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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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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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晚清重寫型小說的文明想像及寫作實踐(2024) 蔡靖妏; Tsai, Jing-Wen本研究以吳趼人《新石頭記》、西泠冬青《新水滸》、陸士諤《新水滸》三部晚清重寫型小說為核心，探究晚清作家如何透過「重寫」策略，刻意挪用、變造前文本的情節框架、人物性格與義理價值，使重寫文本承擔起文化傳承之使命，同時折射出時空新變與家國存亡的當代問題，從而在各種新舊價值的拔河裡，釐清何謂真正的「文明」。整體而言，晚清重寫型小說的創作，既響應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號召，又突破文壇長久以來對續書「誨淫誨盜」、「狗尾續貂」的批評，更繼承「演義」的淑世作用，藉此擘畫「文明新中國」的想像藍圖，此為其價值所在。本研究第二章以「現代化時空的創建」作為主軸，討論在「進化論」風潮下，作者對故事時空進行進化處理，讓前文本中的舊人物現身晚清，觀看與體驗以「上海」為代表的港埠都市，形成「入世－考察－歸返」新型態遊歷敘事結構，找尋改造自我與中國的可能方案。從中發現「動力機械、報時工具、照明工具」三面向為現代化時空的重要指標，甚至衍伸所謂的「上海模式」，作為建造新中國的物質要件。此外，《新石頭記》又進一步幻設烏托邦，揭示中國既有的傳統文化資源是科技發展的根源，唯有鎔舊鑄新才是通往現代化的可行方案。伴隨西潮傳入，新空間與新制度必然對城市寓居者展開管理與改造，因此，「身體」可說是一種文化建構物，反映不同歷史文化階段的概念演變。故本研究第三章「理想文明人的形塑」著眼於故事人物不合時宜、不受管控的身體展演，從「便溺、飲食、衣著」三種生活面向，探析知識與權力的交互運作，從而掌握講究衛生、強國保種乃晚清社會的新共識，目的在於形塑一個「強健守禮法」的理想文明身體。另一方面，晚清時人意識到中國精神文明正崩塌瓦解，亟需重新確立立身處世的核心價值，故第四章「新中國夢的反思」，聚焦討論小說通過重申「內聖外王」的儒家思想，展開「王霸之辨、義利之辨」的辯證，最後綰合儒學與西學，建構一個萬國來服的「大同世界」，可以發現晚清作家以重寫演義來打造新中國夢，不僅是對舊小說的反省與修正，更是一種文明存續與進化的具體實踐方式。Item 近代臺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1897-1947）(2022) 呂東熹; LU, Dong-Shi臺灣自1988年報禁解除之後，傳媒文化史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焦點之一，目前有關日治時期，專職新聞從業人員，如記者、編輯等職業身分之建立、轉換與回應時代變遷，雖已有零星研究，但都只在單一個人身分，或相互對照組之論述，或是歷史性的結構鋪陳，有關記者或編輯職業類型的建構與論述，尚無系統性的專論。本研究以記者職業為研究主體，原因主要有兩點：1.記者是臺灣在日治時期新興的職業；2.從事記者工作者屬於社會領導階層，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本人與臺灣人記者的人數記者擁有怎樣的學經歷出生地的背景如何？記者的在社會上地位又如何？記者在戰後初期，所面臨的課題，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至於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與範圍，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傳統舊文人知識社群，以及新式教育下的知識份子，如何投入日本所引進的現代化報刊，成為新興職業──新聞記者的一分子；不管是傳統舊文人，或新式教育下的新知識分子，他們在面對日本帶進臺灣，具隱藏性的「同化」政策，他們的應對之道及產生的影響。這裡必須強調，本文不在論述或探討新舊文人的作品價值與內涵，而是著重殖民政府所建構，具有現代性的大眾媒體作為媒介的「文明陷阱」，傳統文人如何在這個新的文化展演空間，認識傳播平臺的現代性，以及自身轉變；而新知識份子，在吸納日本「現代性」之後，透過報刊作為論政基地，並建構臺灣人意識的過程。特別的是，新知識分子都同時扮演著「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雙重角色，本文乃透過歷史構面的回溯，進而檢視日治時期臺灣新聞工作者，如何經由大眾媒介的傳播平台反抗日本殖民體制的影響與意義，但這批具「市民社會」意識之「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新聞記者，卻在戰後很短時間內，已不見容國民黨體制，而紛紛退出新聞舞台。Item 跨國旅行下全球現代性的反思-分析台灣交換學生的認同(2022) 蔡季純; Tsai, Chi-Chun旅行，在觀光客與「找到自我」的年輕人之間，被勾勒出既充實卻又模糊的想像。近年來，台灣年輕的交換學生們以出國交換作為壯遊，企圖建構自我與社會認同。他們的自信與勇氣往往受到讚揚，跨國旅行成為躋身世界的舞台，然而從後現代消費社會的角度視之，年輕世代對於個人認同乃至生活風格的確立，逐漸揚棄過去傳統社會穩定的「親密關係」、「工作」、「志業」等價值，取而代之的是「美學」、「公民意識」、「個人主義」的生活政治。現今，遑論人口販賣、跨國勞工、難民之移動，旅行儼然已成為一套享有衝動特權且無須理由的新倫理價值，尤其對於年輕世代而言，他們更因此而重新思考工作、旅行、消費的意義。本文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以全球化現代性觀點探究交換學生跨國旅行經驗與台灣社會互為交織的意涵，分析台灣交換學生如何藉由旅行操作，展現自我與社會認同，以及其積極行動背後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另一方面，從現代性消費的角度分析旅行的符號如何被複製、生產、消費，這個過程如何有效地整合與掩飾交換學生的欲望。一個人的旅行，在跨國文化衝擊下，轉而反身凝視並闡連（articulate）自我的過去、現在、未來，藉以比較、反思鑲嵌在原來社會與國家的困境。Item 遲來的時間或被壓抑的空間?：晚清上海的城市現代性及偵探空間想像, 1860s-1910s(2010) 楊子樵; Zi-qiao Yang中譯福爾摩斯偵探故事於1896年首次在維新派文人梁啟超所辦之《時務報》上連載，並成為以科學邏輯啟蒙大眾的文化工具。作為一迥異於傳統公案小說的新犯罪文學，福爾摩斯偵探故事旋即在中國讀者間掀起一連串閱讀、翻譯與模仿的風潮。多數研究者多從翻譯引介之後的「影響」面向爬梳西方偵探文類在中文世界的傳播、模仿及其連帶社會意涵，卻未更深入探討此影響發生前接受環境本身所可能蘊含的偵探元素。本研究企圖另闢蹊徑，將研究焦點放在十九世紀中末葉上海文人城市書寫所呈現的「類偵探」隱喻及其中所透露的另類現代性。