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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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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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資生堂藥舖在臺灣的企業經營
    (2023) 松田宜慧; Yoshie Matsuda
    資生堂藥舖(以下行文成為臺北資生堂)於明治30年(1897)臺北城內開業。創業者中田銀三郎(1865-1908)為藥種商,開業當時的營業項目為藥材、醫療器材及成藥的批發及零售。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改革以撲滅鼠疫及霍亂為優先,尚未進行全面性的瘧疾防治工作。中田銀三郎從日本邀請藥劑師來臺灣,開設「藥局」,以開發符合臺灣現地需求的藥。明治35年(1902)臺北資生堂出售治療瘧疾的自家產品「寒熱丸」。寒熱丸系列產品成為臺北資生堂的代名詞。進入1910年代,臺灣藥品相關法規經過多次修訂。第二代中田銀三郎(1893-1914,創業者中田銀三郎的兒子)為藥劑師,他繼承家業後,臺北資生堂開始將營業的中心從成藥的販賣轉移向醫療院所及醫藥相關業者販賣的藥品。第二代銀三郎與父親皆為臺灣醫學會及臺北藥業組合的會員,這些組織的活動幫助臺北資生堂建立經營的基礎。其後中田堅(1872-1943,創業者的妻子,第二代銀三郎的母親)繼承家業,經營商店將近三十年。中田堅於大正12年(1923)將公司株式會社化及成為臺灣總督府專賣產品「赤十字葡萄酒」代理人。葡萄酒的代理可以保證穩定的收入的同時,進入1930年代臺北資生堂在經營上開始受大型藥品廠商鹽野義商店的影響。中田堅在史料中經常被描述「女中豪傑」,在藥業界擔任各種組織的幹部。臺北資生堂在產業界建立的網絡可說是基於他們從第一代銀三郎經營時期所積累的技術與知識。雖然臺北資生堂公司規模不大,但是他們在藥品產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醫療資源缺的狀況下,他們提供成藥的選擇。到日本統治時期結束為止,他們一直雇用藥劑師,得知他們重視品質及技術的情況。他們也從事政府相關行業。從臺北資生堂的企業活動可以了解,日治時期中小型業者如何在臺灣經營公司,以及一個日本人家族來臺灣的家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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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臺灣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1-06-01) 許佩賢
    日治時期台灣的收音機體操,是自殖民母國日本傳過來的。日本的收音機體操(ラジオ体操)顧名思義,是配合收音機廣播的音樂節奏來做體操,自戰前1928年開始成為收音機廣播的固定節目。台灣則稍晚自1930年4月起固定播放,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本文主要從近代化的裝置、國民化的裝置以及戰爭動員的裝置來考察日治時期台灣收音機體操的發展過程。 收音機廣播本身是20年代最先進的媒體,收音機體操的音樂是用鋼琴演奏的西洋風樂曲,收音機體操不論是硬體(收音機)或是軟體(聲音),都充分表現其近代風格,清晨的收音機體操使身體配合近代的時間規律,符合都市生活作息。收音機體操於1930年代出現在台灣,正好就是台灣的都會文化、大眾文化發展的時期。1930年代前半,台灣也開始倣效日本內地於每年夏季舉行收音機體操大會,隨著電波的傳送,社會大眾經歷一種共時性的體驗。從日常學校中的體操課、學校或州郡運動會的集團體操,到每日的收音機體操廣播、全島性的收音機體操大會,再到帝國規模的體操祭,透過收音機體操,總督府官僚所期待的共同感,才能由學校、州郡這樣的小團體,擴大到台灣、然後到帝國,從而達到日本國民化的目標。 1930年代中期以後,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旗幟下,收音機體操和各種新發明的體操在整個帝國同步總動員,收音機體操是帝國確認忠誠的試紙,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帝國大大的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到處都在做收音機體操;另一方面,朝鮮、台灣這些帝國周邊的殖民地,甚至比本國更進一步,藉由自創的集團體操,向本國表達忠誠。