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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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
在全球化的今天,臺灣身處亞太新興發展區域的樞紐地位,是東北亞及東南亞的節點, 也是傳統與創新兼具的活力島嶼。本院站在這些潮流之上,提供學生全球視野及在地實踐的學習。
目標-培養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
本院外籍生占全院學生之四分之一,已是全校外籍學生之二分之一,以提供學生全球視野及在地實踐的學習。全球國際的視野意味著學生要具備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係以美國外語教學學會認定的5C能力,包含:運用語言溝通的能力(Communication)、體認多元文化的能力(Cultures)、貫連其他學科的能力(Connections)、比較不同語言文化的能力(Comparisons)、及學以致用的能力(Communities)。

本院為外籍學生開設相當豐富的華語文化、社會政經、全球管理、跨文化合作、及社會實踐等課程,幫助外籍學生熟悉華人文化與社會,並透過與本地學生一起學習過程,共同建構國際全球視野。除了華語課程外,本院也提供在地學生多種語言的課程,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西語、日語、韓語及俄羅斯語等。學生亦可連結各獎學金與獎勵措施,申請赴外國知名大學交換或短期留學。

本院透過具「全球視野」特色的各種課程,開闊學生的視野與胸襟;也透過「在地實踐」的各種考察與實習活動,深耕台灣與世界的連結網絡,以達到培育具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之國際人才。
特色-跨文化交織與跨領域學習
為確保學生畢業時具備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本院提供國際華語、東亞文化與政治經濟、歐洲文化與觀光、社會工作、大眾傳播、國際人力資源等多種學程與課程供學生修習,朝跨學科、跨語言、跨文化等多元學習邁進。本院強調跨領域的學習,並分為三個主軸:
華語文教育
培養各專業領域所需之國際華語人才,使其熟習海內外華人社會與文化,並具備跨文化素養與溝通能力,藉此促進區域間的文化交流,進而厚植全球華語文化的軟實力。
區域研究
聚焦東亞與歐洲研究,透過學生至業界或機構或歐洲合作學校的實習與參訪,培育具「文化思想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 之跨文化教學及研究人才。鼓勵學生赴外交換與國際學術交流。
社會科學
國際人力資源以全英語授課,幫助學生具備全球化職場素養和人力資源專業知能。傳播則培育具新傳播科技產製、分析與決策能力之大眾傳播專業人才。社工以家庭與社會工作領域為主,培育專業社會工作人才,透過多元對話與學習,建構全球化與在地化專業社會工作視野。
學系
華語文教學系
結合數位科技與華語文相關資源進行跨領域研究,培養華語教學與研究人才、促進華語教學專業化與國際化。
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聚焦東亞,培育「文化思想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之教學及研究人才。
研究所
大眾傳播研究所
跨越科技、國界與文化之跨界人才。開創新媒體、新思維與新批判之新時代人才。掌握網路資訊社會脈動、領先趨勢思維之前瞻人才。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培育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之專業人才。培育國際化與跨文化管理之專業人才。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培育以家庭與社會工作領域為主之專業社會工作人才。整合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方法,加強學術與實務互動,訓練具國際視野和多元文化能力專業社會工作人才,建構全球化與在地化專業社會工作實踐。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以歐洲文化為經,觀光研究為緯,對歐洲進行全新的通盤研究,培育兼具國際宏觀和深厚人文素養的文化研究與觀光專業人才。
研究中心
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著重三大方向的研究發展:臺灣客家研究、中國大陸客家研究、東南亞(全球)地區客家研究。
