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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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沿革

台灣本土教育的長期空白,在近年的民主化、本土化的潮流下,逐漸使本土教育成為國家的重要教育政策。教育部亦因應民間文教團體的呼籲,積極鼓勵大學成立本土文化學門的系所。本系前身「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於2002年2月由莊萬壽教授商請姚榮松教授、許俊雅教授共同擬定計畫書提出申請,同年7月獲教育部同意設置。2002年11月28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由莊萬壽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2003年3月開始辦理招生,招收碩士班研究生,8月1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莊萬壽教授轉調本系專任教授兼所長。

2006年本系成立「在職進修碩士學位專班—台灣研究及母語教師班」,提供在職教師以及母語支援教師進修,2016年於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停招。2008年本系成立博士班,向上延展台灣研究;2009年申請增設學士班,並於2011年起招收學士生,向下紮根,同時整併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為「臺灣語文學系」,期以完整一貫之學制,兼顧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為台灣研究培育更多新血。

歷年來本系分別由莊萬壽、姚榮松、李勤岸、林芳玫、林巾力老師接管系務,在歷任所長與系主任的帶領與經營之下,積極增聘教師,使本系師資陣容越趨多元。現有專任教師包括林芳玫、林淑慧、陳龍廷、賀安娟、林巾力教授、許慧如、莊佳穎、陳玉箴副教授以及曾秀萍、汪俊彥助理教授、呂美親專案助理教授,教師專長涵蓋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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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臺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1897-1947)
    (2022) 呂東熹; LU, Dong-Shi
    臺灣自1988年報禁解除之後,傳媒文化史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焦點之一,目前有關日治時期,專職新聞從業人員,如記者、編輯等職業身分之建立、轉換與回應時代變遷,雖已有零星研究,但都只在單一個人身分,或相互對照組之論述,或是歷史性的結構鋪陳,有關記者或編輯職業類型的建構與論述,尚無系統性的專論。本研究以記者職業為研究主體,原因主要有兩點:1.記者是臺灣在日治時期新興的職業;2.從事記者工作者屬於社會領導階層,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本人與臺灣人記者的人數記者擁有怎樣的學經歷出生地的背景如何?記者的在社會上地位又如何?記者在戰後初期,所面臨的課題,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至於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與範圍,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傳統舊文人知識社群,以及新式教育下的知識份子,如何投入日本所引進的現代化報刊,成為新興職業──新聞記者的一分子;不管是傳統舊文人,或新式教育下的新知識分子,他們在面對日本帶進臺灣,具隱藏性的「同化」政策,他們的應對之道及產生的影響。這裡必須強調,本文不在論述或探討新舊文人的作品價值與內涵,而是著重殖民政府所建構,具有現代性的大眾媒體作為媒介的「文明陷阱」,傳統文人如何在這個新的文化展演空間,認識傳播平臺的現代性,以及自身轉變;而新知識份子,在吸納日本「現代性」之後,透過報刊作為論政基地,並建構臺灣人意識的過程。特別的是,新知識分子都同時扮演著「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雙重角色,本文乃透過歷史構面的回溯,進而檢視日治時期臺灣新聞工作者,如何經由大眾媒介的傳播平台反抗日本殖民體制的影響與意義,但這批具「市民社會」意識之「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新聞記者,卻在戰後很短時間內,已不見容國民黨體制,而紛紛退出新聞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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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秋桐小說的寫實風格
    (2018) 鐘靜嫻; Chung, Ching-Hsien
    蔡秋桐的小說具有寫實風格,描寫底層人物活靈活現,涓滴不漏的以台灣本土風味真實呈現,在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以台灣話文書寫的寫實創作,展現本土作家獨特風格。他寫作技法不避俚俗,以幽默、揶揄、諷諭方式,跳脫 賴和、楊守愚的「正面寫實」,而獨樹一格以「反面寫實」揮灑自如,成為具有時代語言的特色。 在他的小說寫實風格中流瀉,情節緊湊完整逼真、人物描繪舉手投足刻畫入微,他的小說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中可稱為奇葩,雖在殖民體制內卻能感受被殖民者受制於體制外,在這個框架中蔡秋桐藉著舞文弄墨,在既定的社會氛圍遊戲潛規則下,他仍奮力守護底層人物,並非出蠻力去爭取,而是藉人、藉景、藉物如實呈現,以深入融合在暗喻中,伸張人民的心聲。 蔡秋桐的作品應該深受寫實主義的影響,充份彰顯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被殖民統治下,人民必須承受殖民者欲完成的任務,以致身心上遭受多重威脅、壓迫,因此,蔡秋桐藉由台灣話文書寫的形式反諷、諷刺時政以抒發情感。舉凡台灣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種種信仰習俗,蔡秋桐皆運用文字書寫爬梳,以旁敲側擊的批判。蔡秋桐擅長運用正話反說的技巧,諷諭當時日警的蠻橫無理,使用不公不義的手段,加重人民百姓的苦楚雪上加霜。 蔡秋桐身為「保正」處於百姓與警察之間,目睹一切只能以跳脫式書寫的技巧,以調皮、幽默的口吻,暫時得以舒展心中懊惱與不堪。蔡秋桐所認知的當時僅能以無言的抗議,故而用較溫和的台灣話語文來書寫,不但符合順應當時知識份子「文化啟蒙」的角色定位,就以台灣話文書寫風情民俗,更呈顯蔡秋桐具足寫實風格特異的超能力,並且將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民俗文化刻烙印痕留下完整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