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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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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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末至隋朝之《孝經》傳播與孝道實踐
    (2022) 湯青妹; TANG, QINGMEI
    本文聚焦於漢末至隋朝之《孝經》傳播與孝道實踐這兩個議題,旨在究明《孝經》地位提升之過程、原因、意義如何?此外,尋繹此一歷史時期孝道實踐的實相為何。以下則逐一介紹各章重點:第二章旨在勾勒《孝經》在兩漢傳播的歷史圖景,其中指出《孝經》在兩漢的地位並不完全一致,而《孝經》地位之明顯提升,應當是東漢以後的事情。筆者認為,《孝經》地位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與緯書系統中孔子形象的轉變有關。第二,漢儒賦予「孝」以宇宙論基礎,使得「孝」得以與元氣、天道扣合,進而具有化生天地、萬物之力量。此外,筆者以「至孝」一詞作為線索,指出「至孝」一詞之使用具有特殊性,反映在西漢時稱「至孝」針對的是帝王,而東漢時「至孝」一詞與平民聯結。在此基礎上討論兩漢以來如何接受並轉換《孝經》之感應觀念?第三章則指出,漢末以後,《孝經》地位持續上升,亦逐漸受到帝王重視,此則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第一,《孝經》成為形塑君臣關係的重要依據。藉由考察移孝作忠這一命題如何成立,筆者認為《孝經》提出這一理論本根源於血緣社會,在血緣社會中移孝作忠並不存在矛盾。但若這一社會基礎動搖,則「忠」、「孝」便失去調和的基礎,其矛盾便會顯現。而東漢時提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這一說法,其背後所反映的是「孝」和《孝經》地位之提升。至於漢末以後,出現帝王、皇太子講《孝經》這一現象,亦是基於東漢《孝經》學地位的提升這一大前提。因西晉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是首例,故以這次講《孝經》事件為線索,探討晉武帝司馬炎如何藉由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而重建政治秩序。最後,亦可發現講《孝經》在形式上對佛教之唱導儀式有所借鑒。第四章論述的重點在於,以漢至隋之間的居喪方式為研究進路,進而考察其背後所體現的「孝」觀念為何?而這「孝」觀念與經書觀念是否存在落差?首先,依據經學觀念和相關史料,筆者將居喪方式分為:居喪守禮、居喪過禮、居喪不及禮、居喪違禮。至於在研究材料上,筆者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碑刻、墓誌等材料,由此得出幾點觀察:第一,西漢時的居喪案例較少,而東漢以後開始有明顯提升。第二,在四種居喪方式中,則以居喪守禮及過禮佔據大宗地位。至於魏晉名士居喪不及禮之類似情形,早已於漢末出現,而至南朝時依然存在,且有關此居喪方式之評價,頗依賴政治情勢,若帝王有意打壓,則此種居喪方式很容易被冠上違禮的罪名。至於三年之喪的部分,筆者指出:三年之喪進入正式國制,乃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且真正落實到現實生活亦存在諸多困難。就以士人而言,若真正踐行三年之喪,則很容易影響其政務之運行。第五章考察的對象分為入仕之士人與隱士。筆者首先從制度層面入手,指出與「孝」觀念有密切聯繫的三種選舉制度是:孝悌力田、孝廉、至孝,在逐步分析這三種制度各自的思想淵源之後,筆者指出:這三種選舉制度背後所隱藏的一條線索是:經學地位在兩漢的逐漸提升。至於隱士,他們雖然沒有加入官僚系統,但也相當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具體表現為:如促進私人講學之風興盛;再如促進《孝經》在民間社會的進一步傳播,其中亦有隱士以醫療疾病為手段,推動庶民階層進一步接受「孝」觀念。如果說第二、三、四、五章是四條主線的話,則第六章是一條輔線。筆者聚焦於「二十四孝」孝子形象之成立及其典範意義,選擇郭巨、黃香、王裒則是分別代表庶人、入仕之士人、隱士這三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筆者指出:此三人的孝行故事展現出不同社會階層之人,在實踐孝道時所面臨的困境是不同的,乃至於孝子形象的形塑或恐不局限於「孝行」,由此可見孝道實踐頗具複雜性。要言之,本文指出《孝經》在傳播過程中,乃適應了不同階層之人的需求,此亦回應《孝經》「五等之孝」之觀念。此外,東漢以後對「孝」的理解有所轉變,表現為:上至帝王、下至庶人,皆有至孝感天的資格。思想觀念影響行為方式,而具體落實到孝道實踐層面上,自東漢以來至隋朝,顯然如何居喪是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