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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W. Davidson的台灣歷史書寫及其後續影響之考察（1895–1920s）
(2015-08-16) 林欣宜
以馬偕相關文化資產說淡水故事
(2023) 黃律幃; Huang, Lu-Wei
過去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多針對單一案件進行保存，不但以硬體維運為重，亦較少在活化文化資產之歷史文化價值著力，更遑論經常與周遭的文化資產各自獨立。近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政府提出「文化路徑」（Cultural Route），大規模以主題式整合多元的文化資源，以及文化資產保存趨向多元之理念，將相同主題的文化資產進行串聯。在上述趨勢啟發下，本論文採數位虛擬的方式進行文化資產串聯，以淡水為實驗場，藉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淡水生活30年的經驗，再搭配《馬偕日記》之紀錄，提出一個新的文化資產活化保存之維運方式。馬偕在淡水生活期間，淡水匯集許多群體，打造了許多別具特色的建築，有不少已是受政府保護的文化資產，其中也包含馬偕留下的4座建築。為了藉由馬偕視角認識淡水的文化資產，本論文先將淡水文化資產進行全面性盤點，接著馬偕在其日記中記錄了他在淡水的生活與交友情形，採數位人文工具對此日記進行「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呈現他在淡水與不同群體的友朋關係，再與淡水的文化資產結合。以淡水的文化資產和馬偕社會網絡等兩個重要因素，規劃一個虛擬的文化路徑，將淡水的文化資產進行故事性、系統性之串聯，讓來到淡水的遊客可以藉由馬偕的故事和文化資產認識淡水歷史。藉此利用數位工具將淡水文化資產大範圍的串聯，以提供一種以數位化認識淡水文化資產之方法。
寺廟與鄉土教育—以桃園景福宮為例
(2017) 林上鈺; Lin, Shang-Yu
在本文中筆者以鄉土教育理論為基礎，以景福宮為素材，設計鄉土課程進行教育行動研究與檢討。研究過程是從探討鄉土教育的意涵、景福宮的沿革、鄉土課程的實施三方面進行。在第一章中，除了闡述研究動機、研究方法之外，第四小節針對鄉土教育的意涵進行討論，在這小節中讓筆者可以了解臺灣近期鄉土教育的興起是與政治環境的轉變有關，並掌握鄉土教育的施行原則，對鄉土教育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第二章「鄉土教學活動的實施」，即以景福宮為主題設計課程，本章共有三小節。第一節是教案設計，課程規畫分為兩大部份，先是向學生介紹景福宮的建廟過程、供奉主神、重要文物等，並讓學生完成一張學習單。接著則是進行分組活動，每組以設計一款桌遊為任務。第三小節主要是針對此次課程進行檢討與省思。　　基於筆者在初次進行景福宮的鄉土教學活動時，對景福宮的認識僅是很淺薄的知識，也因此限制了教學活動進行的靈活度，於是筆者在第三章進行景福宮的歷史研究，並運用研究成果，重新設計了新的教學活動讓學生不僅可以親近鄉土，而且可以達到歷史教育的目的。從對景福宮的研究中，可以明白景福宮在建廟之初到日本統治之前，對人們來說是心靈寄托的所在，討論公眾事務的場所。我們在進行鄉土教育時，也必須與在地連結，了解地方發展脈落的原因。關於景福宮的建廟時間、源由，或有不同的主張，但不變的是景福宮與人們之間無形連結。不過在社會快速變遷中，年輕人對廟宇的情感似乎淡了些，筆者的學生儘管在建醮時跟著吃素，但問起吃素的原因是一問三不知，更讓筆者想藉由鄉土教育讓學生對這座廟宇有更一步的了解，也希望能達到歷史教育的目標，所以在進行研究之後，設計一個多層次的教學活動，讓學生不僅可以親近鄉土，而且可以達到歷史教育的目的，也希望以後可以以此模式來進行鄉土教育。
帝國邊境的協商：南岬燈塔的興建歷史及影響（1867-1895）
(2022) 陳柏含; Chen, Bo-Han
南岬燈塔坐落在恆春半島，日治時期曾入選臺灣八景，今日仍是熱門的旅遊景點。目前學界已能掌握南岬燈塔興建的主要脈絡，將其視為1867年羅發號事件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來臺協商、一手主導之結果，並由大清海關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承擔興建之責。先行研究普遍突顯李仙得的影響力，但未進一步探討原住民、清政府官員與大清海關各方行動者對於南岬燈塔的態度及作為，更遑論燈塔落成後的影響。本論文認為，南岬燈塔是各方行動者在不同時間點、基於不同動機與關懷所造成之結果。李仙得雖在1872年3月與臺灣地方官員協商時，提出由大清海關在南臺灣興建燈塔之議，獲得臺灣地方官員首肯。然而直到牡丹社事件後，大清海關才承擔起在南臺灣興建燈塔的相關事宜。海關態度之轉變，實與牡丹社事件後，清政府看待南臺灣番地之態度有密切關係。換言之，李仙得對南岬燈塔之興建並非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反而是大清海關與清政府官員有更大的影響力。透過燈塔管理員喬治･泰勒在南臺灣活動留下的書寫作為切入點，以原住民文化觀點角度觀之，南岬燈塔是各原住民群體之間，競爭、奪取影響力的新管道。南岬燈塔最後在1895年的「終結」，則反映清政府及海關體制的徹底結束，並顯現出該座燈塔始終與控制模糊的番地治權有著緊密的關係。
