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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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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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孝義《臺日新辭書》研究
    (2023) 王榮正; Wang, Rong-Zheng
    本文以東方孝義的臺語研究專著《臺日新辭書》(1931)為材料,探討日治時期東方孝義在臺灣語研究上所做的貢獻。《臺日新辭書》由東方孝義獨力編纂,部分內容受杉房之助《日臺新辭典》(1904)及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1907)影響。此外,本書為日治時期第一本收詞遍及臺灣北、中、南的臺語辭典,在音韻系統、漢字書寫、詞彙運用等層面均有開創。音韻方面,東方孝義具有卓越的審音能力,是日治時期最早使用第三套臺灣語假名的學者,其臺語假名系統在日本學者中獨樹一格。《臺日新辭書》的音系以廈門為主,並表現出漳、泉混合而偏漳的格局。此外,比較《臺日大辭典》(1931-32)與《臺日新辭書》的音系反映出臺灣南、北語音的落差。漢字方面,東方孝義具有深厚的日本漢學根柢,是日治時期第一個關注臺語漢字書寫的辭書作者。《臺日新辭書》的臺語漢字可概分為三類,與〈臺灣語之記述〉若合符節。大量使用訓讀字是本書漢字書寫「形音義不一致」與「書寫不連貫性」的主因。相較於《臺日大辭典》的漢字「典雅深厚」,《臺日新辭書》漢字展現「通俗實用」的特色。詞彙方面,《臺日新辭書》的詞彙來源多元、層次複雜,本書收詞特色反映臺灣的歷史、地理、語言、文化,及編者獨特的職務經歷。《臺日大辭典》收詞雖然廣泛齊全,但以臺北為主,欠缺中南部詞彙;《臺日新辭書》收詞涵蓋臺灣北、中、南,因此可補《臺日大辭典》之不足。《臺日新辭書》與《臺日大辭典》內容互相補足,結合二者,後人可以對日治中期臺灣閩南語的語音、詞彙建構完整的認知。因此,本文認為,《臺日新辭書》與《臺日大辭典》堪稱日治中期臺語研究的南北雙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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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政治與微物美學:中晚明文人茶文化研究
    (2023) 鄭雅之; Cheng, Ya-Chih
    中晚明為物質文化蓬勃發展之時代,兼之經濟、社會、政治、思想、工藝、文化等各層面觀念多元而相互碰撞,可觀察明代中期轉型到明末世變的社會文化變遷,所形成階級混融和舊有族群界線崩解之現象,其中階級碰撞下文人的認同衝擊與價值位移,應視為理解如此時空背景的重要切入點。中晚明文人面對處理如此狀態的策略一大重點為文人氣息濃厚之文化行為與物類書寫,透過此類行為確保文化話語權與詮釋權,其中茶事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視:早在唐宋即被視為文人雅士必備技藝,又逢明太祖廢團貢之政治因素介入,導致製作工藝與司茶技術典範從根本發生變化,如何重構典範以掌握如此深入社會各階層日常又兼之文人氣息濃厚之文化符碼,並透過掌握詮釋茶事之話語權以強化鞏固自身的文化資本,蓬勃的茶事書寫正是此一複雜社會文化現象之重要時空切片。本文即由此入手,透過茶書、茶文學、茶畫和其他相關文獻等文本梳理,討論中晚明文人茶事之茶事空間與主客倫理、文人社群與地域認同、商業消費與品鑑秩序和身外長物與物我合一等背後複雜結構所反映之文化意義與社會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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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人性人情」的文學關懷
    (2023) 林怡均; Lin, Yi-Chun
