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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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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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形式與內容之間 -- 和莫言重探時間與敘事(2016) 陳奇聰; CHEN, CHI-TSUNG1980年代的中國文壇出現了一批文學家，在創作手法與內容選材上都有新的突破。有鑒於過去的研究大多針對敘事形式、主題內容做個別討論，本篇論文選定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酒國》、《生死疲勞》三本小說，透過實驗性頗高的先鋒派作品中，嘗試連結文學形式與內容。就敘述形式而言，敘事學近年來開始轉向「形式的內容」，嘗試跳脫過去「形式」作為討論「內容」的附屬工具。回應中國文壇對於形式與內容的爭辯，並借鏡敘事學的轉向，本篇論文預期藉由保羅・呂格爾(Paul Ricoeur)的「三重擬像論(threefold mimesis)」來討論這三本小說在自我、敘述與時間的交互作用。 本文分成三章。第一章旨在勾勒出莫言所處的時代背景，並簡介其在近代中文學界的定位。第二章首先就呂格爾如何用「三重擬像論」來連結時間與敘事，接著討論詩學如何透過轉向倫理學，並在「敘事時間」投射出關懷(care)與責任。第三章會就自我、敘述與時間在小說裡的交互作用，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時間與敘述如何透過日曆時間、世代演替與檔案來產生連結？如何讓毛治時期結束後受傷、破碎的自我產生責任？三部小說的敘事時間是否具開放性，進而像評論家所言，超越線性與進步的論述？這些作品是否挑戰進步論述，還是被進步論述所侷限住？這樣的敘事時間是否加強我們的道德觀感，或反倒是弱化了我們的道德觀感？Item 翻譯：一個符號系統的探討(2014) 吳碩禹; Shuoyu Charlotte Wu本研究旨在以符號學作為後設語言，探究並描述翻譯文本生成之相關問題。本研究分為正文與附錄兩部分。正文共分為四章，附錄則有文本分析兩篇。首章由亞里斯多德《詩學》之模擬與創造兩概念出發，探討翻譯詩學的性質，確立翻譯文本生成乃基於後設溝通。第二章由生物符號學的自體生成機制探討翻譯如何藉由結構重組促成個別文本的生成以及意義的層層衍生。第三章探討翻譯如何由個別語言活動之連結，轉而引發系統互動。第四章則由洛德曼的對話結構出發，以翻譯為自我與他者對話之角度，探討系統互動對互動中的個別系統有何意義。附錄兩個文本分析，一為伍光建所譯之〈會揭露秘密的心臟〉，此文譯自愛倫坡之短篇小說，文本分析以格雷馬斯之符號矩陣以及敘事模型探討譯者的操弄如何促成翻譯的結構重組。第二篇文本分析以話語模態探討白芝在漢學家以及譯家兩個身分之間的翻譯作為有何不同，以及其作為與翻譯對話結構之關聯。Item 黑眼珠看藍眼睛：從文化研究視角看摩里森The Bluest Eye之中譯本(2010) 林侑青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譯本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改變其面貌，探討並理解其背後的操縱因素能讓譯本更真實地呈現。本文擬從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文化翻譯途徑出發，從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及詩學觀（poetics）三重面向分析摩里森的作品The Bluest Eye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本文第一章先介紹摩里森及其作品The Bluest Eye，簡陳該作品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並簡評主要研究對象─陳蘇東及曾珍珍的中譯本。第二章探討贊助者如何影響翻譯過程與其形塑的譯本形象，並討論摩里森作品中譯的延宕現象及摩里森與學術圈的緊密關聯。第三章則分析譯者有（無）意的意識型態如何影響並操縱譯本，並將焦點轉移至曾珍珍，分析曾珍珍台語翻譯策略背後的書寫意圖。第四章從詩學觀切入，討論摩里森筆下的黑色美國是否能成功在華文世界再現，分析兩岸譯者如何處理原文豐富的黑人語言文化及摩里森獨特的文字風格，最後聚焦曾珍珍的譯本探討其台華互滲風格的詩學效果。第五章則為全文總結。Item 《作為上師的妻子》翻譯自評──操縱過程與形象塑造(2009) 吳茵茵; WU, Yin-Yin藏傳佛教大師邱陽‧創巴 (Chögyam Trungpa, 1939-1987)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於一九六○年代末期到西方弘揚佛法，方式顛覆傳統，吸引並啟發了許多追求靈修的人士，是美國金剛乘佛教的拓荒者，但他也因為行為不符合佛教戒律和世俗價值觀而飽受批評。 筆者所譯的《作為上師的妻子》(Dragon Thunder—My Life with Chögyam Trungpa)是其妻黛安娜‧木克坡 (Diana Mukpo, 1953-) 的自傳。她從妻子的角度呈現邱陽‧創巴，以及他們共結連理的十七年歲月。筆者在翻譯過程中，發現如果把邱陽‧創巴的相關敘述進行佛教化與正面化的操縱，會創造出一個更符合譯入語文化的佛教大師形象。 本論文以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影響翻譯過程的三大因素──贊助者 (Patronage)、詩學 (Poetics) 和意識型態 (Ideology)，探討促使筆者佛教化與正面化的外在因素與內在機制，擬定具有一致性的翻譯準則，並確證美化創巴的翻譯策略是合理且適當的。接下來列舉並解析佛教化與正面化的翻譯實例，最後檢視如此操縱的必要性與意義。Item 追尋舊中國：由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看翻譯的運作(2007) 林俊宏; Oscar Chun-hung Lin自九○年代起，翻譯學界興起「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逐漸由文字上的分析轉由以文化面向解釋。