打狗為何開港？一個動態的海關制度史（1858-1865）
(2020) 黃寶雯; Huang, Pao-Wen
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使臺灣進入開港通商的歷史新頁，在此背景下，清朝與英國官員就開港設關如何具體實踐，在各國內部以及兩國之間都出現許多辯論與較量。本文注意到最初《天津條約》僅指出「臺灣府」及「淡水」應作條約口岸，而無「打狗」港；然而最終英國卻在打狗港設置英國領事館以及打狗海關。本文以打狗開港設關的過程為例，重新檢視臺灣條約口岸開設之原因，並將「開港通商」視為一段過程，梳理打狗成為條約口岸的各個階段，呈現一部動態的海關制度史。打狗的開港實為清朝中央層級政府與地方官員之間為爭奪財政資源的結果。1860年後，清朝中央層級政府裡，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務實外交勢力崛起，為了開闢財源而開始重視關稅，對開港通商的態度轉為積極。在此背景下，1863年英國外交官員聯合中央層級政府及海關體系之洋人官員，促成臺灣增開口岸計畫，從條約原定的「臺灣府」及「淡水」兩口，以外口的名義增開「打狗」及「雞籠」兩口。清朝中央層級政府希望透過開辦新式海關以掌控臺灣關稅，而地方層級官員則希望透過開放打狗，暫緩臺灣府的開港。最後打狗海關於1864年開關啟徵。表面上看起來，中央層級政府在臺灣開港初期藉由新式海關的建立，似乎真的掌握了臺灣的關稅，但最遲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便因沈葆楨籌備海防而留用關稅，使關稅掌控權為地方官員所把持。
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工作經驗分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林欣宜; Hsin-yi Lin
被忽略的「前史」：從《使信月刊》看英國長老教會對臺傳教之開展（1844-1875）
(2022) 于天恩; Yu, Tien-en
本論文認為，過去對於英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PCE）在臺傳教之研究視野，大多只關注1865年入臺後開始之發展，不僅沒有討論該會在華傳教之脈絡，也未對該會為何來臺傳教深入探究。英國長老教會約150年前來臺傳教，1941年和北部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合併之後，改名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今日已是臺灣最大的教派，信徒遍布全島各處，影響力也觸及政治、社會等各領域。長老教會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多元發展，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已能大致掌握1865年至今的教會發展，及其與臺灣社會的互動。然而，過去的研究較少考量到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傳教之開展，與來臺前的傳教經驗有密切關連。英國長老教會於1844年成立，並在1845年成立海外宣道委員會（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FMC），負責安排傳教經費和人力開始向海外傳教；1851年，在華傳教總部於廈門成立，負責向外拓展和支援新的傳教地，並與海外宣道委員會共同主導在華之傳教決策，包括來臺傳教之決策。1858年，廈門的宣道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提出「占領說廈門話地區」之計劃，讓英國長老教會開始注意到臺灣，但杜嘉德選擇優先穩定廈門之傳教工作，使得向臺灣傳教遲遲無法成行，直到太平天國中斷廈門的傳教活動，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1836-1921）才於1865年正式來臺。馬雅各來到臺灣之後，同時受惠於海外宣道委員會將醫療傳教制度化之過程，以及廈門已建立起之白話字系統，得以藉醫療吸引臺灣居民，再教導其閱讀白話字聖經。1870年以後，向原住民傳教的成功，使得臺灣一地的信徒快速增加，甚至超越廈門和汕頭兩地。隨著臺灣之重要性提升，英國長老教會對其之想像亦不斷改變，使得在白話羅馬字、醫療傳教及隊原住民傳教等策略制度化之前的過渡期漸漸受到隱沒，進而被塑造成一個強調臺灣特殊性的傳教成功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