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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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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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Trying to Grow Out of Stereotyp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Sexuality and the “Modern” Disability Subjectivity in Firdaus Kanga’s Novel(英語學系, 2018-03-??) Rimjhim BhattacherjeeFirdaus Kanga’s novel, Trying to Grow, tells the story of Brit Kotwal, a young Parsi boy with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negotiating his life in the Bombay of the 1970s.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semi-autobiographical work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religious and medical perceptions of disability in Indian societ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tudy how the novel focuses on several aspects of the lived reality of a person with “brittle bones” who does not grow more than four feet tall.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how the novel focuses on and confounds the commonly perceived notion of the asexuality of disabled individuals. Brit’s voice is extremely aware and articulates positions of difference within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 discourses. He is able to occupy what can be called a truly modern disability subjectivity. But, this paper shall show that Brit presents the reader with this modern, emancipatory rhetoric of disability because of the privileges of his gender and class status in the Indian context. Within the same text, Brit’s disabled female cousin is literally andfiguratively mute and meets with a very different fate. The paper shall thus investigate and try to complicate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sexuality and the “modern” disability subjectivity in Kanga’s novel.Item 以雷蒙威廉斯之觀點重新審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哲學(2009) 黃斌峰; Billy Bin Feng Huang本論文以雷蒙威廉斯之觀點重新審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unity)哲學。第一章闡述研究方法。首先在威廉斯的學說中，顯示出戲劇能夠與文化，社會，文學，語言，以及意識型態相連。接著探討葉慈的融合哲學，將之與文化，社會，文學，語言，以及意識型態做連結。如此兩者間的相容性便不證自明。第二章處理文化與文學。對威廉斯而言，文化與社會乃是無法切割，而文化可說是社會機器所製造出的產品。此外，威廉斯將文化視為是一種社會上中產階級(bourgeois)的概念，並列舉出三種文化分類：優勢(dominant)文化，新興(emergent)文化，及留存(residual)文化。葉慈冀望戲劇能融合愛爾蘭社會，他尤其希望戲劇能創造出文化的融合，而這其實便是一種文化產品。在另一方面，葉慈將其所謂的文化融合與英裔愛爾蘭(Anglo-Irish)文化劃上等號，因而打亂了其中的融合。而英裔愛爾蘭文化乃是一種留存文化，與蓋爾(Gaelic)文化處於戰略性的對立。這種文化形勢解釋了為何有些葉慈的劇作，像是「凱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得到了爭議性的評價。同樣地，威廉斯將文學與社會相連一起；對他而言，文學可以改變或是受制於社會。關於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產生，威廉斯相信其中必有一篩選的過程。葉慈企圖創造出一種融合性的民族戲劇文學，目的是融合愛爾蘭民族，然而英裔愛爾蘭性(Anglo-Irishness)，卻是他唯一的篩選標準。也就是說他破壞了自己的融合。 