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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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去臺空江自流
    (臺北市 : 博揚文化出版, 2010-03-01) 陳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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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
    (2011/08-2012/07) 許佩賢
    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的道。  張式穀於日本領台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台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台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其後以各種形式飛黃騰達。 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台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也都相當程度的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 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台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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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3-12-01) 許佩賢
    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於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以後陸續設置,屬於職業教育機闕,為小、公學校畢業後的升學選項之一。由於在修業年限、設置者及教學內容上,有很多彈性,學費也比較便宜,受到臺灣社會歡迎,主要可以分成農業專修學校、商工業補習學校及以專門收容女性的家政女學校。1935年,日本本國的實業補習學校廢止,臺灣卻保留下來而大幅發展。臺灣總督府的期待是,透過二年或三年長期的、固定的教育機構,有效地教化臺灣青年。與總督府的教化期待有所出入,臺灣社會更希望透過實業補習學校取得更上一層樓的學歷資格。實業補習學校是日本統治後期臺灣人十分重要的升學機關,也是臺灣社會教育欲求的重要表現,其畢業生也較只有公學校畢業者更有機會離農轉業,或在地方社會出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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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臺北市:遠流, 2011-11-01) 許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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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中期的公學校畢業生與臺灣社會
    (國史館, 2014-09-01) 許佩賢
    本文透過考察日治中期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1920年代以後,學校體系整備,就學人數也逐漸增加。臺灣總督府或教育關係者的預想是,大部分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但是對選擇接受新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很多人正想藉此擺脫農民的位置, 兩者之間出現了相當的落差。公學校教育為畢業生帶來不同的生涯發展,農村中從公學校畢業的人,至少有20%的人日後得以脫離農業等依靠勞力的傳統生業。臺灣社會逐漸認識到,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明書。有學習意欲的臺灣兒童,爭取自己進入近代學校的機會,以公學校為起點,一階一階的取得更高學校的入學資格,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能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雖然整個日治時期,自公學校畢業的人還不是多數,但是他們對自己所受的新教育抱著自豪威。他們之中有人繼續升學,甚至留學,成為知識菁英;更大多數的人雖然沒有繼續升學,但他們充分發揮公學校所學習的知識、能力,或善用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在社會上活躍。這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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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
    (新北市 : 東村出版, 2012-01-01) 許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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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穀的軌跡為中心
    (新史學雜誌社, 2013-09-01) 許佩賢
    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之道。張式穀於日本領臺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臺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臺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臺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臺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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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台灣的國民學校
    (2010/08-2011/07) 許佩賢
    1941 年包括殖民地台灣、朝鮮在內,日本全國的初等教育機關全部改為「國民學 校」,成為培養「少國民」的機構。國民學校不只是教育機關名稱的改變,因應教育目 的的改變,教授科目也大幅調整,教科書也全部改編。例如將國語、修身、歷史、地 理合併為著重國民精神涵養的國民科,體操課也改為更具軍事教練意義的體鍊科等, 表現了戰時體制對「少國民」精神及身體的要求。 國民學校的改制,當然與日本發動對外戰爭的發展有關。過去雖然有不少關於戰 爭時期教育史的相關研究,但是以國民學校制度作為主題的研究可以說幾乎沒有。殖 民地台灣國民學校的研究,不論從台灣教育史、帝國統治史、1940 年代的歷史以及思 考台灣戰前、戰後的連續性來看,都是非常重要且有意義的工作。 本研究擬從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殖民地台灣的國民學校:一、走向國民學校之道 (1930 年代後期以後至1941 年的國家、社會、教育、思想動向);二、殖民地台灣國民 學校的成立(法規、制度、各種規定、政策意圖);三、國民學校的教育活動(學校經營、 課程內容、儀式性活動);四、國民學校與社會(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戰爭動員等);五、 記憶中的國民學校(口述訪談或回憶錄中的國民學校生活);六、國民學校的1945(1945 年前後國民學校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