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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之成畫年代暨意涵析探
Authors: 佘城教授
王吉林教授
彭慧萍
Keywords: 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
遼金番馬畫
契丹族
女真族
宣和畫院
番族題材
Issue Date: 2001
Abstract: 以「胡壞《出獵圖》、《回獵圖》」為畫名是畫史上的一則遺珠之憾,失去歷史脈絡的時空定位,亦模糊了該畫真實的繪製年代暨作者歸屬。種種跡象顯示,其舊傳畫名的訂定僅是含糊籠統的概稱,空泛草率且有張冠李戴之嫌。 事實上,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成畫之際的原始裝裱形式可能並非冊頁,而是手卷。《出獵圖》、《回獵圖》具有高度之同質性,其間共同處係建立在(1).筆墨風格同出一人之手 (2).絹質相同 (3).畫絹卷幅高下、廣狹尺寸規格近似 (4).取景視點相同、地平面高度位置統一 (5).人馬大小、遠近比例相同 (6).臂鷹、攜犬畫意相聯等六大要素之上,其中後三項要素的契合,說明了《出獵圖》、《回獵圖》兩開冊原係出同一手卷之機率,應更甚於冊頁。此一手卷之典故來源,或源出胡壞《陰山七騎圖卷》。 胡壞《陰山七騎圖》之題材典故含有特定的歷史意義,所謂「陰山七騎」,係紀念遼代開國侵略戰爭中,七位功勳於陰山地區的開國史跡。北宋時期胡《陰山七騎圖》曾經廣為流傳,宣和御府亦曾褫藏胡壞《陰山七騎圖》。此批宣和御府收藏的七騎圖,或為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臨倣的典故來源。不過,或如同北宋時期流傳若干《陰山七騎圖》之變異版本,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可能亦為另一“別為變制”本。 由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髮式服制之型制年代考量,《出獵圖》、《回獵圖》畫中七位獵騎者「耳後顱側髮」之髡髮髮式、腰間配戴之鐵刀型制、腳足所穿之圓頭絡縫烏皮靴,在現今發掘之考古實物或墓室壁畫中,與《出獵圖》、《回獵圖》型制相應之考古年代,多集中於遼末金初。《出獵圖》、《回獵圖》畫中七位獵騎者身穿圓領窄袖左衽長袍,袍服邊緣鑲縫織金義襴,腰間革帶帶式為雙尾雙鉈金革帶,這些特質均符合《金史》、《大金國志》所載之女真畋獵服制。女真國俗衣色尚白,契丹族好衣黑綠,而《出獵圖》、《回獵圖》畫中七位獵騎者服色均係白色或淺淡色系。 此外,《出獵圖》、《回獵圖》畫中描繪之紫貂皮帽、海東青(鷹名)均係女真特產。女真土產「北珠、貂革、名馬、良犬」。《出獵圖》、《回獵圖》馬臀上烙印之{ 肅 }字左臀燙印,或指涉馬匹監轄者女真。在馬種種性上,《出獵圖》、《回獵圖》之馬種品相極佳,女真族「土產名馬」,而契丹馬體型較小,型態極曲,筋骨差劣,品相外貌較為嬴弱。關於馬鑣銜環方面上,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之銜環兩側為大圓環,無馬鑣。遼代馬匹在口鼻所套的銜環兩側常另行附加牛角狀馬鑣,而金代的銜環兩側已由大直徑圓環,悉數取代牛角狀馬鑣,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即屬於金制。至於馬蹬方面,遼代馬蹬蹬梁多有方蹬鼻,蹬孔為方形;金代女真族馬蹬則無蹬鼻,蹬梁上不另作穿,與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型制相同。 綜此,透過畫中服制、馬臀燙印、髡髮髮式、馬鑣銜環、腰束革帶等考古類型學、民族種族學指標之逐一考鑒,吾人從而確認了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七位獵騎者之族屬為女真族,而非契丹族。 考鑒台北故宮本《出獵圖》、《回獵圖》之成畫年代。依據《出獵圖》、《回獵圖》之空間結構、母題表現法、筆墨性質、設色墨法之等繪畫風格元素,再經由與傳世可靠卷軸畫跡之筆墨風格分析,以及與遼金墓室壁畫空間結構、遼金墓室壁畫射獵母題之歸納與排比,研判台北故宮藏《出獵圖》、《回獵圖》在空間結構理念上,接近遼末金初之墓室畫;在筆墨時代風格上,與宋徽宗畫院最為接近。 因此,可以知悉徽宗院人在繪製《出獵圖》、《回獵圖》之際,除了藉用《陰山七騎圖》題材典故,可能另行將祖本畫中的契丹七騎改頭換面、脫胎換骨,重新形塑成當時現實世界中聲勢日壯的女真七騎。《出獵圖》、《回獵圖》畫面袍服靴帽、馬鞍障泥、轡配器械等歷歷可考,於史可稽,畫面中凡金屬銅鐵、虎豹皮革等材質質感,無不悉心繪製,秋毫畢現。因此,《出獵圖》、《回獵圖》的繪製動機或許並不是如同《宣和畫譜》所聲稱「陋蠻夷之風,而有以尊華夏化原之信厚」,而是為了呈報徽宗,俾使宋徽宗能按圖索驥,藉此獲悉女真獵騎者圍獵布陣之陣法。女真人寓戰於獵,圍獵射騎的陣法即形同作戰之陣勢。 站在北宋末年的國際政治舞台上,一部陰山地區的戰爭史蹟,決定了遼衰金盛、遼滅金亡的歷史命運,也間接催使宋、金兩國之國際關係,由1120年以前之宋金海上聯盟,1121年宋金交涉停頓,至1122年迅速走向金軍毀約、敗盟南侵。1123-1124年,金軍於陰山戰役單獨滅遼後,更包藏禍心,意欲將茅頭轉而伐宋。大敵當前,以宋人之筆繪現金軍形象,則《出獵圖》、《回獵圖》箇中意涵不能不發人省思。對宋人而言,宋、金局勢的緊繃既已在燃眉之急,那麼,兩軍交戰前夕,《出獵圖》、《回獵圖》繪製者遂不甚可能僅以平和、寧靜的心態,單純描繪女真族狩獵形象。女真覆國之禍既然瀕臨在即,《出獵圖》、《回獵圖》亦不應外在於歷史潮流之脈絡裏,而遺忘徽宗朝野難以揮去的時代夢魘。 置身於徽宗朝密切遣諜窺探偵候之政治時局裏,《出獵圖》、《回獵圖》描繪的女真圖式,無論髡髮髮式、服制器械、乃至女真拐子馬之陣戰模式,均能符合彼時宋徽宗據報獲悉之女真新樣。因此女真族新興式樣之繪寫,頗有可能寓藏著某種披圖示警、藉畫窺敵的政治意圖。 至此,吾人或能嘗試性地推論,浮現於《出獵圖》、《回獵圖》檯面者,是徽宗朝「番族題材」存世畫跡的最高成就,是栩栩如生的女真族獵騎圖像;然而潛藏於背後者,則或為胡壞;《陰山七騎圖》的借屍還魂,為別為變制後的宣和新樣,為組織有法的女真戰陣圖式,亦不能排除在宋徽宗宋金局勢緊繃的國際關係中,可能暗中隱含某類軍事刺探性質。
URI: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89NTNU0233024%22.&
http://rportal.lib.ntnu.edu.tw:80/handle/20.500.12235/114170
Other Identifiers: 89NTNU023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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