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致力於建立原住民族研究知識論,融合及傳承原住民族知識文化之原住民族教育,謀求原住民族與文化之永續發展。
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
努力邁入全球的漢學與文化研究以及與歐美兩洲漢學機構的交流和合作。
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
致力於社會工作在家庭相關議題之跨界及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及建構社會工作與家庭相關領域之國際視野與本土化專業發展。
僑務政策研究中心
針對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僑務政策、僑務組織進行研究,提供政府有關僑務工作發展之意見,並與國際上相關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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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前中國國民黨統治正當性基礎之研究
    (2001) 趙叔鍵
    本論文以知識社會學為研究途徑,以政治社會學的統治正當性、文化霸權概念為基本概念,對抗戰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正當性進行分析。本論文以為,就人類政治史而言,政權的運作型式可能有民主、共和、獨裁等許多種,執政者產生的方式,也可能有世襲、選舉、革命等不一而足的方式。但無論政權運作的形式為何、執政者產生的方式為何,政權不會因存在即獲得永久穩固的保障,政權的鞏固,有賴於社會的文化及心理意識認同其統治正當性;若缺乏此正當性,則縱政權有合法性,亦難保其穩固。因此,所有的統治者都會選擇一套有利於其鞏固政權的道德與文化論述,經由各種手段教化人民,使他們相信政權的正當性。但夏蟲不能語冰,人的意識亦受其[所處環境的制約,因而統治者的道德與文化論述不能產生於真空之中,必須產生於既存社會環境中,否則將難被社會接受。例如傳統中國社會視皇帝為「天子」,君主的統治正當性來自上天的賦予,因而每當改朝換代之際,競逐政權者必然要假造證據,稱天命已變,訴諸神秘力量來創造己身的正當性,元末有名的「銅人一隻眼,挑動天下反」,與洪秀全假托天父天兄,即是顯例,而新政權產生後,也一定會舉行祭天大典,以示新統治者乃受命於天。然而當社會面臨重大危機而導致社會文化及心理意識轉變時,統治正當性的來源與形式將會改變,執政者若不能體察此種改變,提出新的正當性論述,其政權也將陷於權威危機中,甚至崩解。此時執政者所面臨的,不僅是統治能力下降而導致的改朝換代危機,更是國家社會的文化與心理意識轉型的危機。而為因應危機,各種新的道德與文化論述將會出現,爭奪成為新社會的文化與心理意識主流,最後誰能勝出,端視其解決危機的能力。新政權能否鞏固,亦視其能否選擇最能解決危機、符合當時環境需求的道德與文化論述,作為新政權的文化霸權。而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國家社會大轉型,一是春秋戰國時代,其時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崩解,各國兼併不己,終出現秦漢以降的專制皇權統一大帝國,另一是鴉片戰爭迄今,在不現代化即亡國的危機下,所開始的浩大轉型工程。 儒家學說產生於春秋戰國的亂世,先秦儒家想要恢復的是三代的封建秩序,其思想本身即有反變遷的秩序情結,由於不能切合春秋戰國社會變遷的趨勢,故不為各國執政者所接受。但進入漢代後,天下一統,執政者所需要的,是有助於穩定政權的思想。具有濃厚秩序情結的儒家思想,在與法家尊君思想結合後,成為最有利於專制皇權的思想,遂脫穎而出,成為專制皇權欽定的文化霸權。在先秦儒家的思想裡,國君的統治正當性主要來自其施政符合仁政或三代封建秩序的標準,西漢以降儒法合流的結果,皇帝自身即是權力正當性的來源。社會為一大家庭,君主即是大家長,固有長者應照顧晚輩(臣民)的責任,但臣民對君主的服從效忠卻是一種絕對的義務。臣民如不對君主效忠,不只是忤逆長上,更是對整個社會賴以存立的尊卑關係之違犯。天子若不行仁政,只能靠知識份子予以道德勸說,然君臣關係既是具倫理道德意義的尊卑關係,則臣民對君主的規勸就只能是一種建言,不具任何約束力。職是之故,當清末列強入侵,中國面臨存亡危機,受傳統儒家教育薰陶的知識份子首先尋求的,是勸說君主發動改革,待改革無效後,方在深沉的危機意識下,轉而思考仿歐日君主立憲例,並由批判西漢以降的儒家傳統著手,甚或由先秦儒家思想著眼,意圖瓦解專制皇權的正當性論述。同時,深受西方近代科學教育影響的孫中山,則意圖以西方的共和體制來代替皇權。 知識份子對專制皇權與儒家意識型態共生體的嚴厲批判,使兩者的絕對權威產生動搖,最後專制皇權在無能因應危機下,終在辛亥革命後瓦解。但專制皇權的崩解,並不能帶來新興共和政體的正當性。「天地君親師」的儒家倫理秩序雖已逐漸崩毀,支撐新共和體制的社會文化及心理意識基礎卻遲遲不能產生,中國遂進入失序的狀態。 