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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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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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度之研究(1708-1895)
    (2007) 邱玟慧; Chiu Wen-hui
    本論文以閩臺為中心,兼顧國家與社會的角度,從保甲制的落實層面出發,以社會治安為考察切入點,進而觀察兩地社會保甲制的延續性與獨特性。時間斷限上以清代為主,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發布全國施行保甲命令起,迄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割讓予日本,並敘及前後相關史事。 清自康熙朝領有臺灣,閩臺兩地人口遷移流動極為活躍,除了海上澳甲船甲的實施外,陸地上的保甲更是官員多所強調之處,而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兩地保甲制度演變也有相當不同的表現,彼此之間或有承傳、或有變異。 橫越明末清初的戰亂,福建山區應地方社會型態所產生的自律性社會組織在清初時被國家力量開始有意的漸次消滅,取而代之者包括明末以來衍生至鄉約保甲制的種種職役人員,都在地方秩序的再整合上產生一定的作用,意味著清政府的基層支配力量逐漸在福建地方社會中確立。雍正以後,閩省官員百般嘗試要讓國家力量更有效率深入地方社會,作為方式之一的保甲制在官民雙方彼此影響過程中,漸次形成與清政府原本想像不同之圖景。 清初康熙至嘉慶年間,臺灣社會移墾社會特質濃厚,地緣團體與宗族組織皆未發展成形,保甲制未能與地方社會密切結合,其功效不得不大打折扣。道光以後,街莊等自然聚落亦隨時間累積而漸次成形,保甲才得以地方頭人-街莊總理-為著力點發揮較多功能,由官方給予其半官方身分,藉之推行保甲事務,任期不定,亦多見總理職位為某地同一家族長久把持的例子。清代中期以後臺灣保甲制推行的主要基礎不若閩粵等省在於宗族,而在於街莊總理頭人,此可視為清代閩臺官員針對臺灣保甲施行的努力上所做的設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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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時期的杭州徽商—以黟縣宏村遷杭汪氏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06-??) 張育滋; Chang Yu Tzu
    作為地域性商人群體之一的徽商,在明清的商業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明代中葉起,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徽商前往江南各城鎮經商發展,而名列全國的重要都會之一的杭州,也成為徽商聚集的經商據點。宏村汪氏的汪元台家族,最初便因經營鹽業之需而遷居杭州,其後汪氏一族經由子孫的努力,由原先的客居轉而入籍杭州,於康熙朝起更利用家族業鹽所得,轉而投資經營杭州的典當業,因此名列杭州四大富室之一。此外,遷杭汪氏對於族中子弟的教育更是不遺餘力,除了重視儒家教育之外,也積極培養族中子弟的文化素養和休閒愛好。對於鄉里間的公益事業,更是竭盡所能,好善樂施,與鄰里建立和睦的關係。本文即以黟縣宏村汪氏為例,探討此汪氏家族的遷徙歷程及其在杭州經營的商業內容和舉業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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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之困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於一九七○年代復甦,然而歷經三十餘年之奮鬥,該島至今仍未能自治或獨立。本文認為,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係因遭遇民族主義勢力分裂且相互殘殺、法國政府採取鎮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科西嘉人口流失、宗派之制約、缺乏國際奧援等五項障礙而無法達成目標。在上述障礙中,第一項障礙最為關鍵,因為它導致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勢力削弱且流失科西嘉人民之支持,因此該島民族自決運動如欲走出困境,應先從排除第一項障礙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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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之困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於一九七○年代復甦,然而歷經三十餘年之奮鬥,該島至今仍未能自治或獨立。本文認為,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係因遭遇民族主義勢力分裂且相互殘殺、法國政府採取鎮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科西嘉人口流失、宗派之制約、缺乏國際奧援等五項障礙而無法達成目標。在上述障礙中,第一項障礙最為關鍵,因為它導致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勢力削弱且流失科西嘉人民之支持,因此該島民族自決運動如欲走出困境,應先從排除第一項障礙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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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時期的杭州徽商—以黟縣宏村遷杭汪氏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06-??) 張育滋; Chang Yu Tzu
    作為地域性商人群體之一的徽商,在明清的商業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明代中葉起,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徽商前往江南各城鎮經商發展,而名列全國的重要都會之一的杭州,也成為徽商聚集的經商據點。宏村汪氏的汪元台家族,最初便因經營鹽業之需而遷居杭州,其後汪氏一族經由子孫的努力,由原先的客居轉而入籍杭州,於康熙朝起更利用家族業鹽所得,轉而投資經營杭州的典當業,因此名列杭州四大富室之一。此外,遷杭汪氏對於族中子弟的教育更是不遺餘力,除了重視儒家教育之外,也積極培養族中子弟的文化素養和休閒愛好。對於鄉里間的公益事業,更是竭盡所能,好善樂施,與鄰里建立和睦的關係。本文即以黟縣宏村汪氏為例,探討此汪氏家族的遷徙歷程及其在杭州經營的商業內容和舉業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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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之困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於一九七○年代復甦,然而歷經三十餘年之奮鬥,該島至今仍未能自治或獨立。本文認為,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係因遭遇民族主義勢力分裂且相互殘殺、法國政府採取鎮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科西嘉人口流失、宗派之制約、缺乏國際奧援等五項障礙而無法達成目標。在上述障礙中,第一項障礙最為關鍵,因為它導致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勢力削弱且流失科西嘉人民之支持,因此該島民族自決運動如欲走出困境,應先從排除第一項障礙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