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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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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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臺南地區新式糖廠與市街發展的關係(2021) 李奕樵; Li, Yi-Chiao回顧臺灣的產業發展，糖業是過去重要的產業之一。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進行殖民地式經濟的策略下，新式糖廠的設立加速了糖業的生產量與發展，新式糖廠的設立除了奠定日治時期糖業的發展外，對所在地周遭的市街與聚落有著空間上的連結性與互動。然而，在新式糖廠與市街發展相關的研究中，較少研究對臺南地區有所著墨，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成長極理論（growth pole theory）對臺南地區九座新式糖廠與市街發展的關係進行探究與了解。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整理、實地田野調查及訪談等方法，分別探究臺南地區九座新式糖廠的設立歷程及區位、新式糖廠帶來的地方經濟效益、市街聚落的機能分析等層面。在九座新式糖廠的區位部分，原料及水源區位是設廠的必備要素，交通運輸區位未必靠近縱貫鐵路，可以透過其他交通方式與縱貫鐵路連接，勞動力區位則是靠近聚落設廠以確保勞動力來源。在新式糖廠的地方經濟效益部分，新式糖廠大多對所在地區帶來明顯的人口成長、對附近市街也帶來商業活動的效益，但在建成區擴張的部分大多較為有限，由此推測，新式糖廠是作為市街商業腹地的一部分，對市街發展可能只是其中一個影響要素。從行政機能的投入觀點來看，九座新式糖廠附近的市街，除了新營外，大多延續著清領末期已成型的階層等級發展，行政機關的設立也有著慣性效應，多延續自清領時期已有的市街階層作為設立地點的選擇，較無另外開闢新的市街設立行政機關的現象，由此推測，除了新式糖廠帶來的效益外，市街本身能夠發展茁壯，行政機能的投入、市街本身維持其原有的商業機能層級的慣性發展，也是促進市街發展重要的因素。Item 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2021) 小池 拓人; Koike Takuhito本文從日治時期臺灣豬隻宰殺的歷史出發，從財政、屠宰法規、肉品流通、戰時統制四個層面來切入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重新思考日本統治臺灣的殖民地特性。 1898年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以臺灣財政獨立為目標，開拓新的稅源，屠宰稅被列為地方稅的稅目之一。臺灣總督府利用臺灣人好吃豬肉習慣，屠宰稅在地方財政上具有一定的意義。總督府主要透過兩個措施來增加屠宰稅收入。首先透過大量設置屠宰場地，並使其公營化，再創設比日本還嚴格的屠宰法制，來監督私下屠宰。除了確保食品安全之外，也使臺灣屠宰稅大幅成長。 臺灣總督府將豬隻視為一種稅源，對於豬隻相關傳統民俗採取舊慣溫存，促進臺灣人的養豬活動。隨著縱貫鐵路的發達，連接起豬隻生產地與消費地，形成新的肉豬運輸系統。1920年代以後，各市都設有「家畜市場」，除了實現豬肉供需平衡之外，也讓家畜仲介商與屠戶進行肉豬交易，避免豬農與消費者虧損的風險。 臺灣總督府1930年完成本島養豬改良事業後，豬農的飼養技術也提升，開始利用進口飼料。雖然中日戰爭後，進口飼料受到限制，臺灣島內的養豬業於1940年開始衰退，然而豬隻作為本島屠宰數量最多的家畜，臺灣總督府因此得以透過屠宰場，展開肉豬的收購之外，豬皮也成了民間皮革資源。 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以後藤新平創造的地方稅制度為起點，屠宰場成為肉品流通過程中捕豬的「網子」，日本統治者將臺灣豬隻利用為財政、肉品流通、戰時動員的資源。Item 理蕃之舟：警邏船「扇海丸」之研究（1908-19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吳政憲; Cheng-hsien Wu明治40年（1907）年總督府發現東海岸南澳、太魯閣很多部落接近海岸線，軍艦砲擊，成效良好。隔年向陸軍省借入扇海丸砲艦，改裝為速射砲，負責取締走私、威嚇砲擊、隘推人員物資運輸等，對原住民產生心理威嚇，提高隘勇線推進效率，在臺灣理蕃史上，扇海丸是第一艘專為理蕃改造的砲艦，故稱「理蕃之舟」，反映總督府因時地制宜思維，具特殊歷史意義。