第三章處理戲劇與共同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以及語言與意識型態間的介面。根據威廉斯的說法，戲劇讓人窺看社會的全貌。共同情感結構是一種由戲劇法度(dramatic conventions)所產生的默契，主要針對社會意識與全貌。葉慈戲劇的本意，乃是描繪愛爾蘭社會的全貌，並且葉慈依賴其戲劇專業，達到融合愛爾蘭民族的目的。然而深入分析葉慈戲劇中的共同情感結構，便可顯示十分弔詭的是，葉慈主要著眼於英裔愛爾蘭的優越，此點可作為葉慈遭到破壞之融合的佐證。至於語言，威廉斯強調其乃是一種物質產物，並且必然會將意識型態包裹其中。綜觀葉慈的戲劇生涯，葉慈始終致力於創造出一種融合的戲劇語言，也就是愛爾蘭化的英語(an Irishized English)。這種英語使葉慈和蓋爾語聯盟(the Gaelic League)處於敵對形勢。幸好葉慈的外交手腕沖淡了這份敵意。在另一方面，一旦看清葉慈語言中的意識型態，便會因為只看到英裔愛爾蘭性而對於葉慈的語言融合感到幻滅。 第四章處理威廉斯與葉慈對於悲劇與革命的論調。威廉斯相信悲劇在精神上鼓勵人們進行社會革命，因此乃是革命的精神性原因。葉慈不喜革命，不過他深信悲劇能夠產生「悲劇性的喜悅」(tragic joy)，而促成觀眾精神上的融合。這裡所強調的重點，乃是威廉斯與葉慈兩人都利用了觀眾的情感，而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這也是葉慈將英裔愛爾蘭性深稙於愛爾蘭人心中的手段。接著是探討「胡拉洪之女凱絲琳」(Cathleen ni Houlihan)這部劇作，如何用威廉斯與葉慈的論調，將之視做是一部悲劇。主要的問題在於劇中的革命主題。如果考量葉慈如變色龍般的身份轉換，此點便能加以解釋。 最後，第五章總結整個研究，並做出結論：葉慈戲劇世界中的融合哲學，先是出現，然後便破滅。Item 讀者反應理論應用在高中英文文學教學之研究(2013) 周紅英; Hung-ying Chou許多研究已證明英文文學作品能擴展學生的語言能力，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提升個人成長，是一種能刺激並鼓勵學生學習的豐富資源。另一方面，讀者反應教學法激發學生藉由個人經驗，觀點與情感來與文本互動並作出詮釋。 本研究採用讀者反應理論在高中英語課教授英文文學作品。實驗進行九週，每週兩小時，對象為三十九位英文程度中等的女性學生。學生們被分成八組，每組包含不同程度的學生。她們利用各種讀者反應活動學習一本文學作品，例如討論、角色扮演與寫回饋日誌。問卷及訪問結果顯示使用這種方法學習文學作品，許多學生獲得閱讀樂趣。而且，讀者反應理論鼓勵學生做批判性思考以提升個人成長。讀者反應理論的各種活動創造出一個輕鬆的學習氣氛，同時也提升學生之間的相互了解。就語言能力而言，雖然學生對此教學法能否提升整體語言能力意見分歧，但大部份同學仍認為此教學法可以提升她們的英文閱讀及口說能力。本研究結果可應在提醒教師在選擇閱讀教材時應考量學生程度及興趣。Item Trying to Grow Out of Stereotyp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Sexuality and the “Modern” Disability Subjectivity in Firdaus Kanga’s Novel(英語學系, 2018-03-??) Rimjhim BhattacherjeeFirdaus Kanga’s novel, Trying to Grow, tells the story of Brit Kotwal, a young Parsi boy with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negotiating his life in the Bombay of the 1970s.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semi-autobiographical work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religious and medical perceptions of disability in Indian societ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tudy how the novel focuses on several aspects of the lived reality of a person with “brittle bones” who does not grow more than four feet tall.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how the novel focuses on and confounds the commonly perceived notion of the asexuality of disabled individuals. Brit’s voice is extremely aware and articulates positions of difference within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 discourses. He is able to occupy what can be called a truly modern disability subjectivity. But, this paper shall show that Brit presents the reader with this modern, emancipatory rhetoric of disability because of the privileges of his gender and class status in the Indian context. Within the same text, Brit’s disabled female cousin is literally andfiguratively mute and meets with a very different fate. The paper shall thus investigate and try to complicate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sexuality and the “modern” disability subjectivity in Kanga’s novel.Item 垃圾生命(2011/08-2012/07) 梁孫傑科慈（J. M. Coetzee）近期小說中所關懷的對象常是游移社會邊緣內外的生命。