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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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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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化管理的野心:近代中國的教育統計(1902-1937)
    (2021) 許瑈芸; Hsu, Rou-yun
    本文關注近代中國治理機制的轉型。中國從傳統帝國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重大改變之一,在於政府的治理邏輯由消極維持政權運作,轉為積極發展社會各個層面,並在此過程中,產生對新治理知識與技術的需求。其中,以統計方法進行數字化管理,是現代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術。過去學界關於晚清、民國之人口、社會、經濟等現代知識形成的研究中,皆關注到「統計型調查」這項知識工具對知識型態的影響,相形之下,調查步驟完成後的數字分析與應用方式,則尚未成為研究重心。因此,本文即以伴隨新式學校教育系統出現的教育統計為切入點,觀察近代中國自晚清至民國1930年代數字管理機制與觀念的變化。近代中國的教育數字化管理技術由多層因素交織而成。本文首先討論國際統計治理競爭進入中國的歷史背景,以及晚清教育統計機制的建立及運作模式。接著敘述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及學界專家辦理教育統計的方式,並分析其統計成果報告。本文透過比較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的統計組織及人員,呈現統計行政量能提升的趨勢,此外,亦指出教育會仕紳到教育學院師生的知識份子世代變化中,學界人士愈加強調教育統計的現象。隨著社會對教育統計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政府與學界人士應用數字的方式,也產生質量上的改變。國民政府的全國教育統計,使用了較北洋政府更加靈活的分析策略,諸如從項目間的關聯性發現教育問題,以及設定數值標準檢視教育政策的成效。學院師生強調「科學」的統計研究,因此追求將材料整理成百分比圖表、從大量統計數據中尋找潛在的教育現象,以及使用標準化方法衡量教育效率。然而,教育研究者更加倚重統計形式,並不必然使他們更能洞悉教育現況,其目光甚至被推理數字的研究方式侷限,因此擴大了調查結果與現實間的差距,顯示出近代中國追求數字化管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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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06-??) 謝明如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成立經緯、會務活動及其歷史意義, 指出日本領臺前, 其國內已普遍設立地方教育會, 以教育者為主體, 負責協助教育行政及落實教育政策。日治初期, 臺南首先引進教育會組織, 臺北、基隆、臺中、新竹、桃園等亦陸續在地方行政首長之號召下踵繼成立教育會, 其目的在管理書房及推動公學校教育, 成員大多以臺人士紳及書房教師為主, 故性質及會務活動均異於日本地方教育會。地方當局事先透過教育會聯絡書房教師, 尋求改良書房與推動新教育之共識, 並宣導相關規定及措施, 以漸進方式落實書房義塾管理規程; 同時, 督促書房及士紳子弟入公學校就讀, 影響所及, 地方政府得順利落實書房管理政策, 不少書房教師轉任公學校教師, 甚至率領私塾子弟轉入公學校就讀。要之, 新教育推展之初, 地方教育會實扮演中介之角色, 發揮溝通官民之功能,誠為日治初期地方教育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