    本論文結合白先勇的各類作品為研究範疇,析論其如何寫「人物」,如何刻畫「人情」,以表達其中作品中對於「人性人情」的人文關懷。在小說中,白先勇透過其主要寫作主題「歷史與命運感懷」(包含離散經驗、國族認同、歷史諷諭)與「受困者悲歌」(包含畸人、情慾追求者、同性戀),進行對於「人性」苦痛掙扎的書寫,包含受迫性離散經驗與國族認同焦慮、少數者的孤獨失根感、靈肉情慾之爭的毀滅性等,刻劃出「人性」的複雜與不完美、進而傳達對於生命苦痛掙扎所存在的悲憫情懷。除對個體生命掙扎的關懷外,白先勇亦將眼光放大到群體與社會,不論是離散者或其他受困者,他們或失缺可歸之家,或得不到家人與社會的認同,一個個成為精神或實質層面上的「無家者」,而白先勇以一種反思的眼光,反省社會多數的大眾對這些少數者的不理解與缺乏同情,導致他們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物,致使他們生命走向悲劇收場。除小說外,白先勇的抒情散文充滿真情實意、《青春版牡丹亭》承襲依至情之作《牡丹亭》改編、史著《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洋溢人子之情,本論結合這些文本進行全面的探討,探究白先勇在其中表達的人文關懷。不論是小說創作、散文書寫、崑曲改編、史論著作,白先勇始終堅信著「文學脫離不了人性」,亦始終秉此信念,以「人性」刻劃為其創作宗旨,作品文類跨域之大,對人性刻劃之立體,對人生關懷之深刻,實為同期作家所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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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術的「分裂」與「溝通」——《莊子》的情感與政治
    (2023) 左珮柔; Tso, Pei-Jou
    本文旨在探討《莊子》中涉及政治意涵的思想,並從中提取能夠與當代對話的資源,替當代議題帶來新的觀看視角與反思進路。全文以〈天下〉與〈齊物論〉共同關注的諸子之爭為起點,討論「是非」、「此彼」的區分如何導致人我之別,又「天籟」的任讓如何能夠解消差異與對立。接著以《莊子》中的情感為焦點,探討情感在人我之分的情境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從情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一步步深入思考莊子面對情感的態度,論證「天籟」與「心齋」的轉化能力,讓我們在面對殊異他者時如何運用情感作為溝通的基礎。最後,在前述探討人我之別、立場對立的問題與解方之上,展開《莊子》政治的相關討論,從與去政治化的《莊子》政治觀詮釋之對話為始,梳理戰國時期社會與政治之背景,依此重探在宥天下、無為之治的內涵,並引入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相互對話,開展《莊子》中以旁觀者姿態參與天下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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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常培之語言學探賾及其貢獻
    (2023) 翁慧芳; Wong, Hui-Fang
    羅常培是一位有著深厚舊學根柢的學者,卻能運用現代語言學的理論,掌握現代語言學的材料及方法,將傳統的中國音韻學往科學化的道路上走。基於羅常培在中國音韻學的貢獻是全方位的,諸如:漢語音韻史和漢語音韻學史、漢語方言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以及語言與文化等,因此,本論文擬從20世紀20〜50年代的中國語言學學術背景入手,以「羅常培之語言學探賾及其貢獻」為題,以探討羅常培在語言學上的成果及其貢獻為目的。本文第一章為緒論,介紹二、三十年代中國語言學的學術背景,並且論述羅常培的生平、著作以及他治學的學術背景,最後簡述學術界關於羅常培的研究概況。第二章論述羅常培在漢語音韻學上的研究及其貢獻,分別從上古音、漢魏晉南北朝音、中古音、唐五代西北方音以及近代音等領域,簡略介紹他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並提出該研究成果的貢獻及影響。第三章論述羅常培在漢語方言學上的研究及其貢獻,主要針對他在《廈門音系》、績溪方言調查及《臨川音系》中所提供的方言調查成果進行論述,指出它們在漢語方言史上的貢獻及影響。第四章論述羅常培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上的研究,主要分作兩個方面論述:羅常培在雲南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調查研究成果及貢獻,以及1949年以後羅常培推行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貢獻。