Item 書包裡的青春物語——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2020) 官力安; Kuan, lee-an對現在的學生來說，背著書包去上學，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事情。臺灣人開始有使用書包的共同經驗，是日治時期隨著近代學校的定著而逐漸形成。書包因為具備容器的功能性，形成教育規訓中非透明化的領域，所以在書包那個小小的空間裡面，同時交織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範疇，既是傳遞新知識的工具，也是思想交流的橋樑。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為中心，基於使用書包已經成為臺灣人的共同經驗，以及物件為主題的研究有大量的圖像史料，因此本文以圖文書的方式呈現研究結果。全書分為六個篇章，前四章以物質文化的角度，探究不同學制與性別的書包形式、象徵性及意義；後兩章以消費文化的角度，觀察書包商品化與兩種主要的流通情形。 書包的社會生命史，為臺灣的過去訴說了一個以學生為視角的故事，因為容器的特性，在殖民統治之下，為臺灣人留了一塊自我追尋的空間。不論學生使用什麼形式的書包，都意味著近代教育在臺灣的展開，也象徵臺灣人對於新知識與學歷的追尋。同時，從學生的個人經驗可以看到，書包裡面除了裝著課本，也裝著學生對知識的自豪，甚至是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書包訴說著臺灣的政治、教育與社會的變化，也記錄著不同時代裡臺灣人的期待與感受。Item 日治時期森永製菓株式會社的廣告行銷—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2020) 徐愷謙; Hsu, Kai-Chien森永太一郎出生日本佐賀縣伊萬里町的伊萬里陶器屋，經一連串生意挫折後，決定赴美學習西洋製菓技術，帶回日本發展，使森永製菓誕生，並成為當今日本製菓界的龍頭企業。隨著19世紀末日本報業及報紙廣告逐漸盛起，森永決定投入以報紙廣告作為產品主力宣傳，並參與日俄戰爭後政府在各地舉辦的就業博覽會等活動，使名聲遠播。隨著口碑及資本的累積，配合市場對產品需求的增加，逐漸擴建工廠、研發新製品。對報紙廣告的設計態度也日漸積極，插圖的設計、繪製及文宣內容，皆較以往更加細緻。進入大正時期，森永透過大正博覽會，使牛奶糖成為日後的熱門主打商品。資本增加後，森永擴建工廠製造更多產品，從事多角經營，並開發海外市場。 而森永在臺灣報紙的廣告宣傳，起初是與特約店共同宣傳森永產品，1914年，森永的市場及規模逐漸穩定後，即投入更多的資金，直接在臺灣的報紙刊登廣告。1925年，設立支店後，可直接了解臺灣市場之需求，擴大對臺灣市場之經營。然而在九一八事變與第二次戰爭時期，公司為因應日本政府的統制經濟，改變生產及宣傳方針。在臺灣經營方面，森永也配合總督府南進政策，進而影響產品宣傳與支店經營方式。Item 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2012) 張雅綿; Chang, Ya-Mien木瓜山事業區北半部之太魯閣區，自古斤釜未入，1937年（昭和12年）底「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設立，使之受到更高規格的限制開發。日本領有臺灣以來，對於山林經營始終以國土保安為基本理念，因此在山林開發皆必須遵守植伐平衡的原則，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國立公的設置可視為山林保護理念之極致，也限制了山林的開發與利用，雖曾有人提議將國立公園地域區分為普通及特殊地域，而將普通地域妥善經營利用，達到保護與開發的最佳平衡，但官方始終未鬆動對國立公園內的保護限制。 1941年（昭和16年）設立的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是集結全臺灣木材業者而成立的特殊會社，唯一任務是供給軍需用材，為政府服務的意味明顯，但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及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等具官方強烈意志國策及統制會社有所不同，會社營運不具特殊與強制力，向各地業者收購木材而供給軍部使用。南邦林業在成立之初，即開始向官方申請林木伐採事業地，其中尤以供給針葉樹材的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最為重要，然因該區域位於國立公園境內，加以地勢陡峭不易開發，縱使多次發文催促，仍卻苦候不得許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木材的需求日益高漲，但向來依賴的進口木材卻不易進口，1942年官方實施木材實施統制及配給工作，依照重要性配給木材；在配給木材的同時，官方亦致力於增產木材。