以 這次計畫中所要研究的幾本小說來說，就包括單身獨腳的老漢、罹患絕症的老婦人、中 年酒鬼流浪漢、被任意槍殺的逃學少年、被剝除公民權的流民、和難以數計被虐待和殺 害的動物。科慈除了鉅細靡遺地呈現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生命窘境之外，同時還 從宏觀的倫理視野，反思國家機器操弄後人類科技文明，全盤掌控所有的生命型態所帶 來的自然生命的終結，不論是人類或是動物，都難逃精密科學理性的評估和計算，以及 在這種評估和計算之後的篩選、控制、監管、除籍、流放和任意殺戮。本次計畫擬分三 年實施，以老殘生命、赤裸生命和動物生命來分別標示一、二、三年的研究主軸，並姑 且以「垃圾生命」來囊括這三樣生命如垃圾般共同的屬性。而所謂的他者倫理，是挪用 列維納斯「朝向他者」的倫理運動，從主體性做為人質的責任朝向他者無法還原的異質 性。德希達和阿岡本的相關理論則放在這樣運動中來和列維納斯的倫理哲學相互詰抗、 拆卸和組裝。在文本方面，本計畫集中研究科慈的幾部近期著作，《緩慢之人》（Slow Man [2005]）、《鐵器時代》（Age of Iron [1990]）、《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1983]）和《動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 [2001]），希望藉由列維納斯、 德希達和阿岡本對於他者倫理的哲學思辯，來探討在他世界裡面所呈現的父子關係、待 客之道、醫療體系、赤裸生命、例外狀態、和動物生命等議題。以下逐年分述： 第一年：老殘生命 在《整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的最後一章〈超越面貌〉（“Beyond the Face”） 中，列維納斯探討了愛慾、豐饒、父子等問題，並以「時間的無限」來總結這些問題。 這是頗受爭議的一章，多年來許多知名學者（如Kelly Oliver, Luce Irigaray）都已為文深 入抨擊列維納斯倫理哲學內隱涵的父權體制（也就是殘存的人本主義）。透過母親（或 戀人）的愛慾，父親與身為他者的兒子建立起豐饒的關係，這樣的觀念，在《緩慢之人》 中的老人Paul Rayment 身上表露無遺。Rayment 因遭受車禍切除右小腿，但堅決不願裝 上義肢。他對於女看護Marijana Jokič的愛戀和對她兒子Drago 超乎常情的照顧，假如 我們依照前述列維納斯對父子豐饒的關係來理解的話，那麼Rayment 其實是把Drago 當 成是義肢的替代物。不完滿的男人因為（他所認為的）兒子以他者的身份到來而得到完 滿。Rayment 拒裝義肢，同時也對現行醫療體系，尤其是醫療看護對於人體的馴化，大 加抨擊，認為人工義肢是將人體稼接到醫療體系的媒介，個人生命也因此會遭受行政權 力全面的介入，這一點應該和阿岡本的看法或有互補。Rayment 拒絕他的身體被馴化， 排斥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掌控，並且以看似無條件待客之道來歡迎Drago 和他的朋友。 事實上，這是種新自由主義的舊人文思想，反而暴露出Rayment 企圖以意識型態教育機 器來宰制他者收編異己的心態；Rayment 採取有條件式的待客之道，最明顯的例子，自 然是他將Elizabeth Costello 這個幾乎是全然陌生的絕對她者趕出住屋的情節。從另一方 面來看，Rayment 拒絕裝上義肢，似乎也可看成是他對於後人類人機合體（cyborg）的 深層恐懼。Rayment 是《屈辱》（Disgrace）中主角David Lurie 的老年版本，同樣的固 守在自己龜殼般堅硬頑冥的世界裡，絕不因任何情況任何因素而有所改變。不論是義 肢，或是Drago 為他裝配的可單腳操作的躺式自行車（recumbent bicycle），Rayment 一 概都不接受，如同他無法接受失去小腿的事實。對他來說，這個空缺必須被補滿，不是 被義肢或任何科技所填滿，而是以將別人的兒子當成自己兒子的方式來填滿。在這整情 況下，義子/他者變成了義肢的義肢。這是Lurie 或是Rayment 無法逃逸的僵局，有如陷 入黑格爾式的正反合辯證夢魘，也就是Rayment 自我嘲諷的thesis, antithesis, prosthesis。 第二年：赤裸生命 在第一年計畫中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思考。在列維納斯倫理哲學的侷限下，面對國 家機器，個人似乎重新陷入臣服或抗爭的二元對立老路線，而這樣對立的窘境，更因為 政治例外狀態而被極端化。《鐵器時代》的歷史背景發生在南非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的四年內（1986-1989），其中的酒鬼流浪漢Vercueil 和逃學叛逆的少年Bheki 分別採取 臣服和抗爭的態度。科慈除了延續之前作品對於殖民威權的猛烈抨擊外，同時也突顯在 國家緊急狀態下這些社會邊緣人如垃圾般的生命。一方面警察濫用國家賦與的職權凌虐 反抗勢力，另一方面社會異議狂熱份子利用無知青少年充當政治風暴的砲灰，雙方都認 定將敵人趕盡殺絕的斯巴達鐵律，對敵人絕對沒有任何例外可言，一律消滅殆盡。流氓 政治和政治流氓卻可擁有自我給予的權力來決定何時進入例外狀態，而其自身卻佔據例 外/正常無可區分的超越性位置。對科慈來說，這是國家病入膏肓的徵候，但面對個人的 癌症時，科慈讓罹患癌症的老婦人Elizabeth Curren 逆反霍布斯的國家想像，見證南非 傾頹腐敗的歷史。Curren 揭露新自由主義的迷思，以「愛不值得愛之人」、「因為不信任， 所以才去信任」這樣列維納斯式的非對等倫理關係，作為自己在死亡陰影下對待他者的 倫理座標。