第五章論述羅常培在文化語言學上的研究及其貢獻。主要介紹《語言與文化》的內容,並論述它如何影響了中國的文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及民族語言學;最後簡述《語言與文化》在語言與文化的課題上,羅常培提出的個人見解及建議。第六章總結羅常培在語言學研究的貢獻及其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分別從音韻學的研究、方言研究、民族語言研究、聯繫語言與文化、將語言學落實到應用層面以及他的舊學根柢與全方位的承擔等六點,來展現羅常培是一位繼往開來的學者,他的成就是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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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大通《太古集》及其「全真丹道《易》學」研究
    (2023) 吳韋諒; Wu, Wei-Liang
    本碩士學位論文以郝大通(1140-1212)《太古集》及其「全真丹道《易》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及論題。因其上承「象數《易》學」,中繼「圖書《易》學」,下啟「全真丹道《易》學」,更合魏伯陽(151-221)、張伯端(987-1082)、王重陽(1112-1170)之學,「北宗」和「南宗」之「《易》道」與「丹道」遂於其身心圓融,而成「華山派」之一家之學。筆者遂立足於前人重要學術研究成果,進而據茲提出基源問題意識:郝大通《太古集》及其「全真丹道《易》學」涵蘊為何?是以論證凡四主題:  其一,行誼:郝大通,初名昇,無字,法名大通,道號廣寧,自稱太古道人,金代(1115-1234)山東寧海州人,「全真七子」之一。其「《易》道」之師承,另有授受。其「丹道」之師承,當受「鍾呂丹法」所傳《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以及「南宗」所奉《悟真篇》影響。  其二,〈《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并序〉:其論「乾」之與「坤」,多化用孔穎達(574-648)之疏以作注釋,而合乎《周易參同契》之奧義。又論「道」之與「釋」,以釋僧肇(384-414)〈不真空論〉為其中心,以「重玄」之思惟闡發其「中道正觀」之佛理。「道」之與「教」,「乾」之與「坤」,「道」之與「釋」,「即體即用」,「體用一如」,三教會通。  其三,「修真圖」:第一類「修真圖」以「卜筮」、「象數」、「圖書」為承傳,主要承傳孟喜(?-?)之「卦氣說」,以及京房(77 B.C.E.- 37 B.C.E.)之「八宮卦」。第二類「修真圖」以「中醫」、「曆法」、「星占」為開展,主要開展《黃帝內經.素問》之中醫學理論,以及觀金代之天象以論曆學和星占學學說。第三類「修真圖」以「丹術」、「丹法」、「丹道」為宗恉,其以「《易》道」為「體」,且以「丹道」為「用」,建立圖式化之內丹修煉理論。  其四,「金丹詩」:郝大通乃融《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和《悟真篇》丹法之原則,而開「北宗」與「南宗」匯流之權輿。且其「修真圖」至「金丹詩」之整體體現,涵融「後天象數」而至「先天超象數」。於其人可謂王重陽至「全真七子」之「歧出」,於其論更可謂乃是首創「全真丹道《易》學」。  筆者於本碩士學位論文之最大學術研究貢獻者,即於「材料」、「方法」、「觀點」三者有所創見,且經由茲四主題之論證,深化郝大通及其《太古集》涵蘊,以及提出一自郝大通《太古集》後之專用術語——「全真丹道《易》學」。而更要之:一乃能描繪郝大通之「聲名」至「清淨」,二乃可貫通《太古集》之「《易》道」和「丹道」,三乃闡揚郝大通《太古集》及其「全真丹道《易》學」之學術價值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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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孟頫道教相關書法作品研究
    (2023) 李易勳; Li, Yi-Syun
