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Browse

Search Results

Now showing 1 - 2 of 2
  • Item
    扭曲畸形年代下的自我歪曲:埃德蒙·懷特《男孩故事》與《美麗的空屋》中的美國二十世紀中期同性戀男性氣概
    (2024) 謝遠山; Hsieh, Toyama
    一九八五年,在一場關於他的半自傳小說《男孩故事》(1982)的訪談中,艾德蒙.懷特(Edmund White)談論到他將自己的同性戀主角──即他年輕時的自己──描繪成一個「扭曲」(deformed)的男孩之意圖(McCaffery and Gregory 20)。根據懷特本人的說法,雖然他的部份同性戀讀者們期盼懷特能寫出一個能代表他們的正向榜樣,懷特卻選擇了要寫實地描繪出美國二十世紀中期對於他自己以及他所認識的男同性戀者們之影響,因為對於懷特來說,這段時期是一段扭曲畸形的年代。雖然懷特主要的受眾是男同性戀者,一些當代異性戀評論家也發現懷特的半自傳小說與他們身為男性的經驗產生共鳴(McCaffery and Gregory 20)。並且,正如本研究將論證的,在這段歷史時期中生活過的男性們想必也會感受到這種共鳴,因為懷特的小說與有關男性氣概的當代問題息息相關。綜上所述,分析懷特的小說想必能進一步增進我們對男性與男性氣概之間的關係之理解,因為這些小說顯然地捕捉到了美國二十世紀中後期男性在當代男性氣概影響下的生活體驗之本質。本文的主要分析文本為艾德蒙.懷特的《男孩故事》(1982)以及《美麗的空屋》(1988)。這兩本小說描繪了一位未命名的同性戀敘事者──懷特年輕時的自己──在美國二十世紀中期中的成長故事。受啟發於克萊夫·鮑德溫的文學男性氣概研究方法,本文在第一章中以建立有關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男性氣概的相關背景為始。由於當代對於傳統性別角色的崇尚,二十世紀中期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從眾」(Conformity)的年代。然而,通過對於相關文化史學的考察,會發現這一時期關於男性氣概的諸多定義遠比一般認知的性別角色來得更加複雜且模糊。在第一章建立了本時期男性氣概的相關背景後,本文的第二章將專注於懷特的主角,在他的父母、精神科醫師與同齡男孩們的影響下,習得並內化當代恐同的男性氣概觀念。最後,本文將探討懷特是如何描繪男同性戀者們,在內化了當代男性氣概觀念後,如何在他們與當代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將這些觀念付諸實施。懷特的描寫展現了美國二十世紀中期的男性氣概對於男同性戀者們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們所帶來的毀滅性影響。然而,通過他對於石牆起義(Stonewall Uprising)的描寫,懷特也展示了一種通過相互支持來擺脫男性氣概觀念束縛的潛在途徑。我相信,本文對於懷特小說的分析方式有潛能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男性如何與當代男性氣概思想互動、這些互動所帶來的後果、以及能夠解放男性免於這些男性氣概觀念禁錮的潛在方法。
  • Item
    《杜連魁》之「異/譯」性戀
    (2007) 蔡淑菁; Su-Ching Tsai
    本文旨在檢視王爾德的小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與王大閎齊名之譯作《杜連魁》之間對同性戀議題的不同發揮。探討《杜連魁》譯本雖可見於華人的評論、譯評及學術研究領域,但探討範圍大多侷限於語言或文化的對等,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討同性戀的議題是否在翻譯中喪失及其此喪失的過程,甚至連原作的同性戀書寫也常受到忽略。我的研究以傳統翻譯的定義來評析王大閎的譯作,也就是假設原文有可譯的涵義,一來是因為此種研究角度能直接點出我所想發掘的呈現差異,二來則是因為譯者及譯作本身宣稱忠實,並長久以來被冠上忠實翻譯的光環,並為大多數的讀者、研究者所信服,我刻意運用這種標籤來探討譯文,質疑同性戀主題是否也如譯者所言,信實地呈現。根據此研究角度,我先分析王爾德的情慾書寫,然後再剖析王大閎的處理策略。 研究發現,王爾德的情慾表達是建立於偽異性戀架構之上,再佐以繁多同性戀情欲轉喻,因此充滿了暗示性的書寫。而王大閎的譯作則是偏離原作傳遞的同性戀身份論述,並把外觀的掩護轉換成故事的內容。一方面,譯者運用中國古代男色來描寫同性情慾,但因為中西性別、情慾文化觀點不同,這促使譯文偏離王爾德傳達的同性戀意識。再來,譯者加強道德警世寓言的意味,強化異性戀架構,並融入中國男性道德觀,使得原先是講述置身於衣櫃內同性戀者的故事,搖身變成了道德敗壞而言形放蕩的花花公子。王大閎的翻譯策略顯露了典型的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雙重態度(homographesis)。本研究得到的結論乃是,同性戀書寫因該性傾向之邊緣、次文化及受歧視的地位,而必須發展出暗示性的書寫方式,譯者可因個人目的、喜好,輕易地在譯文中消弭同性戀情慾。故翻譯研究在探討牽涉同性情欲的書寫時,不應完全誠服於翻譯忠實的標籤,而忽略了潛在的同性情慾改寫。有鑒於王大閎當時翻譯時台灣同性戀論述及書寫資源皆有限,他仍可介入操縱,並遮掩他的改寫,消弭同性情慾,以當今蓬勃發展的男同志與女同志文化,可想見會釋出更多複雜的因素、改寫策略及操縱的可能性。同性戀書寫,可因翻譯而強化、顯現、出櫃,但翻譯也可能改變、消弭、移除此情慾。本文指出同性情慾翻譯的操縱,唯研究範圍有限,有待日後研究,尤其是有關華語的翻譯,以繼續探討翻譯與同性戀情慾書寫之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