在木材增產的壓力下，官方固守的植伐平衡守則逐步崩解，官、民營林場都無法維持既定的伐跡地造林原則，臺灣山林因戰爭需求快速消耗著。 在此窘迫的情形下，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批准南邦林業經營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此舉代表官方棄守山林保護政策的最後防線，此後臺灣森林伐採完全失衡，一切以戰爭供給而努力。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取得太魯閣大山事業地開發權之際，各項物資納入統制管理，人力、資材皆取得困難，然南邦林業卻能夠在1944年（昭和19年）進行運材系統架設工程，可見南邦林業開發太魯閣的特殊意義。縱使太魯閣大山事業地甫運出木材不久，即因日本戰敗而告中止，未能完成供給軍需的任務，但其在國立公園內的開發事業，亦代表著日本放棄統治臺灣以來，對森林經營採國土保安及植伐平衡為原則之永續經營理念的分水嶺，此後一切皆以軍事木材供給為最高原則。Item 「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2008) 陳慧先「度量衡」按字面上來解釋，度為量長短的標準，量為計體積的標準，衡為計輕重的標準，在傳統上指對長度、容量以及重量的測量。 目前台灣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中，留有許多歷史的痕跡，舉例來說「甲、坪到平方公尺」的出現，橫跨荷治時代到戰後，而民間所慣用的「台斤」，則是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戰後台灣，政府曾兩度強制推行公制度量衡，但時至今日，卻仍可見台式、英美式與公制度量衡三者混雜使用。然就台灣史來看，公制度量衡的推行，實際上早在日本統治下的1920年代即已展開。 本文的內容，將說明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推展歷程。分1895-1923年與1924-1945年兩階段論述，說明日本政府如何以「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並又是如何嘗試全面推行改採「米突制」(公制)度量衡。Item 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2006) 蔡龍保邁向近代化是日治時期臺灣發展重要的特徵之一，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近代化經驗如何運用在殖民地臺灣，實在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日治之初，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信、上下水道、都市計畫等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道路由傳統道路進化為近代舖設道路，汽車由少數特殊階級的所有物變成一般民眾重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誠如眾所周知，殖民地經驗並非是殖民地近代化的先決條件，對於殖民地時期帶來的「近代化」與「發展」，有必要細究總督府政策和制度實施的過程，考量殖民地所付出的代價後，才有可能作出適切的評價。本文的探討除了可發現「近代路政制度」、「近代舖設道路」、「汽車」所代表的近代性之外，從制度引進、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亦清楚呈現臺灣異於日本母國的特殊性或殖民性、臺灣人在道路事業與汽車運輸業中的積極角色、臺灣人對近代事物之容受力，以及臺灣民間社會澎湃的力量。 日治時期的道路事業是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其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之影響漸進而日益深化。日治初期，總督府透過修築道路擴張政權至各地方，統治日趨鞏固；人力車、牛馬車等傳統交通工具和軌道、私鐵等近代交通工具也因之有明顯的發展。由傳統道路過渡到「近代舖設道路」、由傳統人力車和牛馬車進步到汽車運輸後，1920年代汽車運輸業迅速發達更帶來二次的交通革命，使得交通體系再行整合。