清末的維新與革命,都是對中國遭受列強侵略下國家生存危機的反應。只是孫中山的革命側重於「驅逐韃虜」的種族革命,以為推翻滿清皇權,建立共和,中國就能因應列強進逼的危機;康有為則著眼於民族精神的重建,欲以先秦孔子原始思想為國教。就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康有為比孫中山先看到重建中國民族精神的必要性,但康的保皇主張卻和清末中國改革知識份子社群的風向背反,加上錯誤捲入袁世凱、張勳兩次帝制復辟運動中,使其欲以孔教重建傳統社會連帶關係的努力歸於失敗,更因而導致陳獨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非孔非儒風潮,使儒家學說受到全面的否定。 洪憲帝制的失敗,象徵重建專制皇權型式的國家權威的努力之失敗,但支持共和政治的社會文化及心理意識卻猶未建立,結果是造成中央權威的無力化與地方權威的興起。孫中山的護法運動既訴諸於無足夠社會正當性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國會,其無能開創統一的中央權威已可預見。 1919年的五四運動創造了對新統治正當性的需求,群眾政治與復興民族成了新正當性論述的必要元素。受新文化運動非孔非儒風潮影響者遂紛紛引進各種主義,欲以之重建中國的政治,而未參與新文化運動非孔非儒風潮的孫中山,則一向對儒家倫理持尊重的態度,此一態度當他決心以訴求反抗帝國主義作為統一中國的政治號召時,儒家倫理思想作為建構現代中華民族國家中的精神接合劑的作用乃受到正視,孫中山並對於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提出了一定的主張,如八德,他要求將對於君主的效忠改為向人民與國家的效忠,又如他讚揚《大學》所呈現的儒家道德政治哲學主張。   戴季陶是三民主義儒家化的重要理論家,他為了反共的需要,誇大了孫中山與中國儒家道統思想的關聯,將孫中山描繪成為道統繼承者,強化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在孫中山哲學中的比重,以此諷喻與對比陳獨秀創始的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主張,戴季陶又鼓吹領袖制,這就終結了中國君主專制時代道統與治統對立的局面,而在國民黨的黨國領袖中得到第一次的統一。   以軍功起家的蔣中正,在取得國民黨政權內的政治領袖地位後,便依照戴季陶主義的構想,透過他對於儒家化三民主義的詮釋,建立他繼承孫中山道統與政統的地位。在民族主義的時代要求、科學主義與實驗主義的迷思、傳統內聖外王的道德政治觀念、以及對於西方新興的法西斯主義帶來富國強兵的憧憬與誤解下,蔣中正提出了行的哲學,將三民主義與《大學》的道德政治哲學相勾連,而透過尊孔以及新生活運動的道德領導,以及將對於國家的效忠與對於國家唯一正確思想的力行合而為一的意識型態建構,終於使儒家意識型態重新在現代的國民黨一黨專政政權中找到其再生的養分。儒家意識型態從民國初年被視為君主專制與封建保守的象徵形象中脫出,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力量。 本論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回顧三民主義與儒家思想之關係,乃發現在三民主義教義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視固有儒家道德與道德政治哲學為凝聚中國民族主義的有效力量,可以提高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固結人心,得便展開反抗帝國主義及其扶植的軍閥割據勢力。孫中山正是在這種與中國歷史情境交會的生命體驗中重詁儒家倫理思想的時代價值,開創了三民主義與儒家思想會通的空間,戴季陶則更進一步賦予三民主義儒家化的詮釋,將孫中山與自孔子中絕的中國道統哲學相接合,並以民生哲學加以統攝,蔣中正則站在戴季陶的論述基礎上,從文化意識型態霸權的建構需要,一方面強調三民主義對儒家思想的繼承關係,另一方面則強調三民主義的儒家化詮釋是合於孫中山思想的詮釋典範,前者得藉以對比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立場的純度,後者則在樹立自身作為孫中山領袖地位的繼承者地位。蔣中正依賴儒家化三民主義論述建立的國民黨黨國領袖的統治正當性,終於在他克服黨內外不同政治勢力間的權力鬥爭而當選總裁時完成。我們也發現,蔣中正對於三民主義的有關詮釋與創述,都是在他以政治與軍事上的表現贏得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地位後,用以鞏固其作為黨國領袖之權力需要而展開的,如他在〈訓政時期約法〉通過而出掌大政後,便以戴季陶主義為本,開始他有關革命哲學的理論創造,目的在藉由鼓舞革命黨員投身革命事業的同時,樹立個人作為政治領袖、知識領袖與道德領袖的三重權威。