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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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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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春阿美族的宗教文化變遷
    (2020) 簡明捷; Chien, Ming-Chieh
    本文從原住民族主體立場來重新看待宗教變遷,重新建構宗教變遷的歷史脈絡,探討民族文化觀念與宗教變遷發展之間的關係;以恆春阿美族的漢文化神明信仰變遷的類型為案例,考察宗教變遷的文化歷史與現狀。臺灣原住民族宗教變遷的研究回顧中,缺乏對於變遷歷史脈絡的掌握,因此難以從民族文化觀點理解當代的宗教現象;本文採取從民族文化與歷史脈絡觀點,從變遷動力、過程發展到當代文化,進行符合文化觀念的歷史脈絡分析,這是過去所沒有採取過的研究角度,也是本文重要的貢獻。 本文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子題:宗教變遷前的神靈觀念是什麼?宗教變遷動力與發展過程的理解與建構?當代宗教宗教祭儀的意義為何?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阿美族文化觀念的主題,從神話傳說的記錄進行整理,變遷歷史過程的主題,從歷史文獻與信徒口述歷史的方法來解讀與建構;當代的宗教祭儀認同主題,則以實地調查的參與觀察法,理解宗教活動中的原漢關係與文化認同。本文在章節安排上,以巫師、土地石、星星神與太陽女神幾個信仰案例,各作為一個章節進行說明,內容包含傳統文化觀、變遷時代與歷史發展,最後呈現當代巫術祭儀、土地公、七興娘媽與珠三娘媽信仰。結論部分,從各宗教變遷案例的探討,分析漢文化形式表現與文化觀念運作之間的關係。 恆春阿美族民族宗教在清代仍然盛行,日治時期受到漢移民宗教興盛發展影響,阿美族人與漢族有共同祭祀的需求,帶動了阿美族宗教文化的變遷;阿美族的神靈觀念對應漢族神明信仰,開始出現神聖象徵物,也確立採用漢文化形式的發展方向。當代宗教信仰,隨漢文化形式發展,也出現漢族神明雕像的表現,作為跟區域香火廟交流、參香的宗教社會形式;漢文化形式發展的同時,阿美族人仍然由神靈觀念、起源敘事,或是進香活動,從不同方式實踐民族/文化/部落的起源認同。宗教變遷中的文化觀念運作中,以天地人、日月星與祖靈觀念為主,相互連結為文化觀念結構,作為宗教文化變遷運作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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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反抗到傾斜
    (國文學系, 1997-03-??) 施懿琳
    吳德功為彰化地區宿儒,同治十三年秀才,清領時期在當地文壇及社會工作上都居於領導者的地位,與官方維持著相當良好的關係,是清廷統治下典型的科舉士子。一八九五年的割臺,打破了臺灣社會原有的秩序和權力結構。在「政治」、「文化」兩方面皆認同大清王朝的臺灣人,至此,開始面臨了割裂與抉擇的痛苦。有人黯然西渡,從此不復臺定居;有人見風轉舵,馬上向新政權投誠示好,也有人選擇了獨立建國,武裝抗日,民主國勢力瓦解,武裝抗日成了不可能之後,有人從此閉門不出,拒絕日方的招撫;有人則在幾度痛苦掙札之後選擇了妥協,與日本當局維持目當親近的關係。彰化吳 德功便是屬於「親日文人」中的一員。本文寫作的目的,不是要基於「民族大義」來責求前人;更不是要輕率地區分對方是「抗日文人」或「御用文人」,然後幫他們貼上色彩鮮明的標籤。相反地,筆者希望從過去粗糙的二分法走出來,嘗試透過目前所能掌握的吳德功作品,來了解他如何透過詩文乃至實際作為,表現對日本政權的認同,並進一步追問他的認同是屬於那一層次(政治的或文化的)?而後透過精細的閱讀,嘗試分析作者某些作品中潛藏著不易為人所知的幽微心靈。希以相應的了解去詮釋、解讀其人其作,為「親日文人」作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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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aze of the Other in Ang Lee's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and Hitchcock's The Birds
    (英語學系, 2002-01-??)
    Here I first briefly review the Western metaphys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self”/“other,” based on the logic of identity-and-difference, and the post-Hegelian, post-structuralist move away from this logic toward a notion of “difference” or “otherness” that cannot be contained within the hegemony of a (Eurocentric) rational “self” (mind, consciousness)—particularly as we get this move in Lacan and Levinas. Then I look at Hitchcock’s The Birds and (more substantially) Ang Lee’s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 (the Lacanian and Levinasian) terms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 inverted “gaze,” the self-negating (or abnegating) move toward/into the “other.” If the birds attacking fromthe sky are (as on Žižek’s reading) an other which can “negatively” signify and thus absorb or replace the social conflicts among the characters—nature “above” becomes the inverted gaze of culture “below”—then in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we are dealing with a more purely horizontal (socio-cultural) matrix of relationships in which the inverted gazes of/within the “pairs” (of warriors, friends or lovers) signify or signal inversions/reversals of identities or roles, including gender ro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