球視野。除了華語課程外,本院也提供在地學生多種語言的課程,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西語、日語、韓語及俄羅斯語等。學生亦可連結各獎學金與獎勵措施,申請赴外國知名大學交換或短期留學。

本院透過具「全球視野」特色的各種課程,開闊學生的視野與胸襟;也透過「在地實踐」的各種考察與實習活動,深耕台灣與世界的連結網絡,以達到培育具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之國際人才。
特色-跨文化交織與跨領域學習
為確保學生畢業時具備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本院提供國際華語、東亞文化與政治經濟、歐洲文化與觀光、社會工作、大眾傳播、國際人力資源等多種學程與課程供學生修習,朝跨學科、跨語言、跨文化等多元學習邁進。本院強調跨領域的學習,並分為三個主軸:
華語文教育
培養各專業領域所需之國際華語人才,使其熟習海內外華人社會與文化,並具備跨文化素養與溝通能力,藉此促進區域間的文化交流,進而厚植全球華語文化的軟實力。
區域研究
聚焦東亞與歐洲研究,透過學生至業界或機構或歐洲合作學校的實習與參訪,培育具「文化思想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 之跨文化教學及研究人才。鼓勵學生赴外交換與國際學術交流。
社會科學
國際人力資源以全英語授課,幫助學生具備全球化職場素養和人力資源專業知能。傳播則培育具新傳播科技產製、分析與決策能力之大眾傳播專業人才。社工以家庭與社會工作領域為主,培育專業社會工作人才,透過多元對話與學習,建構全球化與在地化專業社會工作視野。
學系
華語文教學系
結合數位科技與華語文相關資源進行跨領域研究,培養華語教學與研究人才、促進華語教學專業化與國際化。
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聚焦東亞,培育「文化思想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之教學及研究人才。
研究所
大眾傳播研究所
跨越科技、國界與文化之跨界人才。開創新媒體、新思維與新批判之新時代人才。掌握網路資訊社會脈動、領先趨勢思維之前瞻人才。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培育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之專業人才。培育國際化與跨文化管理之專業人才。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培育以家庭與社會工作領域為主之專業社會工作人才。整合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方法,加強學術與實務互動,訓練具國際視野和多元文化能力專業社會工作人才,建構全球化與在地化專業社會工作實踐。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以歐洲文化為經,觀光研究為緯,對歐洲進行全新的通盤研究,培育兼具國際宏觀和深厚人文素養的文化研究與觀光專業人才。
研究中心
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著重三大方向的研究發展:臺灣客家研究、中國大陸客家研究、東南亞(全球)地區客家研究。
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致力於建立原住民族研究知識論,融合及傳承原住民族知識文化之原住民族教育,謀求原住民族與文化之永續發展。
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
努力邁入全球的漢學與文化研究以及與歐美兩洲漢學機構的交流和合作。
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
致力於社會工作在家庭相關議題之跨界及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及建構社會工作與家庭相關領域之國際視野與本土化專業發展。
僑務政策研究中心
針對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僑務政策、僑務組織進行研究,提供政府有關僑務工作發展之意見,並與國際上相關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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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芹苴市華語文教育發展之研究-以芹苴華文夜校為例
    (2020) 阮氏玉梅; Nguyễn, Thị Ngọc Mai
    越南共有五十四個民族,其中華人是越南第四大的族群。在越南,華語 文教育是目前很受關注的議題,不僅是因為越南華人華語教育的傳承,更重 要的是已經成為越南國家外語教育政策探討的重點。除此之外,近年來因中 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形成全球的「華語熱」。越南華語教育發展歷史悠久, 南部城市自古就有許多華人移民所以相對來說華文教育發展較為發達,早期 華人會館兼具語言與文化傳承的作用。自從1975年越南南北統一後華語文教 育發展亦隨之改變。南部第二大城芹苴市 (Cần Thơ) 唯一歷史最悠久且最具 規模的華文學習場所是芹苴華文夜校。 研究調查發現,過去芹苴華文夜校曾 經是華校,後來隨著社會的演變,現在提供華族子弟學習民族語言,並且更 發展成為芹苴市華語學習的重要教學機構。 本研究想要探討越南芹苴市的華語文教育發展,深入了解芹苴華語文教 育的演變和發展趨勢,並以芹苴華文夜校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目的有三 :1. 