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41
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News
Browse
759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司馬光早年仕履及《古文孝經指解》初進時間考疑(國文系, 2012-09-??) 梁思樂; Leung, Sze-lok司馬光是宋代名臣，前人多注意他的政治影響及其史學鉅著《資治通鑑》。有關他的早年仕履，尚存疑點。司馬光將《古文孝經指解》獻給仁宗的時間，更是眾說紛紜。其實，《古文孝經指解》的書序結銜與進書表，均為後人留下關鍵線索。本文先釐清司馬光早年仕履的疑點，包括召試館閣校勘的時間，出任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的問題，以及赴任鄆州通判的時間。其次，本文將回顧前人對司馬光初進《古文孝經指解》的見解，探討各種說法的得失。最後，本文會以上述討論為基礎，利用書序結銜與進書表的內容，論證《古文孝經指解》初進於皇祐五年。Item 辨體到涵濡：沈德潛格調說的理想與實踐(國文系, 2012-09-??) 徐國能; Xu, Guo-neng沈德潛雖未以格調論者自居，然學界多將他畫入「格調派」之畛域，然歷來學人對其詩學主張雖有不少精闢析論，但對「格調」之定義及所指並無統一。本文欲從當時詩學背景考量沈德潛教人為詩的企圖與手段，並推測沈德潛「格調」說之作用與內涵。並透過沈德潛之詩歌創作的觀察，進一步探求沈氏之用心與侷限。是知「格調論」在創作上固然主張摹擬前賢之格調，但主要理想是希望學詩人能藉此辨體之高下，進而從摹體之神髓而契合前賢，進而提升自我藝境，終能突破窠臼而獨自成體。沈德潛論詩最高陳義在於對第一等襟抱之完成，也可以說是向儒家傳統詩教回歸之詩論。然當時根柢不深又急求速成的學詩者，多只能達於摹體之階段，於變體、成體一無所識；因此「格調說」終不免流於優孟衣冠、畫虎類狗之譏。然其欲掙脫傳統的內省歷程，許多論詩意見深切獨到，對傳統詩學提供了反省的契機。Item 陳子展研究《詩經》方法述評(國文系, 2012-09-??) 史甄陶; Shih, Chen-tao本文探討陳子展研究《詩經》的方法。陳子展重視歷代《詩經》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漢代學者及清代漢學家的說法。但是他不贊成《詩經》的教化作用，僅將此書視為文學和歷史的著作。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反省「詩教」被建立的過程，也試圖了解不同解說者的論證方式和階級立場，藉以解消《詩經》教化功能的神聖性。Item 論戴震《考工記圖》的明堂形制及其意義(國文系, 2012-09-??) 沈信甫; Shen, Hsin-fu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人，為乾嘉學術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的學問涉獵甚廣，其治學方法主張「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極深研幾，闡明經義。戴震對於名物度數的精核考訂，尤其以《考工記圖》一篇為時人所推重。戴震作《考工記圖》之目的是為了補足東漢•鄭玄（127-200）注的缺失，他在補注中逐一繪製圖象以作解說，於是古人制作的原意便昭然呈現。而《考工記》是因《周禮》中亡佚〈冬官〉一篇，乃補入之，於是《經》與《記》合為一書而得名。