如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便表示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而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他提出翻譯過程有三大影響來源：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以及詩學觀（poetics）。本文以此文化翻譯研究途徑出發，研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以中國題材寫成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不同時空下的翻譯背景，並為譯本中所呈現的面貌提出可能的解釋。 本文主體分三個面向。在贊助者面向，探討出版歷史、贊助者造成的形象，以及各種準文本的意義。評論譯作時往往著重譯文本身，但譯作的包裝卻會影響整部作品的意義及形象，甚至與作者或譯者的原意都有所不同。同樣一部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的譯本，在不同時空下就有了不同的包裝模式，呈現出不同形象。在意識型態面向，由譯者背景及時代因素，討論各譯者如何還原翻譯心中的「中國」：高羅佩要塑造理想中國，陳來元要回歸傳統中國，而姜漢森與姜漢椿則是帶入了英文版的中國。而在詩學觀方面，則是先比較中西修辭的概念，探討西方修辭學在中國文本的應用，找出中西之間修辭的共同點，並點出翻譯是文本變化的動力。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高羅佩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翻譯過程中深受勒菲弗爾所提出的三項因素影響，各譯本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各有不同。隨著各中譯本的傳播而與讀者互動，譯作塑造的世界便在中文讀者心中成形，等到讀者完全接受之後，又有誰能說這不是中國？Item 論杜國清現代詩創作、翻譯與詩論(2009) 蔡欣純; Tsai, Hsin-Tsun杜國清(1941~)，目前任職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UCSB)東亞系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積極推動台灣文學在國外的研究與翻譯。曾參與《現代文學》的編輯，於台大就學時期，認識白先勇、趙天儀等人。後於1964年與十一位台灣詩人成立屬於台灣人的文學詩刊─《笠》，為台灣文學的歷史寫下了新的紀錄。杜國清雖然在各方面耕耘，但是卻常被拆成好幾個分身，只記得他是一位學者、翻譯家，甚至稱呼他為《笠》的例外詩人。而近期的研究，也都是針對杜國清單一的身分作探討，尚未對杜國清的翻譯、詩作、詩論作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所以本文從杜國清詩人的身分出發，透過釐清詩人的生平經歷、文學翻譯、詩論，讓其現代詩的分析能更為透徹，以及杜國清在台灣詩壇的角色能更加清楚。 後來詩人到日本、美國等地求學，也繼續從事翻譯、創作等研究，他曾經研究、翻譯艾略特、西脇順三郎、波特萊爾、李賀等人的作品，所以在創作上也受到西洋、日本、中國等文學的影響。近幾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擔任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提倡世華文學，並推展台灣文學英譯叢刊，讓世界看見台灣文學。透過文學翻譯，杜國清能看見前人的作品與詩論，雖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翻譯偏好，但是因為深入探討過他人的創作，詩人進而能去挖掘出屬於自己的詩論與作品。 杜國清除了翻譯、寫詩之外，他也發展出一套寫詩的原則，與對詩的看法。他先從詢問文學的形上(mataphysical)問題—「詩是什麼」開始，早期認為詩是靈魂絕望的呼喚聲，後來認為詩是一種想像的美的世界。而後為了要將抽象的「美的世界」解釋清楚，他說明好的詩是一個平衡的狀態，詩的本質應該是由四維—情、理、事、物所構成，同時詩人寫詩要本著詩學三昧─驚訝、譏諷、哀愁而成，以便達至美的世界。不過在杜國清眼裡，美及哀，若要表達美的世界，還需要透過詩人之心以及感性與知性的操作，才能讓此詩達成平衡的境界。但是杜國清認為詩永遠只能接近平衡，而不能永遠的與詩神同在。所以要透過「超然」，使得詩人之心呈現一多相即的珠子，以圓融的應付有限生命對無限宇宙的哀愁。 所以詩人的創作，受到自己學問的啟發，讓他的詩作品產生階段性的不同，早期的詩作是單純的抒發個人之情，慢慢的生命經驗、學識增廣之後，杜國清則試圖將自己的理念透過創作來實踐，希望能夠為人類靈魂帶來安慰，進而形成一個永恆的藝術品。然而為了達到這宏大的理想，杜國清的作品呈現獨特的個人風格，若是與文學翻譯或詩學建構比較起來，他的詩目前仍屬小眾。雖然杜國清的詩與詩論還沒有深刻的影響臺灣詩壇，不過他在文學翻譯推界上的成果，卻是值得肯定的。Item 反諷詩學：以陳黎與唐捐為例(2014/08-2015/07) 林巾力「反諷」不僅僅是語言修辭上的技巧，同時也是哲學、文學、音樂、政治等知識 範疇中的重要概念。反諷的歷史源遠流長，從蘇格拉底到後現代，其指涉豐富、涵義 多端，卻仍可見其一脈相續的精神內涵。尤其在詩學的演化中，反諷更是扮演著推動 語言革新與詩意創造的角色。在台灣，無論是被歸為現代主義、鄉土寫實或後現代的 作品，都不難看見反諷的痕跡。其中，屬於中生代的詩人陳黎與唐捐，都是將反諷精 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詩人。他們的詩作融合了前行世代的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加之 本身的鄉野成長背景與學院的專業訓練，反映在作品中的是揉雜了來自民間與廟堂、 古典與現代等多元渠道的詩歌靈感。著眼於陳黎與唐捐在詩作中所展現的矛盾特質與 豐富性，本研究以「反諷」作為切入的主題，觀察兩位詩人如何周旋於各種對立錯雜 的元素之間，考察他們如何從中演繹出嶄新的詩意與特異的詩學，並進一步為現代漢 詩的「反諷詩學」開發一個可行的研究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