了解過去從1975年到目前越南當地的華語教育政策與現況,在國家語言教育 政策下,芹苴華文夜校進行華語教育的轉變。2. 華語在芹苴市成為熱門語言, 芹苴華文夜校華語文教學現況以及面臨的問題。3. 探討芹苴華文夜校以及芹 苴市的華語教育未來發展與展望。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實地進行觀察與訪談的方法進行研究,發現目前在 越南華語教育政策仍在變動,華文教育面臨嚴重師資不足的問題而且由於英 語是重要的國際語言,所以相對應在華語教育推動方面仍有不足之處。故本 研究結果提出建議越南政府應該積極推動華語師資培訓工作,同時越南應提 供新住民子女有學習華語文的據點以配合台灣跨國旋轉教育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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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華人社團的轉型與再建構──以新加坡李氏總會為例
    (2020) 黃郁鈞; Huang, Yu-Chun
    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與跨境∕跨國華人(Translocal / Transnational Chinese)研究中,特別是東南亞華人移民之研究,在學術界備受關注。新加坡長期是華人遷移熱區,華人文化發展久遠,具有當地文化特色。新加坡作為東南亞最為近代化的國家,是中西文化匯集之處,也是西方社會在認識東方文化上的重要窗口。在這樣特殊的地理環境與社會背景下,華人社團在其中具有什麼特色? 早期華人移民大多來自閩粵一帶,因此根據家鄉方言的使用,形成新加坡最初結社分類──方言群。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加,新移民的出現,華人社群組成也有所轉變,以「血緣」作為分類依據的血緣(姓氏)社團,在地域流動加快之下在新加坡發展起來。新加坡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取自治與獨立建國的社會動盪後,華人社團逐步喪失在原本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即便如此,華人社團仍舊在高度發展的現代化的國家中,透過社團轉型與在地化經驗存續下來。 目前在新加坡傳統方言群、義山、廟宇的研究已經趨於成熟。然而對於血緣性會館研究仍十分缺乏,因此本研究希望在目前既有研究的概念之下,帶出對於血緣(姓氏)社團的關注。本論文以「新加坡華人社團的轉型與再建構──以新加坡李氏總會為例」為題,探討新加坡華人社團從倡議、發展,到新加坡獨立建國後之轉型與再建構的一系列過程,藉此觀察新加坡華人社團在當代新加坡社會之作用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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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社會之節慶創造與認同建構:以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歌樂節」為例
    (2020) 洪士惠; Horng, Shih-Huei
    馬來(西)亞位居馬六甲海峽,是東西交通運輸的樞紐,成為中國人下南洋經商的聚居地之一。華人從17世紀開始在沿海聚居城市中成立各類型的宗鄉會館,具有社會功能、福利功能及仲裁功能,角色類似原鄉地方的官府,有凝聚華人向心力的作用。華人傳統的文娛生活隨著華人移民來到馬來(西)亞地區,不僅受到華人的重視,並受到良好的發展。但隨著新型的娛樂型態引入、戰後社會風氣變遷,華人的傳統文娛生活逐漸沒落,激起各華人社團文化保存的危機意識。 1974年位於雪蘭莪州巴生市的音樂性社團,聯合創立巴生歌樂節以推廣健康之音樂文娛活動,試圖力挽狂瀾。巴生歌樂節的各社團輪辦制度是歌樂節的創舉,跨越傳統的方言群疆界,加強會館與會館間的連結。巴生歌樂節創立至今45個年頭,它已具備節慶的成熟制度與儀式,截至目前最多曾有29個宗鄉會館、音樂社團、報紙媒體等共同舉辦,這種跨越方言群合作的節慶,對內不僅促進了會館內部的傳承與團結,且重新建構巴生華人對華人文化認同;對外則直接及間接的推動了音樂界的發展,推廣巴生地區的文化形象。 本文集中討論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戰後文娛活動的演變,以及巴生在地的音樂性團體的發展,並介紹巴生歌樂節被創造的過程及發展,探討巴生歌樂節對華人團體及華人社會之內部整合作用,以及對馬來西亞音樂界及巴生市之外部連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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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教育作為公眾外交實踐–以巴拿馬為例
    (2018) 胡宏駿; Hu, Hung-Chun
