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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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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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政府對臺灣山地治理的籌畫與建置(1943-1952)
    (2020) 馮邦彥; Feng, Pang-Yen
      國民黨政府在接收臺灣前做不少準備,一方面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對臺灣進行調查與資料搜集,國民黨政府由此認識臺灣山地與山地原住民,知曉臺灣總督府對蕃地蕃人的撫育與威壓措施,亦明白山地原住民可分為七族。臺灣調查委員會亦擬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將國民黨政府的民族觀作為臺灣山地的接收方針,即扶助、同化山地原住民,並給予山地原住民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則開設警察與行政人才培訓班,前者負責戰後山地之接收,後者則負責接收後的山地治理。為此,在招訓人才的過程中重視臺灣的特殊性,強調學員應具備臺灣方言或日語的能力,同時加強學員對臺灣情況的認識,因此對戰後山地的接收與治理是有正面意義的。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事前不清楚負責接收的國家與時間,對於軍事占領亦無規劃,使得接收機構匆促成立,接收人員亦忙亂集結。後行政長官公署人員陸續抵臺,臺灣山地之接收亦隨之展開。在「維持」的原則下,理蕃機關係由警察單位接收,完成後再交由民政單位主掌山地業務。由於先前未擬定完整的山地施政計畫,民政處與各相關單位一同召開高山族施政研究會,確立國民黨之民族觀為日後山地施政方針,由此將山地原住民納為中華民族的論述內,稱之為山地同胞。同時召開山地高山族施政考察團,對山地鄉村之劃設進行考察。編組過程雖一波三折,但最終山地區域多承繼日治蕃地之範圍,山地村域之劃設亦受日治駐在所轄區的影響。   國民黨政府在省縣鄉村均有主掌山地業務之機關,四者為處理山地龐雜事務,同時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實行山地行政一元化,但後來因為新任臺灣省主席陳誠不認同,又缺乏所需的財政與人才,山地行政機關最終朝向一般化發展。另外,當時山地鄉村長本欲如平地鄉村般進行民選,但因山地鄉村在編組上遭遇困難,使得部分山地鄉村無法順利舉行選舉,造成首屆山地鄉長均為官派,首屆山地村長部分官派、部分民選的情形,而首任山地鄉村長多為日治時期蕃地蕃社的重要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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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陳佳宏; Fupian Chen
    傳統中國統治者對處理反叛事件,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不具正當性的「暴力」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並非鮮事。因此,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看待。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