以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為英文參照文本，本研究選取若干晚清上海文人書寫的城市雜記、新聞報刊、小報畫刊、詩詞及連載小說，並探討其中曖昧的敘事張力及空間游移。透過列斐伏爾的「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詹明信的「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 以及托多洛夫之偵探敘事學等理論視野,本文試圖探問:在十九世紀中末的上海都會空間裡，面對物質和文化環境的劇烈變化，城市中的文人是否已逐漸醞釀一種前現代的「偵探式」觀看美學。 本論文第一章從理論層次探討偵探敘事當中所蘊含的雙向游移及中介，並進一步將此敘事邏輯連結到「再現空間」與「認知繪圖」中所暗示的美學潛能。依循此內在空間邏輯，晚清上海文人在面對現代空間均質化與標準化的壓迫時，亦從現代性內在結構中折射出一隱而未現的「差異空間」(differential space),而此游移中介空間即本文所聚焦的偵探式再現空間。第二章探討上海文人書寫中所呈現的「幻影」及「群眾」，藉此彰顯文人面對都會奇景的觀看模式和置身無名大眾的恐慌。第三章從上海的現代交通動線及建築空間出發，描繪城市文人從租界規劃邏輯中所投射出的雙向窺探與捕捉意圖。第四章從十九世紀新興的醫療空間及自然史演化論述，討論偵探敘事中隱含「啟蒙身體/墮落身體」的曖昧雙重性，並對照晚清譴責小說中自我解構的另類身體空間/時間想像。 上海文人不斷逡巡於現代與前現代之間、在場與不在場之間、未來與過去之間、群體與個人之間，而其再現與觀看之模式亦隱約暗示了現代偵探發生的潛在契機。Item 康拉德小說中的空間與現代性(2009) 張鈞婷; Chun-Ting Chang中文摘要 本論文試圖藉由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探討康拉德作品中的現代性議題。不少論者認為現代主義是關注時間的文學而後現代主義則為關注空間的文學，但本論文將論證空間在現代主義中已成為一重要思考概念，據此主張以康拉德兩部現代主義小說—《水仙花號上的黑水手》及《黑暗之心》為例，從空間的角度探討作者如何思考現代性中資本主義此一重要面向。本論文共分成四個章節。論文第一章首先回顧前人對康拉德這兩部現代主義小說中關於現代性議題的研究，發現少有評者從空間的角度探討此議題，認為此一方向值得進一步探究。接著我將論證現代主義實為一關注空間的文學，認為援引空間理論分析康拉德如何在其現代主義作品中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有其合理性，同時也在此章介紹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第二章專論《水仙花號上的黑水手》。本章認為康拉德筆下的海洋空間並非社會真空，而是為一被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所穿透的權力空間，而作者對於海洋空間的不同的再現方式則透露出他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意識。本章將小說置於海洋政治經濟史的脈絡下，比較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兩種不同生產關係下的海洋空間實踐論證十九世紀海洋空間為一資本主義空間。接著援引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分析作者如何從統治者及被統治者兩種角度再現海洋空間，以期揭示康拉德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第三章則以《黑暗之心》為例，主張康拉德在這本小說中的關懷核心為歐洲而不是非洲，非洲主要是被用來和歐洲做一對照，以突顯資本主義現代性中的壓迫及意識型態的本質。論文末章總結全文論點，認為康拉德在他的現代主義作品中充分展現他對資本主義空間的批判性，同時也驗證了現代主義為一關注空間的文學。Item 在食之外：日治時期臺灣食譜的文化與政治意涵(2018) 黃品儒; Huang, Pin-Ru本文所欲探討的，是觀察日治時期才出現在臺灣的食譜文本，在內容有上有著何許特色，除了這些內容又有什麼樣的「弦外之音」存在。由於清代台灣仍屬移墾社會，精緻飲食文化的發展並不盛，所以清代臺灣有關飲食的文獻並不豐碩，除了少數的方志有載，其他多見於外人遊臺所留下之紀錄。 食譜的刊載濫觴於日治時期，主要刊載於報紙及雜誌期刊之中。因此，臺灣食譜的發展直接跳過了具有自我特色的發展歷程，而是承接了日人經明治維新後受西方影響而來的現代食譜。筆者將臺灣食譜在日治時期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開展（1900-1907）、穩定（1907-1936）及戰時（1937-1942）。 開展期尚未有承載現代性要素的食譜刊登，但日本的旬文化在此時期已開始出現；穩定期開始有了臺灣料理、各式料理及大量家庭料理食譜出現，含有計時及計量等現代性元素者亦不在少數；戰時則以國族意味濃厚的建國料理及因應物資匱乏的代用食、節米食譜居多，並在1942年後就未見食譜之刊載。可見食譜的刊載與時代變遷確實有相當的關連。若再行對照歷史事件的發生（如皇民化運動、總動員體制等），則可觀察出食譜背後反映出的文化與政治意涵。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7-03-??) Chung-jen ChenI intend to read the latest BBC production of Sherlock by exploring the making of digitized modernity in which confide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only prominent but fundamental to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howing that violence may exist purely for the sake of violence, not for retaliation or out of self-interest, I argue that the remake of Sherlock is not concerned with criminals but criminality. By pointing out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digital citizenship endowed with indiscriminative rights of membership in the constant shadow of terrorist attacks, I argue that a safe England must be constructed in spite of the necessity of risk. Sherlock reveals a path leading to a digitized brave new world in which risks will be perceived as