    中華民國與巴拿馬的外交關係始於晚清時期,到中華民國成立後至遷 台,隨著時間進程不斷地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外交途徑加強雙方合 作,企圖穩固邦交。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數十年來國際情勢的轉變、中華 民國在國際間外交情勢轉弱等因素,中南美洲邦交國對中華民國的重要性 是與時俱增,不同時期的領導者其外交政策都對此處多所著墨,期望在實 質的外交關係往來上能為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發聲,爭取外交空間,以維護 一國的主權。 身為中南美洲邦交國之一的巴拿馬也存在為數不少的華人。西元 1854 年 首批華人勞工抵達巴拿馬修築鐵路,為巴拿馬現存最早正式記載華人移民 在巴國的史事。在一百六十二年的移民史中,華人不斷地從中國、台灣、 港澳地區等地移民至巴拿馬,從早期從事勞力修築鐵路與運河,進而開始 經商,到近代因教育水準提高,開始涉足其他經濟領域或參與政治,為巴 拿馬的整體發展做出不少的貢獻。 公眾外交做為一種外交理念,輔以軟實力的概念做政策制定與推廣,是 希望在傳統外交模式之外,作為一國爭取外交空間的「第四種外交模式」。 企圖將一國長時間的發展中所累積的無形和有形資產,轉化為承載「國家 形象」的訊息,將國家形象打造成一個「品牌」,來讓他國的人民或政府, 在長期的互動過程中,對訊息內化產生認同,進而制訂對本國有利的外交 政策。為配合國家外交政策之推行,中華民國將華語教育作為公眾外交理 念的一種實踐方式,透過遴選適合的華語教師於巴拿馬大學、巴拿馬科技 大學、中巴文化中心中山學校等三處進行華語教學,來配合並完善台灣對 巴拿馬的外交政策。 本文以參與觀察法並配合相關文獻,來討論在公眾外交理念與僑務政策 實行之下,華語教育在研究者任教的巴拿馬中巴文化中心中山學校的發展 情形,並訪談曾經同時期任教該校的替代役男華語教師,來討論身為國家 外派的外交人員如何協助邦交國的華語教育發展,並就訪談中的內容來討 論成效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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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媒體中的「印尼」形象及其變遷(1950-2016):以《聯合報》為例
    (2018) 林嘉慧; Lin, Chia-Hui
    本研究認為台灣的社會脈動與印尼有著很大的關係,欲以媒體作為研究途徑,探討台灣媒體中印尼作為他者之形象。本文以《聯合報》為例,分析《聯合報》自1950年代至2016年「印尼」形象之建構,並以十年為一階段,找出各階段分類主題最多的兩者,探討此66年間台灣媒體《聯合報》建構之「印尼」形象,提出其形象之變遷與分析。 「他者」往往沒有詮釋自己的權力,本文以東方主義作為方法,以邱德亮(2010)提出的東方的缺席、本質化的東方、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區分作為研究框架,探討他者形象建構之機制。   研究發現《聯合報》的印尼形象1950年代由「華僑」與「政治」包裝,1960年代以「國際關係」與「政治」呈現,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分類主題最多的前兩者相同,是為「國際關係」和「經濟」。1990年代印尼形象以「政治」與「國際關係」呈現,2000年至2016年印尼形象則包裝在「新住民」和「移工」話語中。在《聯合報》中我國從積極反共抗匪,轉變為冷靜看待兩岸關係、推動務實外交之形象;接著再從排斥給我國社會製造問題的他者,到漸漸接納他者而繪製出台灣多元文化社會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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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上海地區海歸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探討
    (2013) 王琳; Wang, Lin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統計,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至2012年止,中國各類留學人員總數達264.47萬人,其中109.12萬人選擇歸國 。中國留學人員大多集中在基督教國家,因而創造了許多接觸基督信仰的機會,進而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並且帶著全新的身分認同回到中國,成為「海歸基督徒」。海歸基督徒不僅得面對重新適應中國環境的挑戰,也遭遇到中西教會文化差異的衝擊,在受限的中國宗教環境下,海歸基督徒必須學習中國基督教會的聚會文化,甚至其基督徒身分認同在中國的環境下,竟某種程度成為就業、職業發展,甚至婚姻對象選擇上的阻礙,因此,對於海歸基督徒來說,基督徒身分認同的維持也成為一大挑戰,於是部分海歸選擇了放棄,部分卻為了信仰堅持到底。對於海外信主的海歸基督徒而言,中國的宗教環境相對陌生,因而產生了許多不適應的情況,但該群體也因此為中國家庭教會帶來不同程度的挑戰。儘管如此,相對適應中國宗教環境的海歸基督徒群體在中國基督教發展中,逐漸展露頭角,以其多重認同展現了中外資源連結的跨界整合潛力,部分海歸個體甚至以其跨國人脈與資源,創造了許多嶄新的宗教事業表現形式,如:慈善福音事業、海歸事工、教會聯盟等,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注入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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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民族主義發展與華文教育關係之研究(1851-1957)
    (2016) 劉漢文; Liu, Han-Wen
