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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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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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從《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日中兒童改寫本看情色元素的操縱(2019) 涂瑋瑛; Tu, Woei-Ing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Item 安 徒 生 故 事 中 譯 本 研 究(2003) 呂奕欣; Yi-hsin Lu本論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基礎，探討近百年來安徒生故事的中譯現象。埃文－佐哈爾指出，若翻譯文學處於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則譯文講求「充分性」，若翻譯文學處於系統的邊緣位置，則譯文注重「可接受性」。翻譯文學的位置，會影響譯者的策略。 本論文分為五個時期來討論近百年來的安徒生故事中譯本。第一時期為早期的譯文，主要受晚清的翻譯規範影響。晚清的翻譯文學處於邊緣的地位，因此直譯的譯本並不受歡迎，並且出現了大量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化價值觀的譯本。 第二時期為新文化運動，此時的譯文位於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因此安徒生故事的譯文多採直譯的策略，十分講求譯文的充分性。 第三時期為三○年代，此時期的安徒生故事預設讀者從知識份子轉變為兒童，逐漸走向邊緣的兒童文學系統，譯文也開始有了簡化與注重教育性的傾向。 第四時期之後，為五、六○年代台灣地區的譯本，此時期文學系統位於整個大多元系統的邊緣，安徒生故事也沒有新的譯本出現，可說是發展停滯的空窗期。 第五時期為一九七七年至今，此時安徒生的中譯發展可分為兒童與成人兩系統。安徒生在兒童文學系統發展得相當蓬勃，不過受限於兒童文學的自我定位，因此譯文有大量改寫的情形。至於成人系統的譯文仍處於邊緣地位，因此除了葉君健的譯本之外，並無其他著重充分性的新譯本出現。 綜合以上分析，可發現安徒生故事的中譯過程並非靜態的語言轉換。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的位置，會影響譯者如何操縱譯文。筆者最後提出建議，認為未來應有更多樣化的新譯本，以彌補舊譯本之不足，並符合多元系統中不同讀者的需求。Item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2011) 李明哲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Item 《動物農莊》兒童譯寫本比較研究(2009) 鄭郁欣; Yu-hsin Cheng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自一九四五年出版以來，已譯為多種語言，為諷刺文學的經典代表之一，台灣於此五十年間亦屢有譯本推出，至今約有四十本中文的《動物農莊》，除了以原作諷刺文學身分所推出的一般譯本，隨著社會的發展與多元需求的出現，《動物農莊》也獲得了新的身份，不僅化身為兒童文學，也成為英語學習教材。本論文將分析台灣出版的六版《動物農莊》兒童譯寫本，以沙維特（Zohar Shavit）所歸納之五項兒童文學翻譯現象為分類基準，分別為依附現有模式、譯文完整性、譯文複雜度、意識型態或價值觀的改寫，以及風格規範，分項檢視此六版《動物農莊》的譯寫策略，綜論六版的個別特色，討論譯寫本經過增修裁切，原作中的寓意是否保留或是產生變化？又兒童譯寫本期能達到哪些功能與效果？這些功能與效果與原作相較，又有哪些差異？並以分析結果提出對非兒童文學進入兒童文學領域時譯寫策略選擇的建議。Item 論羅德•達爾童書中譯本的翻譯與改寫現象(2017) 蔡月媚; Tsai, Yueh-Mei羅德•達爾 (Roald Dahl，1916-1990) 不僅為西方兒童文學名家，並且有別於一般童書，其兒文創作不時以嘲諷的文字風格描繪兒童不宜的故事內容，因此，本研究冀望透過歷時性研究，爬梳達爾在臺灣的接受史，檢視其童書如何藉由翻譯與改寫在國內兒文市場被通關放行。首先，儘管達爾童書早期中譯本出版者眾，卻無任何出版社提出有系統的出版計畫，導致其人其書面貌模糊。接續的志文出版社《新潮少年文庫》以較完整的編輯策略介紹其童書，並多保留達爾苛刻的寫作風格，譯文也採全譯，而非早期譯本的改寫策略。小天下出版社取得達爾童書最新版權後，則將其改以套書方式出版，並形塑達爾兒文經典大師的形象，不過，翻譯策略除於前人譯本的基礎上予以修改或重譯，對其中似乎較兒童不宜的內容，譯筆則常趨向溫和淡化。 整體而言，正是因為上述國內不同時期出版社與譯者的協力合作，達爾及其童書得由最初零散模糊的介紹，終至成就其在臺灣兒童文學大家與經典童書的地位。儘管如此，探討各出版社編輯策略與譯者翻譯策略時，尤其是關於達爾童書中易引發疑慮的內容與情節，本研究發現達爾童書中譯本與改寫本產出的歷程也同時反映出臺灣不同時期兒童文學的出版文化、主流價值與翻譯策略相互對話的成果。 關鍵詞：羅德•達爾、兒童文學、翻譯、改寫Item 從東方出版社三本「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作品看譯者的操縱(2016) 簡捷1962年，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系列，這套經過改寫的世界文學名著經歷數度改版、再版，不僅曾獲新聞局推薦為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臺北市政府評選為優良兒童讀物，1990年推出重新包裝的「革新版」至今仍在市面銷售，1996年甚至推出簡體字版，其影響力可見一斑，若說這套讀物形塑了一代臺灣兒童對外國文學的認知也不為過。這套名著改寫作品的版權頁及序文都署有「改寫者」的姓名，但其實並不是由「改寫者」由原著改寫為兒童讀物，而是從日文已經改寫完畢的出版品直接翻譯而來。目前可見的研究多遵從東方出版社的標示，將這套讀物對原作的更動視為中文「改寫者」所做的更動，忽略了日文來源本的存在；亦有研究雖意識到日文來源本的問題，卻無法釐清確切來源版本，因此造成研究上的困難。 另一方面，「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包含不少一般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一開始的目標讀者並非兒童，因此在改寫為兒童讀物的過程中，勢必經過不少操縱。本研究挑選《茶花女》、《埃及艷后》、《王子復仇記》三部作品為研究對象，這三部作品的共通點除了都含有明顯的「兒童不宜」要素外，也都對女性角色有明顯的操縱。本研究透過詳細的文本比對，找出當年根據的日文來源本，檢視這些作品在轉化為兒童讀物的過程中經歷了何種操縱，並釐清究竟有哪些操縱來自日文改寫者，又有哪些操縱源於中文譯者。研究結果發現，東方改寫本的主要結構與日文改寫本幾乎相同，因此主要操縱大多源於日文改寫者；但三位中譯者的處理策略各有特色，對於日文改寫者的操縱並未照單全收。Item 福爾摩斯變形記：以台灣東方出版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為例，談翻譯偵探文學為兒童文學(2005) 馮瓊儀; Chiung-yi Feng1960 年，台灣東方出版社改寫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出版《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目標讀者為兒童，初版為 20 冊。本論文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出發，並依照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的兒童文學翻譯理論，以及偵探小說的重要元素「懸念」，討論東方譯本的變形。佐哈爾．沙維特認為，由於兒童文學位於文學系統的邊緣，譯者可以調整文本，做出種種增刪修改，但必須符合兒童文學的兩大原則：「教育」及「符合兒童閱讀能力」，調整文本的方法則可能在人物形象、情節、語言等方面。本論文即探討東方版譯文對福爾摩斯小說在人物形象、情節、語言，以及偵探小說重要元素「懸念」等方面所做出的變形，探討變形的原因、結果、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