迨至1930年代已形成國鐵、私鐵、汽車、船運、航空相互連結之島內外近代交通網絡，發揮交通設施的綜合性機能，促進地區的發展、人口的流動、資源的開發、產業的興起、物產商品化、資訊的傳遞、文化的傳播，形塑新的生活方式，對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帶來顯著的發展和變遷，邁向近代化。Item 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銷售與統制(2009) 蔣亦麟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分為臺灣生產的木材和自其他地區進口的木材，臺灣木材的生產分為民營伐木與官營伐木，規模較大的民營伐木業者皆由日籍材商經營，而官營伐木乃砍伐三大官營林場，即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的木材。木材砍伐後，分為原木和需要加工製造的製材，官營製材工場不論在生產力和動力方面皆具有優勢，民營製材工場無法和官營製材工場相較。 臺灣材的銷售亦分為民營材的銷售和官營材的銷售。民營材以1922年「關於官有林野產物市售價格之件」公佈後，總督府處理林木的政策約可區分為前、後二期。官方砍伐的官營材，銷售對象主要為官廳建築業和木材商人，銷售地區除高級材(扁柏、檜木)多賣至日本用作神社、佛寺等較雄偉的建築用材外，主要在臺灣銷售。能承購官營材的指定商，多為在日本從事木材業的日商，由於官方將官營材賣給指定商的售價並不高，指定材商將木材賣出的市價卻高岀成本數倍，所以獲利的應該是介於官方與消費者間的木材會社，即為享有「大牌」的日資會社。 日治時期臺灣官營材和民營材無法滿足臺灣的需求，因此須從其他地方進口木材，使木材貿易呈現入超的情形。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將從外國進口商品稱為「輸入」，從日本及其殖民地進口商品稱為「移入」，因此當時進口到臺灣的木材可分為輸入材和移入材，輸入材以中國材為主，移入材以日本材為主。日治初期臺灣使用的木材以對岸的福州材為主，約至1910年代左右，日本材逐漸凌駕福州材；一次大戰後尚有美材、北洋材陸續經由日本移入臺灣；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材幾乎斷絕輸入，臺灣越益依賴日本材的移入。 七七事變爆發後，臺灣實行統制經濟，1943年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成立，此時不論進口材或臺灣材，從供給、製材、銷售到配給皆形成一元化的統制，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則居木材支配體制的中心。戰時體制下臺灣的物資統制，使臺灣木材產量增加，木材自給率提升。為服膺戰爭時期工業化發展和軍備強化所需的大量軍用材，原本以民需取向的木材貿易轉為軍用取向，增產的木材中，尤以闊葉樹的增產受到注目。Item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變遷(2012) 黃慧禎; Huang, Hui-Chen漢人移民來臺，營造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建立在宗教寺廟的神權之上，以共同的祭祀活動，帶動族群的認同，以神明的神聖性來爲人民消災解厄，祈求平安、降福，因此寺廟的神權成為民間的權力中心，是民眾共同承認與信賴的所在。龍山寺建寺至今已逾二百七十年，其中歷經三個不同的政權，其功能也隨著政權的更迭而轉變。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移墾的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經濟、社會都隨之改變，使臺北成為現代化的都市，臺北鄰近的市鎮也隨之發展。日據時期的臺北社會已逐漸脫離地緣、血緣色彩，走向社會功能或社會需求的取向，由閉鎖而開放。艋舺也由地域濃厚的移民街庄，逐漸轉變為臺北市的一部份，龍山寺也因交通的便利，神明的靈驗，歷史的悠久，信眾的廣佈，突破地域的界限。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不僅跨越地域、漢人族群，甚至是超越種族。日本官方人員基於政治動機，而日本民間人士因佛教信仰與地方傳統的特性，親身參於龍山寺的宗教活動並慷慨捐贈，與其他寺廟的信眾來源相比，顯見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異質特性。 關鍵字:艋舺龍山、日治時期、宗教、祭祀、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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