    近代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其現代化的進程關係密切。卻克里王朝自拉瑪一世(Rama I)立朝開始,即不停地為確立區域霸權地位與擴大國家領土與周邊國家進行一連串的戰爭。直到拉瑪三世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屬於封建專制的政治形態。拉瑪四世(Rama IV)登基後,面對強大的西方資本帝國前來叩關並要求開放市場及建立關係,如何對抗西方勢力的威脅及鞏固王權地位的穩定成為拉瑪四世在位期間的兩大施政主軸。 為了避免像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成為西方強權的殖民地,拉瑪四世即開始思考改革過去不合時代的傳統制度及思想,推動泰國初步的國家現代化。其後拉瑪五世(Rama V)登基,在其父改革的基礎及其本身受過西式教育的背景下,積極引進西方的思想及制度進一步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深度及全面性。拉瑪五世所推動的教育改革,派送大量皇室及貴族成員至歐洲接受新式教育,使泰國產生了首批具有現代思維的新式領導階層,同時也使民族主義的思想開始在泰國萌芽生根。至二十世紀初,泰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已然大致成形,並開始對當時國內數量龐大且掌有絕對經濟優勢的華人感到一種來自異族的威脅。1911年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將當時的泰國華人的民族主義及對中國的政治認同帶向高峰,卻也同時刺激了泰國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 。 中泰兩大民族主義並進之下,泰國開始採取制訂法規限制華人發展的措施,希望能以較溫和的方式加速華人同化於泰國社會並在政治上忠誠於泰國。另一方面,在泰國皇室的政策性保護之下長期自由發展未受限制的華人社群,此時因受到壓制而逐漸產生調整的心態並同時受到中國與泰國兩大民族主義的影響。在中國向海外華人傳播民族主義的方針下,迅速發展的泰國華文教育使泰國民族主義份子對華人社群的負面感受更加尖銳。1932年泰國的不流血政變成功後,泰國的民族主義勢力越加高漲,加以當時泰國軍派勢力積極與日本發展關係,民族主義者視泰國境內華人社群為中國政治勢力的「海外代理人」,並意圖使泰國陷於艱困的國際地位,使得長期以來對華人社群一貫採取溫和同化政策的泰國統治階層開始對華人社群態度轉趨嚴厲。 泰國統治階層從減緩華人人口增長的速度及限制華文教育的發展兩方面來達到加速同化華人社群於泰國社會的目的。華人新移民數量在以「識字能力」為入境的條件下嚴重縮減,華文學校的興辦也受到法規的管制而被嚴格限制或勒令關閉。 在泰國民族主義的強力影響下,減少「新客華人」數量的增加,事實上可視為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進行「自然同化」的措施之一,而在「土生華人」比例日高的情況下,華文教育自然地就會成為類似華人社群向「泰化」目標過渡的橋樑。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政府在1911年之後便積極發展與海外華人社群之間的緊密關係,並以興辦新式華文教育的方式推動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愛國主義及政治認同。此舉使得當時的海外華文學校的性質,具有政治性明顯地大過教育性的特色。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限制政策的制定及執行,並非僅僅只是單純的國內民族問題,其執行的寬與鬆在很大的程度上亦與當時泰國所面臨的國際政治情勢有很大的關聯性。而華人社群對泰國新式知識份子所產生的威脅感,亦非全然因為來自中國民族主義向外擴張的影響,泰國華人社群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在地性問題」對泰國社會的負面影響,也是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開始產生危機意識的來源之一。 綜而言之,二十世紀初的泰國華人問題,是包含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綜合性問題。泰國華人政策的變化,是結合了泰國民族主義發展、國際政治情勢的影響及泰國華文教育角色與作用三者交互影響的複雜議題。 泰國對華人的「強制同化」及華人社群對泰國官方政策的對應,起於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而也幾乎同時終於中國內戰的結束。1949年以後,泰國華人社群在極大的程度上已基於生存的現實考量而選擇積極同化於泰國社會,而當華文學校的政治性角色及作用消失後,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也幾乎告終。以泰國華人社群在數量上的龐大及經濟影響上的強勢,但卻未如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一般發展出獨立的華教系統乃是一個令人好奇且特殊的現象。而在發展民族主義的前提下,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所採取的經濟保護而政治強勢的同化政策,最終也近乎完全成功地達成了目標,使華人社群高度認同並積極融合於泰國社會,其結果也與其他同樣發展民族主義且施行限制華人社群發展政策的東南亞國家大為不同。關於此議題的研究,將有助於深入了解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重新檢視泰國華人社群的特性的成因與泰國華文教育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角色與作用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