他為訓政時期規劃了建國的工作目標,而當他宣布對日抗戰後,他獲得全民擁戴,躍升成為國民黨繼孫中山之後的第一個獨任黨國領袖,他則進一步以戴季陶主義為基礎,完成自身力行哲學三民主義體系的建構。成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詮釋者與實踐者,這是他統治正當性的來源。 本論文的研究成果,正可證成內聖外王之道的成就路向在孫中山和蔣中正之間的差異,孫中山是以內聖的工夫,具足學術德行之後,再發為外王之事功者,是歷史上「以聖為王」的罕見典型,而蔣中正則係承續孫中山開創出來的格局與思想,力求貫通實踐,而在北伐、抗戰諸事功中後再求學術德行之精進,可說是「由外而內」的成就路向,是「以王為聖」之類型,而後一種類型的存在,則正好說明了蔣中正尋求統治正當性基礎的辛苦。 但蔣中正是有侷限的,他出身自傳統中國家庭,喜讀儒家經典,具有完全不同於西化的孫中山的氣質。他之所以青睞於戴季陶的民生哲學,絕對與戴季陶獨尊先秦儒家的思想有關,而我們確實也看到,蔣中正力圖克服自身個性上的缺失,追求內聖外王之道的急切感。當我們回顧一個對於現代政治運作一知半解的傳統思維的領袖,欲在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國家組織結構的社會中推展淵源自西方思潮的三民主義的景象,也許會更同情這一幕演出的倉促,也不免會為他的成敗得失感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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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線協會專線推廣策略規劃— 一個社會行銷觀點之個案研究
    (2002) 蔡幸蓉
    受經濟不景氣影響,國人失業率與自殺率逐年增加。在個人承受壓力與情緒不佳時,電話諮商為具方便與經濟性之管道,但國人應用程度仍可提昇。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為目前相關機構中最歷史最久者,並以自殺防治工作為首要任務,為使自殺防治工作更見成效,本研究將以社會行銷理論(social marketing)為基礎,設計行銷推廣策略。同時,國內有關企畫書形式之論文較少,本研究為實用導向,提供一個可行的方案。 社會行銷能使非營利機構有效進行行銷工作。本研究以Kotler(1989)之行銷管理流程為研究架構,包括行銷環境分析、目標對象界定、推廣策略設計、方案評估四大項目,規劃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專線推廣策略。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資料收集方式包括初級資料與次級資料。初級資料為進行協會工作人員訪談。次級資料則包括協會內部資料、年度個案資料、內政部、衛生數等官方統計資料。以初級資料與會內資料進行行銷環境SWOT分析,以次級資料界定目標群眾。最後擬定方案。 本研究之長程行銷目標為建立生命線之形象,目標對象為一般大眾。短程目標為增加協會的求助個案量,根據90年度生命線個案資料分析,界定出中年失業人口為方案之主要目標對象。方案代言人為曹啟泰。針對短程行銷目標,本方案設計公益廣告、新聞專題與印刷媒介三種為主要推廣方式,期以媒體大量能見度與報導量,增加主要目標對象對機構的印象。。針對長程行銷目標,則設計公關活動,吸引大眾參加為主要推廣方式。評估方面則包含協會內欲評估,與媒體評估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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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研究-以「搖頭性派對」事件為例
    (2002) 張心辛
    本研究以「搖頭性派對」事件為研究個案,並以深度訪談法、內容分析法、及調查法為研究方法,探討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情形。 本論文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括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內容包括傳統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研究及其對新聞產製的影響;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內容研究對象的界定、調查法、深度訪談法、內容分析法及研究步驟等,第四章為研究發現及討論、資料的分析與結果;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內容包括研究的限制及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研究發現,報紙影劇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的因素有三:1. 