    本文藉趙孟頫(1254-1322)道院宮觀碑記書法、道教經典的小楷寫卷等道教相關書法作品論述其藝術特色,兼論趙氏與道教的關係,並探究趙孟頫接觸道教對其書法風格的影響。趙孟頫的生活時代為宋末元初,除了與眾多江南士大夫往來之外,也和不少茅山宗、玄教道士有所接觸。趙氏與道教的淵源始於幼年,當時便從茅山宗道士杜道堅學習,曾為其作〈上清傳真圖序〉與〈玄元十子圖〉。隨著時間推移,趙孟頫也結識張留孫、吳全節等玄教人士,並留下相關詩文作品。由此可見趙孟頫與道教的淵源實屬不淺。此外,趙孟頫的詩文中,亦涉及道教的勝景詩與齋醮等道教活動。從中可看出趙孟頫嚮往閒澹自適的生活,也表現出愛民如子、不慕榮利的精神。  趙孟頫的碑銘書法特點在於放大二王小楷,兼用李邕的線條表現,並吸收唐楷結字緊密的特點,使字形得以結密,形塑自我的風格。比較趙孟頫書丹的儒釋道三家建築碑記,可發現儒家碑記多以楷書寫成,結字緊密而無過度欹斜,整體而言中規中矩;佛教建築碑記多以行楷表現,適時將字體中撇、捺的筆畫延長,在視覺上產生延展的效果,表現出自在的精神樣態;道教建築碑記藉於儒、釋之間,雖在線條上略有波磔變化,卻少有過度誇張的筆法,通篇乾淨嚴整,似乎渾然天成。趙孟頫除了書碑之外,在文集中也有道院宮觀的記文,從這些記文中,也能看出趙孟頫對道教的理解。如道教出自黃帝老子、道教分為符籙、齋醮、煉丹等科。又趙氏道院記文興感多元,從這些文章中可見趙孟頫表明再興儒學的志向、對恬靜自適的追求以及對先祖的敬重。  趙孟頫小楷成就為後人稱道,綜觀其儒釋道經典寫卷,可發現其書寫精到,如《法華經》的嚴整、《心經》的流麗等。而後人對於趙孟頫的道教寫經興感最為豐富,觀其所書彷彿得見天際真人,又有輕裘緩帶之風,略顯飄逸。至於趙孟頫對於道教經典亦有自己的理解,如《道德經》為最重要的道家典籍,趙氏的題跋對宋元註解《老子》有所批判,從《金丹四百字》、《玉樞經》等跋語可見趙孟頫以開闊的胸襟接納儒道二家學說,亦展現出奉持經典的功德觀。又趙孟頫曾過眼不少道經寫卷或圖繪,將觀覽後所感以詩文、書法創作表現。而趙孟頫現存的道經墨跡,風格多樣,如飄然潔淨的《常清靜經》、具王獻之書風的《道德經》、渾沉的《高上大洞玉經》等,對於道教經典的藝術化,有著不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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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與異形:《山海經》神怪的創造與認識
    (2023) 陳彥君; Chen, Yen-Chun
    本研究以《山海經》為基礎,探討神話紀載中的「人體」部件在神、怪、妖及獸等「異形」身體上的組合之意義,並針對初民們對異族、異文化者身上各人體部件的變形想像,嘗試釐清他們創造這些身體背後的原始思維,了解人體各部位在文化中的意義與定位。在大致分類與整理《山海經》中的人體後,本研究以「一般人體」作為參照基準,依據書中最常被使用的人面/頭部、手/足及軀幹三類人體部件為討論核心,輔以變形方法「加法」與「減法」,逐一聚焦討論初民們對該部件的變形與想像,最後綜合討論「人體」在神話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第一部分從中外原始思維的相關理論出發,逐步討論物我概念、「人體」作為基準的思維方式,以及中國自古以來「由已知推論未知」的認識方法,梳理初民們在思維上是如何將身體作為已知的「舊符號」,用以認識世界上未知的「新符號」,探究身體在原始思維及神話思維中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針對《山海經》中的「人面/頭」討論,此為初民們使用得最為廣泛的部件,需分類探討此部件拼其湊在獸、神及人身上的不同目的,並延伸討論面部器官變形的不同意涵,了解此部位從辨識作用、溝通需求到族群象徵等複雜多層功能的文化意義。第三部分針對《山海經》中的「手/足」討論,手、足與初民們日常所處的環境與勞動相關,也與專精的技藝及紋身文化相關,此部位變形的目的包含實用、表現對技藝專精者的欽慕,以及象徵異族與我族的文化差異。第四部份針對《山海經》中的「軀體」討論,作為身體的中心且為心臟所在處的軀幹處變形不易,但在此處的變形於初民們來說意義重大,或是具勇猛特質、或是具有特殊力量,軀幹變形者幾乎都有異於常人之處。此處的變形可見初民們對於巨大、渺小的文化概念,以及對死亡造成之生命型態轉變的思索。  在《山海經》中,人與神怪妖獸之間雖然物種不同,卻共享著人體的部件,體現了神話中「神與人、怪、妖、獸共享形似的身體」、現實中則是「人以自己的身體創造神、怪、妖、獸」的思維邏輯。而從本研究所歸納的《山海經》實例來看,初民們選擇的人體部件是很明確且範圍有限的,集中在人面/頭部、手足部及軀幹三類,這樣的選擇或許並非是因為初民們沒有能力去想像更多樣的身體變形,而是因為這些身體部位就是他們人生中所思考之大事的縮影,他們透過將身體變形樸實地思索自己與世界的關係。神話中的身體思維不但影響了相近時代的神話、文學、哲學、醫療與宗教等觀念,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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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的「自然與自由」:性命與歷史的分析