該書對古代社會裡諸多器物的種類、形制、構造、功用等均予以記錄，被視為一部古代工藝技術知識的彙編。對清儒而言，他們研治經學的方向不是從心性理氣作一形上思辨的論述，而是在經驗世界中關懷各種典章制度問題，並藉由考證方法的展開，重新安頓經驗世界的一切秩序。筆者發現自漢代以降的儒者對明堂制度的討論各有見地，聚訟不決，莫衷一是。是故本文擬以戴震《考工記圖》的明堂形制作為討論的中心。分為三個部分作說明：其一是論述《考工記》的明堂形制，其二是說明戴震對明堂形制的考證過程，其三是探討戴震考證明堂形制的意義。本文的論述欲以戴震作為個案研究，探討其研治禮學所運用嚴謹的考證方法，以彰顯出典章制度研究的思想活力。Item 〈隆中對〉缺失評議(國文系, 2012-09-??) 潘柏年; 林曉筠; Pan, Po-nien; Lin, Hsiao-yun〈隆中對〉之得失，海峽兩岸均有論文探究，臺灣學者主要把蜀漢不能復興漢室的責任，歸諸於關羽大意失荊州，此說過於直觀單一，難免忽略其他因素；大陸一些學者已注意到〈隆中對〉本身的缺失，唯諸說各有焦點，未能全面性探究此一問題。故本文主旨，乃全面性檢討〈隆中對〉之缺失。本文主張〈隆中對〉先天存在五大無解之難題，故雖有三分之功，卻無定鼎之業。知其得，則知其失；知其失，則益知其得。經由檢討〈隆中對〉之缺失，則更能體認諸葛亮卓越的眼光與智慧，能為當時尚無根據地的劉備，規劃一確實可行的建國藍圖，並導演半世紀餘的歷史走向。但由於外在環境限制，興復漢室本就是在不可能中尋求一絲機會，斷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Item 唐翼明《魏晉清談》析評(國文系, 2012-09-??) 王妙純; Wang, Maio-shun「清談」是中古時期的一種特殊風尚，同時也是魏晉名士才情最集中的表現。「清談」不僅是名士的標誌，也是士人求官進身的敲門磚。「清談」影響了當代的哲學、文學、史學與美學；「清談」也是魏晉風度具體而微的展現。唐翼明先生所著《魏晉清談》，是一本獨立而全面地介紹魏晉清談的專書。之所以「獨立」，乃是因前人往往將清談現象混合著魏晉思潮、玄學、以至政治和社會等等來談論，而作者卻能當做一個獨立的歷史現象來處理。之所以「全面」，則是因為從來沒有人將清談做縱向、橫向全面式的處理，而本書不僅縱向地探討清談的起源、發展與演變，又能橫向地探討清談的內容與形式。《魏晉清談》可謂是研究魏晉學術、思想與文化者，不可不讀的一部書。本論文共分成如下章節：一、前言。二、《魏晉清談》之創見。三、對《魏晉清談》之建議。四、結論。Item 論《西遊記》的《心經》與「無字真經」(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0-12-??) 謝文華本文聚焦在《西遊記》的《心經》和「無字真經」二個現象進行觀察，發現二事雖為各自獨立之故事情節，卻彼此潛藏微妙地內在呼應，在交會點上呈顯對「語言文字」的高度反省，作者似有意透過故事鋪陳，使讀者明白：用再多言語詮解《心經》，反不如「靜默」更能獲致「真解」；如來佛所傳授的「無字經書」，才是對東土眾生最好的「真經」，由此似乎歸結出：「真解」不待語言溝通，「真經」否定文字功能的矛盾觀感。如此作為，可謂作者別出心裁之警筆，畢竟用奇幻動人的故事吸引閱讀脾胃乃情非得已之策略，故藉由兩個文學衝突點的精心營造，使讀者在此駐足留心，感受「語言文字」的認知迷障，體察《心經》的潛在內涵，並瞭解「無字真經」之價值依歸，當讀者有此自覺地閱讀認知時，最終或可領略《西遊記》作者刻意凸顯《心經》和「無字真經」二事，其文學意圖指涉之對象，其實正是小說自身。若此說得以確立，則小說「價值」將因不同閱讀視角而有重新定位之契機。