增加信賴感;2. 蒐集新聞資訊;3. 達到宣傳效果。 在報紙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模式方面,根據調查法調查三十三名報紙影劇新聞記者。受訪的三十三位記者中,有四位記者認為影劇新聞記者和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應該是一種買賣關係,贊成這種互動模式認知的記者佔全部樣本的百分之十二點一;六位記者認為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應該是互賴、互依而且相依為命的,贊成這種互動模式的記者佔全部樣本的百分之十八點二;僅有一位記者認為影劇新聞記者和消息來源的價值觀是一致的,贊成這種互動模式的記者佔總樣本的百分之三,其餘二十二位記者均認為影劇新聞記者和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應該是互賴互依但有時也會彼此競爭,贊成這種互動模式的記者佔總樣本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七;但是並沒有任何一位記者認為影劇新聞記者應該與消息來源對立並應該監督消息來源。 根據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報紙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有「同化模式」、「競爭性共生模式」及「表面接觸模式」三種。研究也發現主跑影劇線年資越久的記者,與消息來源交往的時間越久,和消息來源有較多私下聚會的機會,自我揭露的程度也越高,也較容易和消息來源互動密切,彼此認同信賴而發展出同化互動模式;相對而言,主跑影劇線資歷越淺的記者,越難和消息來源密切互動,因此較容易和消息來源之間發展成競爭性共生模式,或表面接觸模式。 在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對「搖頭性派對」新聞的產製影響方面,消息來源在記者新聞採訪階段及新聞處理階段,皆會產生影響。 在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對「搖頭性派對」新聞內容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不論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平常互動模式為何,大多記者在「搖頭性派對」相關新聞的處理上均較傾向於支持事件主要當事人的立場。在內容分析的三十六則新聞中,記者態度有利的新聞十九則、中立的新聞十七則,不利的新聞零則。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在相關事件新聞之中記者甚少做到兩面並陳的新聞報導原則,在本研究蒐集的三十六則新聞當中完全沒有壹週刊的相對說法。 綜合資料分析及研究發現,本研究將報紙影劇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做出以下三點結論: 1. 良好的互動關係: 大部分受訪記者均表示希望與消息來源維持穩定及良好的互動關係,不論在新聞採訪的便利方面,新聞線索的蒐集方面,這些消息來源都給予報紙影劇新聞記者許多利益或降低其新聞成本。 2. 消息來源對影劇新聞影響: 消息來源對影劇新聞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為人情壓力,二為新聞來源。 3. 影劇新聞記者專業性: 本研究發現,大多數記者均傾向支持該事件主要當事人的立場,另外,記者在處理「搖頭性派對」相關新聞事件時,也比較少做到兩面平衡客觀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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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個案工作
    (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2000-01-01) 潘淑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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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婦女身體政策的實與虛
    (2000-03-01) 潘淑滿; 林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