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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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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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Song of Ariran and the Question of Translation(英語學系, 2018-09-??) Suk KimA quasi-autobiographical text recounting the lifelong journey of a Korean revolutionary named Kim San (a.k.a. Jang Jirak), Song of Ariran (1941) emains a unique work offering an intimate view of the incessant political strife into which East Asia was throw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text stands out from many hagiographic works of its genre through the way that its narrator casts his political peregrination—one that takes in nationalism, anarchism, and communism—under a thematic rubric of compulsive failure. One outcome of this avowal of failure is an aporetic logic of narrativity, whereby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round a desire to invest meaning in experiences that consistently resist such signification. But the theme of failure in Song of Ariran extends beyond its probing of the problematic boundary of life and writing. For in acceding to the offer of a joint literary project with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Nym Wales (a.k.a. Helen Foster Snow) in the foreign medium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Kim San in effect raised the question of failure to the text’s formal level by problematizing the idea of translation as a derivative form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By drawing on Naoki Sakai’s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of translation as “heterolingual address,” my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a text like Song of Ariran for our time lies not so much in the moral or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its textual content as in its positing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special form of literary readership, which Kim San enacts via the traces of incommensurability arising from his collaborative encounter with his American writing partner.Item 臺灣布袋戲英譯初探:霹靂布袋戲劇集英譯譯注(2019) 陳宣; Chen, Hsuan布袋戲自十八世紀中葉傳至臺灣以來,歷經了許多革命性的變化,也因此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研究的重點。然而,大多數文獻偏重討論臺灣布袋戲的歷史與發展,或是布袋戲中使用的臺灣閩南語,而鮮少觸及翻譯這塊領域。臺灣布袋戲經歷過豐富的歷史及政治背景而演變至如今的樣貌,蘊含複雜的文化意象,加上使用的是臺灣閩南語,因此英譯實為一難題。而目前的現代臺灣布袋戲當屬霹靂國際多媒體為龍頭,將此一民俗表演藝術與多方科技融合,形成一種新的現代產物。此篇論文將提供筆者自翻的霹靂布袋戲劇集系列一集,並附上注釋作為譯注。霹靂布袋戲以閩南語為口頭語言而國語為影視字幕,此文以翻譯國語字幕為目標,透過布袋戲國語字幕的英譯讓來自不同文化、說不同語言的朋友也能欣賞臺灣寶貴的藝術。此篇論文旨在透過筆者初步的嘗試,以期為臺灣布袋戲吸引更廣大的關注,並展現此種文化翻譯文本的可譯性,未來期望有更多學術界的專家能可更進一步研究臺灣布袋戲的英譯,讓此臺灣本土文化為國際所了解,發揚光大。Item 從《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日中兒童改寫本看情色元素的操縱(2019) 涂瑋瑛; Tu, Woei-Ing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Item 整體式與分項式翻譯測驗評分之等化: 多面向羅許分析模式(2016) 陳德海; Chen, Te-hai英文在台灣的教學環境中是主要的核心科目之一,而且在普通高級中學英文課程綱要中,培養學生中英翻譯的能力也是其主要的目標。在重要的升學入學考試如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中,中譯英常常是測驗題型的其中一種。翻譯評量的給分本質上是相當複雜的,採用何種評分規準以及評分者的合適與否皆對於判斷受試者的表現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旨在檢視現行翻譯測驗題型中分項式給分的效度,並為翻譯測驗的效用提供實證。 本研究亦提出整體式評分規準為現行分項式給分之替代方案,並檢視兩者能否平等地評量考生於翻譯測驗中的表現以及評分者的專業程度與評分經驗是否在某些程度上影響他們評比受試者們的作答。本研究採用多面向羅許模式 (Many-Facets Rasch Measurement Model)來分析實際資料,期盼能透過實例來檢視翻譯測驗的分數與評分者專業程度及評分經驗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整體式與分項式評分規準應用於翻譯測驗的優點與缺點將會被仔細的檢視與探討。Item 運用多面向羅許測量模式分析指考和學測翻譯試題(2015) 蘇芷瑩; Su, Jhih-Ying在台灣的英語教學現況中,「翻譯」不僅列入普通高級中學英文課程綱要中的核心能力,也是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考試題型之一。