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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Network, Living Spa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on Pescardores Islands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984-10-??) 蔡文彩
交通噪音對學生作業表現之影響研究 ﹝摘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衛生教育研究所, 1989-03-01) 董貞吟
清乾隆朝驛傳制度之研究
(2008) 張正樺
清初的驛傳制度部分是仿照明代制度因革損益而來，但清代統治者，尤其是乾隆皇帝都在想方設法克服明代驛傳系統的弊端，進行諸多的改造與創新以提高它的效率，以適應時空環境的變遷。在驛與遞的結合、在財政的供給與支出、差役的來源、驛站的基礎管理、路線規劃、考核等部分作了調整。明與清在驛傳制度上的差異與轉折，顯示清代統治者在統治管理上的均衡做法，在中國傳統制度中求取變化，在困境中尋求彈性。在清代驛傳制度中，兵部與理藩院管轄著不同地區與性質的驛傳運作，以及驛傳網絡中的軍臺系統，這些亦展現了清朝統治者在統治手段上的一種獨特的風格與意識。由驛站、遞舖、臺站、軍臺、塘站、卡倫等訊息傳遞單位所構成的清代驛傳系統，講求時效性、機密性、安全性且因地制宜，對統治提供了通訊聯絡的便捷條件。在乾隆朝，包括通往西藏、蒙古、新疆與東北的驛傳路線，依循著康熙、雍正朝的臨時性路線而加以確立。路線的確立與驛傳設置的意義，在於清代對於征戰勝利的地區，不再是短暫的統治與交流，而是長期政治、軍事控制的穩定與確立，並且為邊區貿易提供了媒介與助益。清初以來逐步裁減驛站錢糧額數，在帝國疆域日益擴大下，到了乾隆朝必須在之中取得一個平衡。自康熙朝以來，清廷逐年在驛站經費上進行縮編，及至乾隆朝達到最高峰，僅剩下清初原有額設數目的67%。十全武功的開創、帝國版圖的極大擴張與後代對盛世的傳頌，證明了乾隆皇帝為了用最少的費用維持最複雜、龐大的驛傳網絡，是做了許多改革與努力的。這些改變將清代驛傳管理的制度上帶領至一個新的階段，也觀察得出清代驛傳制度的確是迥異於明代而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明末與乾隆朝皆在驛站錢糧減少的情況面臨著挑戰，但不論是在裁費的力度、裁費所花費的時間、費用的支出與社會氣氛，都有著不同的狀況。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在裁減費用的方法與過程。乾隆朝從管理的根本問題上著手，將制度上改革與裁減驛站經費同時辦理，的確減輕了驛站經費縮減三分之一所帶來的衝擊。終清一代驛傳雖明確訂有時限、速限與考核的程序，卻未曾明確規範何種文報或事件緊急程度使用何種速限來進行傳遞。本研究鎖定奏摺遞送作為案例，因為此種文書除了以家人齎摺外，遇到緊要事件奏摺可以透過驛站傳遞，也因此出現了速限的問題。奏摺遞送方式採取的限制性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不重要的資訊的輸入，也因此影響了奏摺內容的準確性及其即時性。奏摺可否由驛遞送的標準在於事情的類型與緊急程度，但對事件緊急程度的判別標準是明確標準的灰色地帶，如何掌握其間的訣竅與平衡點，成為乾隆朝呈遞奏摺官員的考驗。本研究發現，「彈性」是乾隆朝驛傳制度最有意思的特質且值得更深入探討，而它的彈性即包括了「缺乏使用速限的準則」。乾隆皇帝在維持奏摺遞送的方式與控制驛傳傳遞速限的過程裡，將皇帝的權威明白地展示，透過驛傳制度去展現統治權力轉化和個人意志，傳達乾隆皇帝對於帝國內各事的關注與疑慮。本研究經由分析乾隆朝上諭檔、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使用驛傳的速度，發現雨雪糧價、地方大員的健康與任免、各地軍事文報、荒災洪澇、邪教叛亂等都是乾隆皇帝最關注的事務，而他的關心明顯地表現在他要求呈摺官員用驛的狀況上。