Item 《山海經》宇宙認識及其象徵敘述研究(2019) 李碩九; Yi, Seok Gu中國學術傳統中，《山海經》是一本難以導致單一定論的典籍。歷來不少說法由多種觀點來詮釋《山海經》。19世紀末在中國學術界出現「神話」概念以來，《山海經》詮釋為神話文本。「神話」也是各家說法不同的概念，不過至今19世紀末的故事性為主神話觀仍然影響於《山海經》詮釋。於是，本研究脫離故事性為主的神話觀，將《山海經》看作一種宇宙認識的表徵，透過對《山海經》表現形式的內在結構考察，試圖重新理解《山海經》的宇宙認識與其表徵特徵。 於是，本研究透過理論與文本的考察，試圖詮釋《山海經》宇宙認識與敘述的特徵。在本論文的第一章緒論，介紹研究動機與背景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由此提示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的基礎，接著設定研究範疇與研究方法。 在第二章〈神話概念與《山海經》的語言形式〉，根據緒論所提示的理論基礎，關注神話概念的性質與語言形式，而檢討作為詮釋《山海經》理論基礎的「神話」的有效性。於是，在第二章探索外來概念「神話」的詞源與中國學術界的接受。由此確認「神話」的本旨與接受之間的概念上差距，探討作為《山海經》詮釋框架的故事為主神話概念的問題與反思。進而，透過關於《山海經》的語言形式的考察，尋求適合詮釋《山海經》的神話概念。 在第三章〈《山海經》篇章結構與敘述方式的象徵〉，根據第二章的考察與從歷來經籍分類可發現的《山海經》的性質，探討《山海經》文本的性質，進而根據其篇章結構確認《山海經》文本中所內涵的宇宙認識與象徵敘述的概觀。 在第四章關注〈山經〉考察《山海經》的宇宙認識與象徵敘述。〈山經〉基於「國用」的觀點，透過其語言形式、敘述方式、篇章結構等的部分表現關於宇宙與物類的認識體系。於是，在第四章從〈山經〉的語言形式歸納出敘述範圍的空間認識、個體敘述方式、分類體系的觀點上特徵，進而試圖理解〈山經〉的宇宙認識與象徵敘述。 在第五章對〈海經〉集中考察宇宙認識與象徵敘述上特徵。〈海經〉的宇宙認識不只擴張其認識的範疇，並且轉換認識宇宙與世界的觀點。 比起〈山經〉，〈海經〉超越我國的範疇，從較客觀的角度敘述異邦奇物的特徵。〈海經〉的宇宙認識基於劃分自我與他者的境界認識，〈海經〉的篇章結構、個體敘述表出如此的境界認識。透過〈海經〉的文本考察，在第五章確認〈海經〉的宇宙認識上特徵及敘述體系上其認識的表現樣態。 在第六章考察〈大荒經〉的宇宙認識與象徵敘述。空間性為主的〈山經〉與〈海經〉的宇宙認識與敘述形式比起，在〈大荒經〉的認識上較顯出基於空間性的時間認識。以「日月出入」為代表的天體相關記載與神和族群的系譜內涵時間性的因素，以〈大荒四經〉與〈海內經〉組成的〈大荒經〉的認識與敘述體係表出內涵時間性的宇宙認識。在第六章根據〈大荒經〉文本的篇章結構與敘述方式探討〈大荒經〉宇宙認識的特徵與其表現形式。 在第七章為結論歸納〈山經〉、〈海經〉、〈大荒經〉的宇宙認識及其表現形式上的特徵，綜合組成《山海經》的三層認識與表現體系。由此，試圖重建《山海經》的宇宙認識的立體性與其表現形式的象徵性，進而探究《山海經》宇宙認識與象徵敘述的特性 。Item 民初武術家與武俠精神(2019) 盧亮廷; Lu, Liang-Ting民初武術家輩出，武俠小說風行，本文以武俠精神為軸，考察民初武術家，提煉過往在武俠文學或俠義思想上較少觸及的實人實事，先整理內憂外患下，武術成為精神寄託而有了「國術」之名的起因，其強健體魄的內涵，成為國人對抗船堅炮利的寄託，在被「東亞病夫」想像的壓抑當中，成為重要的出口。而有了庚子教訓在前，民初武術家不再以謀求實績為優先取向，而是廣泛運用著述來轉化武術中的練、演、打，將武術提升到精神層次。