支撐起這個座標的基礎信念則和羞恥有關：Curren 相信，「只要有羞恥心， 就有榮譽感」。羞恥這個西方人類因為身體逾越律法而產生的自我檢視機制，標示出人 類之為（人文主義的）人的起源。 縱使Curren 對於他者滿懷哀衿憐憫之情，但仍囿限於人文主義的框架內。兩相比 較，在《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中，Michael K 則完全毫無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沒 有羞恥心，沒有榮譽感，但同時也完全被剝奪掉生為人「自然而然」擁有的各種公民權 利。就當權者的理解來說，他在故事後半段已經完全不具備可供官方辨識的公民身份， 在內戰爆發（1970-80s）的南非歷史背景下，沒有正當職業，居無定所，或躲藏山區， 或四處遊蕩，可說是阿岡本眼中的「牲人」（homo sacer），以「赤裸生命」（bare life） 的方式存在著。整本小說是關於Michael K 看似逆來順受的生命：不論是在槍管下苟延 殘喘，身上僅有一點財物被士兵洗劫一空，被監管在勞動營內，被迫在如人間煉獄般的 醫院接受治療，或是被迫與陌生女子發生性關係，Michael K 幾乎都是採取基進被動 （radical passivity）的姿態，對於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都當作「彷彿」（as if）沒 有這具身軀來參與其中。不是卑奴屈膝的臣服（如Vercueil），也不是流血革命的抗爭（如 Bheki 和他的朋友），而是一種阿岡本所主張的，無法被賦與某種固定主體性的生命實 踐。這是一種非資本主義、非國家、非司法、非主權的政治姿態。相對於Curren 的女兒 逃離南非定居美國，Michael K 採取的是不逃往別處的逃離，在原有的情況下持續運動， 這是逃離可以真正具備政治意義的唯一逃離路線。 第三年：動物生命 動物的生命，就是殘存的生命，也是赤裸的生命。不用等到年老，也不必罹患癌症， 牠們的生命早就已經命定為有如活在納粹集中營的存在。這是Elizabeth Costello 在《動 物的生命》為動物請命的主要訴求。科慈對於動物的關懷也是不遺餘力，動物更是在 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Lurie 一樣，Rayment 被比喻成陸龜，活在il y a 般的自 我封閉世界卻無法找到出路。在《鐵器時代》裡，民命賤如昆蟲，政客有如蹂躪大地 的過境蝗蟲，以及雞隻屠宰工廠血淋淋的描述，在在刻畫人性中獸性的恐怖面貌；在 《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中，我們見證獵捕動物的需要，也目擊對濫食動物的抨擊， Michael K 則在眾多動物形象中，以埋身大地穿梭泥土的蚯蚓來理解自己的生命。這些 對於動物的零星想像成為《動物的生命》裡集中討論的焦點，似乎對於人性的思索終 究得回歸到對於動物的想像，這恐怕也是德希達和阿岡本的學術路徑必要的轉折。 Costello 抨擊西方哲學思潮對於動物形象的誤解和扭曲，導致現今世界合法地虐待、濫 用和殘殺動物，阿岡本在《開展性》（The Open）中所提出的「人類學機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概念無疑可以提供清晰的歷史脈絡，釐清區別人類和動物必要性的法源，以 及該法源的誤謬缺失。而德希達在《故我在追隨的動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裡所提出的「邊界」（limitrophy）和「字動物」（l’animot）的說法，則可以深化 Costello 和阿岡本所沒有觸及的，語言當作再現動物的工具的層次。對科慈，還有德希 達和阿岡本來說，動物問題一向是人的問題，而在考慮人的問題時，必須要將他者擺 置其中。Item The Uses of Brevity: Valuing the “No More to Be Said” in Jean Echenoz’s Plan of Occupancy and the Transcontinental “Critical Novel”(英語學系, 2013-09-??) Thomas Phillip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value of brevity in contemporary French novels, particularly Jean Echenoz’s Plan of Occupancy, in relation to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ranscontinental fiction. Its central claim is that the stylistic minimalism of such fiction informs a “minoritarian” subjectivity that has both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dditionally, I discuss, in brief, other texts that are central to this issue including Don DeLillo’s The Body Artist,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novel that not only limits itself to a page count far below the average in American fiction, but presents a style that is indicative of precisely the kind of minimalism that is accepted and, indeed, celebrated by DeLillo’s French contempor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