無障礙的交通環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988-03-??) 藍武王
無障礙的交通最壞乃一完善的交通系統興建築環境，能夠滿足各類運輸障礙者之特性與需要，提供合適的交通設施與運輸方式，使任何人皆能選擇最適合自己之運輸方式，方便地在活環境中作水平與垂直的移動。本文主要探討無障礙交通環境之基本理念與其規劃原則，介紹國外推展無障礙交通之經驗，並檢討國內有關無障礙交通存在之課題，研擬改善對策與未來應努力方向。
石垣島與臺灣的交流史～以交通往來的變遷為中心～
(2015) 小西久雄; Konishi Hisao
　　八重山群島的主島石垣島，與沖繩本島的那霸相距411公里；距離九州鹿兒島則有1019公里；至於日本「中心」的東京，則與石垣島距離1952公里。另一方面，石垣島僅距臺灣宜蘭縣蘇澳鎮236公里。較之日本「周邊」的沖繩本島，石垣島的地理位置更可說是「邊境」。比起縣政府所在地的那霸，石垣島與臺灣的距離無庸置疑地近上許多。雖然僅僅相隔236公里，兩地的語言、建築物樣式、物價、流行、商品、街道的氣氛、居住的人們等等，全都大相逕庭。　　儘管現在與那國島和臺灣之間有條國境界線劃開彼此，但是在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時代，這個地區其實沒有國境問題。在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石垣島與臺灣之間在戰前已經存有的交流、住民們對彼此的認識，戰後出現的國境線究竟為兩個地區的斷絕帶來何種變化？更進一步地來說，石垣島、以及臺灣方面，如何改善此種「斷絕」關係，中斷的交流如何復活。本論文以這些問題意識為主軸，透過雙方來往的交通變遷，探討雙方對於彼此所求為何？交流目的究竟為何？為何彼此的交流有其必要性等議題。　　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論述石垣島與臺灣之間交通往來的歷史。因為於1896年、開設連結八重山與臺灣之間的所謂沖臺航路，此一輪船航線促使石垣島的人們脫離傳統封閉的村落社會，前往「新天地」的臺灣，造成移民或勞動人口流動的結果，還有為舊有的村落社會帶來外來刺激與流動性，並成為開拓外在視野的契機。尤其是戰前形成的以臺灣為中心、石垣島為衛星離島的生活經濟圈，論文著眼於如此狀況之下雙方的頻繁交流與自由往來的例子。　　第三章以1990年代為中心，主要從經濟方面向觀察石垣島與臺灣的關係。長年以來，在中國與臺灣的政治對立背景之下，因為臺灣與中國之間無法直航轉而停靠石垣島港口的貨船數量增加，石垣島曾經呈現一片熱鬧的景象，石垣島也事實上間接默默支撐著上海的發展與臺灣的經濟關係。以「post香港」這個問題意識為開端，臺灣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作為運往中國物流的最重要的中繼據點──香港的替代，而雀屏選中石垣島的過程。對臺灣而言，石垣島與臺灣的直航開航是為了維持臺灣與中國的經濟交流，對石垣島的投資環境加以整備，也有發展為中繼基地的轉型期的意味。　　第四章，由觀光面向捕捉石垣島與臺灣的關係。造訪石垣島的臺灣觀光客逐年增加，但是對多數臺灣人而言，造訪石垣島的動機是因為「很近的日本」，並將石垣島視為日本某地的理解。雖然石垣島也有傲視世界的蔚藍海洋的觀光資源，但是對於觀光景點石垣島的印象，並未跨越國境與臺灣共有的狀況、而探討在日本這個國民國家框架中被消化。石垣島如何面對日本這個國民國家的制約，如何在觀光戰略中找到活路，此亦繫乎於石垣島與臺灣的友好交流的基礎之上的相互理解。　　第五章以前述四章的研究為基礎，總結論文結論和往後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