information, terrorist attacks conceived as incentives in an extended, reiterated game of prisoner’s dilemma, collective safety achieved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coding, decoding and the network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very single life incarcerated within the process of capturing the torrent of big data. While digital citizenship promises a future of open access, free participation, and a lower barrier of entry, the promised democrac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ds to the unavoidability of criminality and fear, leading to the coexistence of safety and risk.Item 旅人的體驗與視界：《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遊記敘事(2011/08-2012/07) 林淑慧旅遊文學不僅是空間移動體驗的紀錄，且蘊含旅人投身自然或人文環境的感知，其敘事位置更反映作者的視界。台灣十七世紀到當代的旅遊文學蔚為長流，其中，遊記具散文體敘事特質，爬梳文本並參照相關研究成果，將有助於釐析旅遊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因《臺灣教育會雜誌》為日治時期發刊長久的系列雜誌，且於1903（明治36）年到1927（昭和2）年增設漢文報，在臺灣文學場域上頗具代表性。本專題研究計畫以此雜誌的漢文報為主要範疇，探討所收錄台灣與日本遊記的敘事意義，並論析旅人的現場體驗與視域。這些作者多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師生，或是如林呈祿、王敏川、張淑子等關注教育的人士，亦有一些傳統文人如吳德功以及中村櫻溪等日本學者。遊記或流露作者的地方感與認同，或於字裡行間隱含殖民權力的滲透，此類旅遊文學與文化之間的關聯，亦是值得研究的議題。故從台灣意象、八景書寫、修學旅行、參觀共進會、現代性體驗等面向詮釋文本；同時分析遊記文體的功能性、內容佈局、詩文對話以及作者的視域等，有關遊記主題與形式的表現策略。又為呈顯此刊物所載遊記與日治時期遊記的共性與殊性，故與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民報》等系列報刊的遊記主題相比較，以期為台灣旅遊文學史料的蒐羅及詮釋貢獻心力。Item Against the “Uprush of Modern Progress”: Exploring the Dilemma and Dynamics of Modernity in George Orwell’s Burmese Days(英語學系, 2014-05-??) Angelia PoonPublished in 1934, George Orwell’s first novel Burmese Days was the result of his five years in Burma doing “the dirty work of empire” and oiling the “actual machinery of despotism” (Wigan Pier 147).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in the novel between anti-imperialist politics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 for example, does modernity as a structure of feeling about breaking away from the past and tradition play o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political dispensation of the imperial coupled with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And what particular conception of culture and humanity might such a modernity be premised on? In Burmese Days, I argue that Orwell expresses the dilemma and dynamics of modernity through his use of a self-conscious narrative voice, and the story of his main character Flory, specifically the latter’s failure as a colonial, masculine subject. Orwell attempts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to the hegemonic version of European modernity that is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an Other and the equation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He explores a humanism written on and expressed through the body as part of the struggle with prejudice and bias that underlies Flory’s yearning for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Such an alternative proves unsustainable however and the result is cynicism, despair, and irony. Despite this, the textual search for another modernity remains ultimately of critical epistemological interest for its disclosure of the contested and far from monolithic nature of European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