因此,教與學當中,翻譯為不容忽視的語言能力。在翻譯試題中,評分者扮演極其重要的關鍵角色,因為評分者可以用分數去評斷考生能力,然而評分包含眾多複雜的因素,像是評分者本身內在學術知識、過往評閱試卷經驗,或是評分者個人特質,皆有可能影響評分的嚴厲或寬鬆程度。因此,本研究應用多面向羅許模式(Many-Facet Rasch Measurement Model)去檢驗評分者特質(評分者經驗)對於翻譯試題評分的影響程度以及多面向羅許模式如何看出四個因素間(考生能力、評分者嚴厲程度、評分者經驗、考題難易度)的交互作用。參與此研究的受試者為二百二十五名來自北台灣的四所高三學生。研究結果顯示評分者經驗在某些程度的確會影響評分,包含過往批改經驗促進了評分效率、對考生答案更為敏銳與有較大的彈性空間……等。然而,評分經驗並不是評分品質優劣的指標,即使是新手評分者,若能仔細詳閱批改說明與標準答案,並且謹慎批改試題,也能提升自身的評分品質。本研究對於在中學擔任英語科老師能有極大的啟發,英語科老師不僅只有教學,也要懂得如何批改翻譯試題。在翻譯考試中,只依循原始分數去評斷學生翻譯能力與翻譯考題難易度並非客觀,若能在施測中,同時使用多面向羅許模式去檢驗四大因素(考生能力、評分者、評分者經驗、考題難易度),相信不僅能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狀況,更能隨時調整自身的評分狀況。Item 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2010) 陳宏淑; Hung-Shu Chen本研究旨在探討譯者的操縱,關注的焦點在於譯者對文類、敘述模式、角色、情節的操縱。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此書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於一八八六年完成的日記體小說,後來在一八八七年由哈普古德(Isabel F. Hapgood)翻譯成第一個英文譯本,之後日譯者杉谷代水根據此英文譯本,於一九○二年翻譯成日文的《學童日誌》,而中譯者包天笑再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這段從義大利到中國的漫長旅程是一個複雜的轉譯過程,每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凸顯出譯者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比較義大利文、英文、日文、中文四種語言版本,觀察譯者如何操縱文本。他們的操縱顯示出翻譯其實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改寫。透過本研究提出的譯例,可以清楚看見譯者受到當時社會在詩學規範或道德規範方面的影響。在包天笑的譯本中,他將書中的故事改寫並在地化,類似這樣的翻譯策略在晚清頗為普遍,但透過本研究的比較與分析,可以證明包天笑的操縱也受到日譯本很大的影響,而不全然是他自己的創意發揮。在許多刪節改寫的部分,其實是日譯者杉谷代水操縱在先,包天笑只是蕭規曹隨。不過這兩位譯者的操縱都反映出他們在創新與守舊、西方與東方、異化與歸化之間矛盾掙扎,兩股力量的拉扯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由此案例觀之,譯文並非原文的反映或再現,而是原文的來世,在異地產生了新的影響與效應。Item 回望福爾摩沙: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在臺灣的譯介(2013) 林希樺; Hsi-hua Lin本研究旨在爬梳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在臺灣的譯介脈絡。1860年臺灣開港通商,吸引海關官員、傳教士、博物學者、探險家、商人等外籍人士前來,留下航行錄、日誌、隨筆、書信等一手紀錄。這些文獻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陸續在臺灣譯入中文,可概分為兩個翻譯階段,第一階段為二戰後至解嚴前(1945-1987),此時期的譯作大多由黨公營機構出版,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為主力。1970年代後,由於政府在戒嚴時期頒布多項法令管制出版,與臺灣相關的書籍出版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1987年解嚴後,本土意識抬頭,臺灣研究漸成顯學,第二階段的譯介(1988-2012)就此展開,除了賦予舊本新譯外,亦有首次譯入中文的新文獻。十九世紀正值西方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盛期,來臺西方人的旅行書寫多半帶有政治與經濟目的,遊歷心得並非文本重點,而是提供詳實的地理環境與人類活動紀錄,供既得利益者參考。百年前西方人眼中的福爾摩沙,如何透過翻譯移植到中文世界?文本功能又有何轉變?本文整理歷來譯介書目,並從贊助者、譯者、準文本、專有名詞還原翻譯、文本改寫、譯本價值等角度切入,勾勒兩譯介階段概況,試圖分析文本如何從「為帝國服務的書寫」轉變成第一階段譯介「統治者的參考書」以及第二階段譯介「瞭解自身的史料、強化臺灣意識的讀物」。Item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2011) 李明哲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Item 詮釋夢想:三本圖畫書的圖畫翻譯研究(2011) 徐嘉妍當代社會大量使用影像溝通,產生各種結合文字與圖像的多模式文本,圖畫書即運用文字與圖畫,各自闡述故事概念,兩種詮釋結合後,又產生新的故事。圖畫與文字作者在創作前,首先要理解故事概念,再以圖畫或文字符號表達,產生的圖畫與文字文本即對概念的翻譯。另外,理解、解釋與翻譯此詮釋過程中,畫家與作者的知識、經驗、社會文化傳統,以及圖畫與文字表達意義的成規,都會幫助產生與限制意義。本文首先從詮釋學的角度討論詮釋、翻譯與圖畫翻譯的關係,試說明何以圖畫是對故事概念的翻譯,再針對以「夢想」為主題的《你好老包》、《培培點燈》、《歌舞爺爺》三本圖畫書,將重點放在書中的圖畫,以符號學方法分析畫家如何運用各種圖畫敘事元素,透過視覺、文化等符碼翻譯書中蘊含的故事概念,再與文字對故事概念的翻譯比較,探討圖畫與文字對夢想的各自詮釋結合後,產生何種更豐富的新故事,為理解夢想帶來新意;期望藉此討論,更清楚地認識翻譯、理解與詮釋的內涵,以及彼此的關係。Item 閩南語翻譯問題初探—以《刣死一隻鳥仔》為例(2010) 徐立妍; Li-yen Hsu閩南語語文字化雖然進行多年,但一直沒有統一解決的方式,目前的主流是漢羅合用,也就是已考究出本字的詞彙就用漢字,本字尚未確定的就用羅馬拼音。漢羅合用或許適合閩南語的一般書寫,但若要普及推廣到普羅大眾,未學過閩南語讀寫的讀者恐怕無法讀懂。因此筆者認為文學小說應該用全漢字書寫比較恰當,讀者剛開始或許獨步習慣,但讀過一、兩個章節之後,就能抓到閩南語閱讀的要領,進而領略閩南語文字之美。 本論文以全漢字的閩南語書寫,翻譯美國作家哈波‧李(Harper Lee)的小說To Kill A Mockingbird(華譯書名為《梅岡城故事》),因為閩南語和英文之間的差異性頗大,所以採用紐馬克的溝通翻譯概念來進行翻譯,以譯文讀者的語用及閱讀習慣為主要考量,並分析閩南語翻譯時會遇到的問題,必要時和華語譯文做對照,比較兩種語言翻譯時有何差異,希望能為閩南語書寫及閩南語文學發展指引新方向,讓臺語成為更容易親近的語言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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