而通俗小說大興，武俠一門融合「志人」的技擊餘聞與「傳奇」的俠義小說，以此豐富了武術活動的世界，成為溝通真實與虛構的橋樑。從革命思想家到武術家，再到武俠小說，民初武俠精神與「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的俠義之辨連結，「俠」與「武」彼此互補。俠提供了武施展的正當性，而武給予俠身體的錘鍊，綜合國族身體、感知身體與被閱讀的身體，融以俠的行動精神，共構民初的「武俠精神」。 本論文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作為全文框架說明。第二章〈武林世界與武術家群像〉企圖對之後整理武術家與理出武俠概念，做一藍圖與範圍劃定。第三章〈民初武林秘笈：武術家著書的敘事與意涵〉以武術書籍為考察材料，分析其內由敘事方式與傳達而出的敘事意涵。第四章〈小說家與武術家相逢〉側重武俠小說家以武術家來寫武俠，所隱含的觀念分析，以兩個面向作為觀察，企圖理解武術家如何和武俠有著聯繫，同時梳理武俠作家藉武人所顯現的氣節精神、「俠」觀念更重視「武力」的趨向。第五章〈以武俠精神切入的民初意義〉提出武術家以身體實踐武俠，其內自然包含對社會反應的集體潛意識、武術的能動性，以及他們之間彼此構建出的武俠氛圍。第六章〈結論〉，總結民初武術與武俠的豐富樣貌。Item 董仲舒政治哲學中的儒學精神──以〈天人三策〉為考察起點(2019) 范如蘋; Fan, Ju-Pin本論文旨在透過〈天人三策〉的策問，以及漢初的社會因素，認識當代思潮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執政問題。以此時代背景、執政者的關注焦點，作為理解董仲舒建構政治思想的基礎。 武帝對政治意識形態選擇的疑慮，出自漢初以秦為鑒的浪潮，使法家難以再公然地登上政治舞台，而黃老的寬和之治，施用至武帝時期，已不足以滿足武帝積極有為的治國野心。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便給了儒家進入政治場域的契機。武帝的策問，以天人問題為開展，反映了當代天人思潮的盛行，而在實務層面，武帝關注民性仁鄙、法律治安的關聯、官員品質的良窳，以及拓威四方等問題。董仲舒將其統整為「德主刑輔」、「本正末應」的施政理念。在武帝問以天人之際的語境下，董仲舒建構的天論，嘗試調和當代社會因素與個人理念，使其學說能更易於為當代接受。 董仲舒之思想，以天人論為架構，包裝其政治思想。如以「天人災異」之說應對君權，此理路雖遠離儒家理性發展的方向，復返了周初的迷信色彩，但其以《春秋》災異紀錄為媒介，將《春秋》及儒家思想帶入當代盛行的天人思潮中，藉由災異之解讀結果，對君權達到一定的限制。而其賦予陰陽以主從位階，並以之界定君臣關係的論述，則可回應帝制型態下，對尊君的需求。 在政策內容上，董仲舒以「陽尊陰卑」開展出「德主刑輔」之說，延續了黃老道家「治道法天」的理念，為人間政治尋求形上的依據。同時，亦著眼於具體操作策略的提供，參酌了法家理念，如循名責實、分職而治、潛御群臣之術等，使儒家理念更切近於實務。其德主刑輔的理念，具體展現為「先富後教」、「原心定罪」等主張，其中對養民、教民的重視，仍深具儒家重德治、人治的色彩，而對君德修養的重視，亦符合儒家內聖外王的治國理念。 可見董仲舒的思想，在本質上仍持守著儒家的精神，但能參採各家學說，強化為操作策略，並兼顧帝制下尊君的需求、與當代的思潮貼近。雖在天論、君臣關係上，改變了先秦儒家的論點，但這些改變卻是引領儒家進入政治實務的關鍵，使儒學得以成功立足政治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