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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民族性、時代性、自主性--1930年代張君勱的文化抉擇
Author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陳惠芬
Issue Date: 1-Jun-2000
Publisher: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Abstract: 民族主義是1930年代張君勱的思想核心,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是其主要的根源,尤其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想對其影響至深。在1930年代的特殊時空,他系統地建構文化救國的理論,其內容不僅對當時中西文化論爭的主要議題作出回應,也成為他族國建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環。 基本上,1930年代的中西文化論爭可說是五四時期文化論爭的延續。此時張君勱從中西文化相異的淵源作歷史分析,檢討中華民族之優缺點以及探索歐美文化之本質,以尋找中國文化的出路。他的文化抉擇,大體上蘊涵民族性、時代性和自主性的要求。在民族性方面,他試圖從中國歷史文化尋找民族性,以增強國人的自信心,期能扭轉近代以來中國人一意模仿外國文化的作法。他表示,新文化的創造不僅要推本於古代文化,並且要透過中國人自己的努力,發揮民族的特色。在時代性方面,他認為中國文化已成過去文化,中國新文化必出於新創。固有舊制學說,須經一番新體會、新應用,期待它的「死後復活」。至於歐洲文化,以其合乎時代,更須擇其優而採納。除科學、政制外,張君勱把文化改造的目標指向「近世國」,亦即近代的民族國家。唯其強調,採取歐洲文化,應採的是精神,而非形式。至於自主性方面。在文化再造的過程中,張君勱堅持由自己決定的重要性。所謂不舍己徇人,因時制宜,均要出於自己的選擇判斷。 民族性的要求意味著對民族固有特徵的堅持,時代性的要求又意味著對歷史形勢,也就是對民族所置身世界的覺悟,二者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就知識上言,對於中西文明中不同元素之折衷調和,張君勱顯然抱持樂觀的態度,認為可經由自主的選擇,而後有所創新。在民族感情上,往後其致力中西文化之會通,或可視為緩和上述緊張關係的一種表現。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中西文化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是在全球現代化進程衝擊下,對中國自身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考。1930年代張君勱採納西方文化,乃是因為其為「近代」的,亦即具有現代性。作為時代的標記,它並非西方所專屬。就此而言,張君勱對「中國現代化」的理解,實已跳脫「西化」的格局。此外,當其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一種選擇性的肯定時,除歸因於強烈的民族本位情懷外,也正是為彌補西方所發展出之現代性的缺憾。就此而言,此一時期張君勱的文化抉擇,將其視為世界性反現代化思潮的一部分亦無不可。
URI: 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77345300/76682
ISSN: 0301-9667
Other Identifiers: ntnulib_tp_B0311_01_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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