    (2023) 于北溟; Yu, Bei-Ming
    本研究的討論主要基於「自然/自由」的框架,是一次以「自然/自由」框架分析莊子整個思想系統的嘗試,而分析主要集中在《莊子》中性命和歷史的討論上。以「自然/自由」為框架的分析主要意義在於檢驗一種主體的觀念。而本研究的目的即是通過以「自然/自由」為框架的分析探索莊子的主體觀念,而這也是通過《莊子》來批判地重構自然與自由的關係的嘗試。本文除「緒論」(第一章)和「結論」(第五章)之外共有三章,分別對應於「莊子的『自然與自由』」之討論的三個主要問題:自然、自由、自然與自由的交涉。在歷史層面,自然與自由顯示為「歷史/原初」的劃分,其中「歷史」即是「歷史世界」,其定義是「在造化中運行的大塊」,是時間之流下的宇宙萬物。而「歷史世界」又有「往反」,即分裂與合一,那繫於「原初」,「原初」為「歷史世界」的「往反」提供動力。而在較為微觀的層面,自然與自由顯示為「人/物」的劃分,主要關聯於「回應物」或人與物相處的問題。關於〈天下〉篇中的歷史世界描述,本文以「自然不朽性」概述歷史世界之持存性,《莊子》中「大塊」的形象代表了其中的「自然不朽性」,「大塊」面對「時間」而不朽。而在「大塊」的法則之下,人類擺脫了極端的「有死」。另外本文認為「物」即是人的「不得已」本身,而人面對「不得已」顯現出三種基本態度,分別為「對抗」、「依靠」、「對抗又依靠」。本文以《左傳》、《史記》兩種最典型的不朽觀顯示前兩種態度,而《莊子》的模式是「對抗而依靠於物」的態度,貼近大塊的法則,而獲得某種意義上的不朽。本文分析歷史概念運用耶律亞德「渾沌/宇宙」與「神聖/世俗」時間的概念。而有「神話時代」與「人文時代」的劃分,二者對應於耶律亞德聖、俗兩種時間。而在《莊子》中蘊藏著神話與人文之間的批判,而其立場處在「渾沌」,即無關於「開闢」,而「原初」藏在「渾沌」之中,但又開啟了歷史的轉化。而在更一般的視角要考慮的是「物化」,在此「物化」所揭示的是「交涉」的無可避免性,或言「複數性」的根本性,「物化」啟示「差異為同一奠基」的論證。至此展露了多元的「道」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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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畫像風伯形象研究
    (2023) 廖志偉; Liao, Chih-Wei
    本文以漢畫像中的「風伯」圖像作為研究內容,從漢代氣化宇宙論、升仙信仰、天人災異、讖緯之學、禮俗文化……等層面探討傳世文獻未載的風伯形象。本文第二章首先整理漢畫像風伯圖像的出土狀況,對其出土區域分布、所屬墓室祠堂、圖像流行時代、墓室祠堂中的位置安排進行梳理,並將風伯圖像依構成元件分類為四類以利於後續討倫,且進一步論述各家學者對於風伯圖像意涵的詮釋問題。第三章,探討漢畫像中伴隨神車的風伯圖像以及與自然神並置的風伯圖像,發現風伯圖像在此兩分類中都作為次要元件。風伯吹送神車,具有護衛墓主、導引升仙的意涵,同時亦有輔助雷公、天帝施行天罰的功能;風伯與眾自然神靈並置,則是一同營造風調雨順、寧靜和諧的天界場景,並且還可以發現風伯與雨師有一常置的範式組合。第四章,探討風伯拔屋圖,風伯在此已作為格套圖像的必要元件,但整體情節意涵並非如學界所稱風伯拔屋是為協助墓主魂氣升天升仙,而應從天人災異的角度來理解:風伯吹氣拔屋代表天之告誡,而屋中之人則代表君子或是墓主本身,呈顯天人災異思想中「敬天省己」的意涵。此外,亦從中論述此圖之空間配置、方位對應、圖式衰落原因,補足前人未及之處。第五章,探討與星象結合的風伯圖像,可以發現風伯在此屬於天象圖之一,其形象應來自於歷代風神演變的最終結果──箕星的人形化,而人形身體的種種外在特徵則是基於古人「宇宙配於人身」的原始認識,不過後世風伯形象又隨著民間道教信仰之興盛而有所轉變。另外,風伯祭祀地位的變化與漢畫像圖式的流行正好相符,呈現「低-高-低」的起伏變化,而隨著風伯在道教體系中「司風」特殊性的減弱,風伯最終成為民間較為普通的自然神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